學史明理交流研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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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史明理交流研討材料范文第1篇

近十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新態(tài)勢，總的說來有：方法論的檢討、中國經(jīng)典的詮釋、出土簡帛的哲學思想研究、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思想、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及致力于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建構等。在這些方面已取得豐碩成果。此外，儒學與當代、儒學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與道教、宋明理學、明清之際與清代學術、現(xiàn)當代新儒學思潮等，已成為熱門或顯學；三《禮》之學、名家與漢語語言邏輯哲學、中國政治法律哲學、生態(tài)環(huán)境哲學、和諧思想、身體觀、身心平衡論與心理調節(jié)學說等，正進入重新探討的階段并不斷深入。

從學界最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當前國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前沿、重點與熱點問題或領域有：

第一，關于方法論的檢討或反思。許多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從不同視角，積極檢視以西方現(xiàn)代化理論、啟蒙理性、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等來研究東方歷史文化傳統(tǒng)及學術文本的局限性，借鑒海外中國學家（或漢學家）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經(jīng)驗并檢討其得失，總結中國哲學學科創(chuàng)建百年來從依傍、模仿西方哲學到逐步建立起學科自主性的經(jīng)驗，研究哲學與史學、哲學史與思想史路數(shù)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試圖摸索、建構更切合東方、東亞或中國哲學的方法學系統(tǒng)。

第二，中國經(jīng)典的詮釋成為主潮?！敖?jīng)典文本—思想學術”兩者之間，有一定的思想空間和語言張力，關鍵是時代背景及學者們的學術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國典籍的豐富、深刻與遠久，由于時代性問題的凸顯和學者的理論自覺，由于中西之間的學術、學者的交流與對話，經(jīng)典詮釋的問題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

學界引進伽達默爾詮釋學方法或胡塞爾現(xiàn)象學方法等，同時思考自身的詮釋傳統(tǒng)，加強了中國經(jīng)典詮釋的方法學研究。而當前大家關注的經(jīng)典詮釋問題不僅包括經(jīng)典詮釋的方法或方式問題，也包括經(jīng)典詮釋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僅包括現(xiàn)代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經(jīng)典的詮釋，也包括古代中國學者與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經(jīng)典的詮釋；不僅包括西方經(jīng)典詮釋學與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結合，也包括中國固有之經(jīng)典詮釋的歷史與內在理路。

中國的哲學經(jīng)典汗牛充棟，在傳統(tǒng)宋學、漢學的基礎上，如何借鑒西方、日本學者的微觀研究，以深入探討儒、釋、道三教及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變細節(jié)，闡釋其間所反映的不同時間、地域之學者的創(chuàng)造性解讀及外域文化的影響，是極有價值的。特別是，經(jīng)典文本與傳統(tǒng)的民間社會生活，與傳統(tǒng)政治法律制度的關聯(lián)，經(jīng)典文本在東亞地區(qū)的互動與發(fā)展中所獲得的不同意蘊，經(jīng)典文本的東西方翻譯史，印度與中國佛教的傳播及發(fā)展，近代中、西、日詞語或范疇的格義與互釋……這些都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不斷深入和細化。

還要說明的是，當前中國學者更加重視國學即中國傳統(tǒng)學問或學術，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綜合性，尤其是重視對經(jīng)學或某一單經(jīng)的閱讀與研究，并注意在傳承歷史與面向未來、面向世界與建構自我的意義上去培養(yǎng)后學。有關儒家、道家、佛家經(jīng)典等的詮釋，要花很大的氣力，要有扎實的學術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養(yǎng)，需要一代代學者的努力與傳承。隨著時代的步伐與對生活意義的開拓，學者們也將進一步創(chuàng)造性地闡發(fā)經(jīng)典的現(xiàn)代意義與價值。

第三，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論總是與中國古代的天道論與人道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學界非常重視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學、正義理論來分析研討之。、自由主義與傳統(tǒng)主義的對話，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社會秩序的重建，政治與法律問題的凸顯，現(xiàn)代政治學、倫理學的挑戰(zhàn)，都激發(fā)了本學科同仁去加強對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疏理與闡釋。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不僅僅重視價值或古人所謂的“義理”，而且重視公正有效的社會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構或制度建設?？梢哉f，典章制度、各類文書即使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但典章制度之學也一直是中國學術的重心之一，這些在儒家經(jīng)典以及后來的大量史料或文獻中可以得到印證。中國古代哲人的政治觀念與制度追求，歷代政治哲學思潮尤其是明清與民國時期的政治哲學思潮的產(chǎn)生、發(fā)展及其變遷與影響，現(xiàn)代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與中國古代政治觀念的差異、會通、超越等，這些都已成為學界的難點問題，富有挑戰(zhàn)性。

第四，出土簡帛的哲學研究仍然是熱點。王國維先生有“二重證據(jù)法”之說，即地下材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印證。上世紀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的一批楚簡，其哲學思想非常豐富，尤其關于孔門七十子、戰(zhàn)國儒道諸家的資料彌足珍貴。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湖南長沙馬王堆漢簡與帛書、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學術價值頗豐。以上簡帛文獻是研究先秦兩漢諸家學說之流變、先秦兩漢中國人之宇宙觀念與倫理思想的寶貴資源。

另外，云夢睡虎地秦簡、江陵天星觀楚簡、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張家山漢簡、荊門包山楚簡等，有很多關于當時民間信仰及官方法律文書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專家又在云夢發(fā)掘出一批漢簡，基本上是法律文書，與睡虎地、張家山的材料相呼應與補充，而且還有類似《說苑》一類的書。我國有深厚的法律文化傳統(tǒng)，值得我們重視，希望哲學界與法學界聯(lián)起手來研究。歷史上觀念、制度與民間習俗的相互聯(lián)系及其具體內容，也應是哲學史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意味著我們日益重視價值觀念的生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聯(lián)系。

第五，宋元明清學術一直是中國哲學界的研究重心。這一研究在上世紀前半葉就很發(fā)達，這是由于宋明理學與清學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內在聯(lián)系，由于宋明理學較前代學術呈現(xiàn)出了更高的哲學形式、哲學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時代較近、存世文獻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宋明理學的哲學范疇、哲學體系，學術人物與學術群體，派別師承和學術流變等。另外宋明理學的民間化、官學化與明清新哲學的興起也日益受到學界重視，比如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明清哲學研究，就特別重視“宋明—明清”哲學的演變及其現(xiàn)代性之動向，蕭萐父先生、許蘇民先生與年輕學者吳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頗有創(chuàng)見和學術影響。但也有不同學者的挑戰(zhàn)，質疑侯外廬——蕭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說，質疑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與宋明儒學有根本區(qū)別之說，也有專家質疑清代以“禮”代“理”之說。由于宋明儒學的復雜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歷史上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世界數(shù)百年，所以宋明學術與佛家、道家、文學、科學、商業(yè)、政治等的相互關系或聯(lián)系，宋明理學在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東亞國家或地區(qū)的民間傳播及當?shù)刂熳訉W、陽明學的復雜性，宋明思想的東亞影響、不同走向以及與當時西學的結合，都已成為重要的考察對象或研究內容。在一定意義上，宋明儒學本身所具有的現(xiàn)代性還需要重新探討。

第六，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與特色，確立起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專家特別關心中國哲學的真實內涵與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國哲學的宇宙論與形上學，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情感、行為方式與語言方式中的哲學問題與學說特色。

對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綜合海內外專家們的見解，總結出中國哲學的某些特色：中國哲學沒有西方哲學中的上帝與塵世、超越與內在、本體與現(xiàn)象等絕對二分的構架，而是堅信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間不是彼此隔礙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濟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體認宇宙自然蓬勃生機、創(chuàng)進不息的精神，進而產(chǎn)生了一種個人價值的美與善。

粗略言之：①“中國哲學的氣論是自然生機主義的”；②“中國哲學把宇宙看成是創(chuàng)進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國哲學有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態(tài)圓融的觀念和智慧”；④“中國哲學重視存在的體驗、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著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與實踐功夫的達成”；⑤“中國哲學實踐性強”；⑥“中國哲學有自身獨特的概念、邏輯、理性”；⑦“中國哲學中，道、誠、仁、性、理等本體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因而在中國哲學中，天人之間、形上形下之間、價值理想和現(xiàn)實人生之間是沒有鴻溝的”等。

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之思的這些本原特征，都說明應該“在與西方哲學的比照、對話中，超越西方哲學的范疇、框架與體系的束縛，確立起我們中華民族的哲學傳統(tǒng)、哲學智慧與哲學思維的自主性或主體性”。學界提出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或“自主性”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學或非中國哲學，猶如提出飲食的個體健康、個體選擇問題不等于排斥飲食或反對飲食，不畫地為牢、作繭自縛是常識，我們當然不能陷入因噎廢食和中西對立與隔絕的陷阱。

學史明理交流研討材料范文第2篇

關鍵詞：洛陽學；河洛文化；華夏歷史文明；包容文化

中圖分類號：G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2-0138-05

洛陽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長期處于國家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地位，在歷史上極具國際影響力。洛陽學是以洛陽地區(qū)的歷史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兼及中華文明發(fā)展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洛陽學之所以成為一門新興學科，根本原因在于洛陽數(shù)千年來的文化積淀，形成了豐富而珍貴的古籍文獻。這些或由洛陽人撰寫或著于洛陽或主要描述洛陽的著述，已成為洛陽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在今天越來越受到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重視，并日益呈現(xiàn)和迸發(fā)出巨大的魅力與活力。本文在對部分具有洛陽地方特色的歷史文獻擇要略作介紹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搜集、整理洛陽古籍文獻，編纂“洛陽文獻集成”，并從開展跨學科研究、服務洛陽社會發(fā)展、構建國際洛陽學等幾個方面提出洛陽學研究的幾點建議。

一、洛陽古籍文獻概覽

1.豐富而珍貴的地方志

“方志乃一方全史也?！雹俚胤街緦σ粋€地方的自然地理、行政沿革、經(jīng)濟狀況、社會風俗、重要人物、詩文著作、名勝古跡等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具有內容豐富，連續(xù)性好，可信度高等特點，在歷史文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地方歷史文化的珍貴資料。洛陽地方志數(shù)量眾多，部分志書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如《河南志》，原為北宋史學家宋敏求所著，后佚。清地理學家徐松修《全唐文》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部分內容，因多為元代資料，世稱《元河南志》。清宣統(tǒng)初年，文獻學家繆荃孫將其刊刻于《藕香零拾叢書》。著名史地學者沈認為：“《河南志》久佚，獨借是志，而隋唐東都制度，猶可考見其全，其當寶貴何如也！”②《元河南志》為現(xiàn)存最早的洛陽古方志，是研究我國自周至元時期，洛陽城池、宮殿、坊市、古跡等發(fā)展變化的重要文獻。又如明弘治十二年（1499）刊刻的《河南郡志》，編排體例“重古輕今”“因地因事而制宜”③，多有獨到之處，為現(xiàn)存最早的河南府志，也是現(xiàn)存唯一有關洛陽的明代志書，國內僅存殘本。清代的洛陽縣志有順治年間、康熙十年、康熙四十年、乾隆年間、嘉慶年間等多個版本。民國《洛陽縣志》，記述先秦至1946年的洛陽歷史，類目完整，資料翔實，體裁方法新穎，現(xiàn)在僅洛陽市檔案館存有一部手稿。

2.有中華元典文獻之稱的河圖洛書

傳說中出自洛陽境內的河圖、洛書，《尚書》《易經(jīng)》《禮記》《論語》等先秦儒家經(jīng)典雖然均有記述，但對于其真實面目又語焉不詳。因此，“自古以來，關于河圖洛書一直是一個具有爭議的撲朔迷離的問題?！薄笆且粋€誘人的謎，是一個蘊含豐富的知識迷宮，是一個濃縮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髓的信息之源。”④為破解河圖洛書的千古之謎，歷代學者潛心研究，著述頗多。南宋蔡沈所撰《洪范皇極內篇》，將洛書視為數(shù)之本源，提出“河偶洛奇”說，開創(chuàng)術數(shù)學洪范流派。南宋洛陽人郭雍所著《郭氏傳家易說》，潛稽易象，以傳家學。清初河南理學名儒冉覲祖所撰《河圖洛書同異考》認為，河圖洛書本于朱熹《易學啟蒙》，并提出“河圖主互、洛書主對”說。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理學名臣李光地奉康熙帝之命纂成《周易折中》。該書“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眾儒之考定，與通經(jīng)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⑤，兼容并蓄諸家之說，而又有所發(fā)明，為周易與河圖洛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3.燦若星河的名人別集

洛陽歷代名人輩出，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詩文名著。西漢政治家、思想家賈宜所著《賈長沙集》，其《新書》中的《過秦論》篇，總結了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宗首》《藩強》《權重》篇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其他諸篇提出了重本抑末，利民安民，注重禮儀等政策措施，為研究西漢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提供了寶貴資料。唐“詩圣”杜甫所著《杜工部集》，共收詩1400余首，是我國古代詩歌經(jīng)典名著。其中的大量時事政治詩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亂前后的巨大社會變遷，內容真實，感情真摯，被譽為“詩史”，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研究價值。著有《河南集》的北宋洛陽人尹洙尊崇孟子、韓愈，力為古文。范仲淹稱“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深有功于道”⑥。明呂維祺的《慎獨堂集》（由吳偉業(yè)編輯而成，又名《明德先生文集》）和清呂謙恒的《青要集》都比較有名。呂維祺生平“篤實踐履”“晚殉闖難，以節(jié)義顯”，其“所論建多樸實，亦異乎空談經(jīng)濟之流”。⑦呂謙恒的詩歌“格調不襲宋以后，吟詠性情，即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⑧。

4.博大精深的理學名著

由北宋程顥、程頤兄弟于洛陽創(chuàng)立的洛學“不僅是宋明理學的理論奠基者，而且是宋明理學發(fā)展和演變的方向的決定者”⑨。明末清初理學名儒孫奇逢曾在《洛學編序》中說：“洛為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黃河蜿蜒?！薄皩W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識大識小，各有傳人?！雹狻抖倘珪?，為程顥、程頤著作的合編。包括《二程遺書》及附錄、《二程外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伊川易傳》《程氏經(jīng)說》《二程粹言》等，是研究程顥、程頤生平及學術思想的重要資料。南宋乾道年間，朱熹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與其弟子的“行狀”“年譜”“奏狀”“墓志銘”“遺事”等傳記材料，編成《伊洛淵源錄》。該書以程顥、程頤為正宗，構建起直接孟子的道統(tǒng)體系，是我國首部理學史專著，開“學案體”之先聲，在學術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謝鐸的《伊洛淵源續(xù)錄》以及清張伯行的《伊洛淵源續(xù)錄》均以程顥、程頤為理學正宗，接續(xù)伊洛學脈，彰明程朱理學。清初理學名臣湯斌編纂的《洛學編》，沿襲其師孫奇逢《理學宗傳》的編纂思想和體例，前編列漢杜子春、鄭興、鄭眾、服虔，唐韓愈，宋穆修，正編列宋程顥、程頤、邵雍等14人，元許衡、姚樞等3人，明薛u、曹端、閻禹錫等24人，綜述其生平事跡、師承和學術思想。此書為第一部河南理學史。

5.名勝名物的不朽篇章

西晉陸機所著《洛陽記》，“是古代城市史志中較早的一部，也是寫得較好的一部”B11。該書對當時洛陽的城市規(guī)模、城門、宮殿、太學、里市、官署、苑囿等均有詳細記載，為研究洛陽城市史提供了大量珍貴資料。北魏楊f之所著《洛陽伽藍記》分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城北等5卷，是記述都城洛陽佛寺興衰的重要著作。該書除對40余所寺院的建置規(guī)模及變遷詳細記載外，兼記北魏孝文帝遷洛至爾朱榮之亂時期洛陽城的“建置”“布局”“城門”“宮殿”“里坊”“名勝”，涉及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風俗、人物、地理、中外交通等諸多方面。其中，不少史事可補《北史》《魏書》之缺或互相參證，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歷史文獻。北宋李格非所著《洛陽名園記》，追記其所親歷的洛陽“富鄭公園”“董氏西園”“董氏東園”等19處園林。李格非在后記中發(fā)出警世之言：“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薄奥尻栔⑺?，天下治亂之候也?！盉12北宋宋歐陽修所撰《洛陽牡丹記》分“花品敘”“花釋名”“風俗記”等3篇，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牡丹專著。該書評品了24種牡丹，分析了各種花名的由來，記載了洛陽人賞花的風俗和“種花”“養(yǎng)花”“醫(yī)花”等栽培技術。認為牡丹“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B13。

6.源遠流長的小說戲曲

西漢洛陽人虞初曾將《周書》改寫成《周說》，即《虞初周說》。虞初“就是我國最早的小說作家，《虞初周說》也就是最早的個人小說專集”B14。雖然此書已佚，但虞初作為“小說”的代稱卻影響深遠。明代形成“虞初體”小說文獻體裁，出現(xiàn)了《虞初志》系列，到清代又產(chǎn)生了《虞初新志》系列?！稌嬗洝?，又名《鶯鶯傳》，唐元稹所作。敘述了崔鶯鶯與書生張生的愛情悲劇故事，對人物性格與心理活動刻畫細致，文筆優(yōu)美，為唐傳奇之名篇?！捌涫轮鸷澄牧郑瑸榱ι醮蟆！盉15后世以之為本，衍生出《弦索西廂》《西廂記》《續(xù)西廂記》等多部戲曲。清康熙年間，呂履恒創(chuàng)作的劇本《洛神廟傳奇》分上下卷，以明清鼎革為歷史背景，敘述了書生何仲虎與巫有娘、賈綠花之間的離合情緣，頗有傳奇色彩。

7.卷帙浩繁的佛教經(jīng)典

洛陽是中國佛教發(fā)祥地，東漢即成為佛教中心，佛學著作頗多。《四十二章經(jīng)》，據(jù)傳為東漢迦葉摩騰、竺法蘭漢所譯的中國第一部佛經(jīng)。該佛經(jīng)集結佛陀42段語錄而成，言簡意賅，闡述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勸世人“精進離欲，由修布施、持戒、禪定而生智慧，即證得四沙門果”B16。此書對于中國佛教的早期傳播起了較大作用，是研究古代佛教的重要資料?！段ㄗR論》是“一生事業(yè)，為介紹世親護法等一派之佛學于中國”B17的玄奘，以唯識說為主，雜糅印度親勝、火辨、難陀等九家對世親《唯識三十頌》所作的注釋編譯而成。主要論證一切現(xiàn)象均是唯識所變現(xiàn)，外境實無，唯有內識。此書是佛教唯識宗的重要經(jīng)典，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與價值。南朝梁慧皎編纂《高僧傳》，收錄自東漢明帝至梁武帝年間，部分佛教高僧的傳記。此書開創(chuàng)佛教傳記新體例，分“譯經(jīng)”“義解”“神異”“習禪”“明律”“忘身”“誦經(jīng)”“興?！薄敖?jīng)師”“唱導”等10科，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文獻。

8.名目繁多的金石資料

洛陽古跡眾多，文物豐富，金石之學發(fā)達?！兑陵I造像題字目錄》，為清道光年間方履]所撰。該目錄輯錄北魏至宋時期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題記，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清中期名儒武億，博通經(jīng)史，尤長于金石文字考訂，所著《授堂金石文字三跋》，分周以迄隋、梁，唐，后唐至元等3跋，通過訂前人之疏誤，增己之所獲，以補正史之不足。《洛陽存古錄》，為清金石學家劉喜海所著。收錄了大量曹魏至元代的洛陽碑刻、造像題記、經(jīng)幢、墓志等石刻資料。郭玉堂1935年編輯《千唐志齋藏石目錄》，收錄新安張鈁所藏漢至明代碑刻，尤以唐碑為多。

二、編纂“洛陽文獻集成”

作為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載體，古籍文獻是文脈流傳的主要途徑。保護整理古籍文獻，是延續(xù)中華民族文化血脈，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實現(xiàn)中國夢的重要戰(zhàn)略舉措。編纂“洛陽文獻集成”，不僅有助于夯實洛陽學研究的重要基礎，而且有助于傳承有地方特色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

近些年來，全國各地陸續(xù)啟動了大型文獻叢書編纂工程，如“湖湘文庫”“荊楚全書”“巴蜀全書”“山東文獻集成”“浙江文獻集成”“江蘇地方文獻叢書”“上海文獻叢書”“金陵全書”“溫州文獻叢書”“蘇州文獻叢書”“杭州文獻集成”“常州歷史文獻叢書”“嘉興文獻叢書”“衢州文獻集成”“臺州文獻叢書”“樂清文獻叢書”等。這些旨在搶救和保護珍貴地方文獻，為研究地方文化提供第一手資料的大型文獻叢書，均產(chǎn)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和較好的社會效益，為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做出了積極貢獻，功在當代，澤被后世。2012年，洛陽市啟動的“中國河洛文化文獻叢書”編纂工程，至今已出版《元河南志》《孝經(jīng)大全》《洛陽曹氏叢書》等30余部，為編纂洛陽歷史文獻叢書積累了大量可資借鑒的經(jīng)驗。

整理編纂一部能代表和傳承洛陽歷史文化的“洛陽文獻集成”意義重大。作為一項基礎性文獻整理工程，不僅有助于保護瀕危的洛陽古籍文獻，而且有助于深化洛陽學研究，實現(xiàn)洛陽文獻資源共享利用的最大化；作為一項集體性攻關科研工程，不僅可以充分整合洛陽學研究團隊力量，培養(yǎng)更多的洛陽古籍文獻整理和研究人才，而且可以整體提升洛陽學的學科建設與發(fā)展水平；作為一項標志性文化宣傳工程，不僅可以充分展示洛陽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而且可以增強國內外對洛陽重要文化地位的認同，進一步提升洛陽文化軟實力；作為一項精品性文化出版工程，不僅有助于形成洛陽著名文化品牌，而且可以促進洛陽文化事業(yè)的繁榮，推動洛陽相關文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作為一項前瞻性文化建設工程，不僅可以進一步提升洛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有助于加快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示范區(qū)的建設步伐，推動洛陽學研究走向世界。

編纂“洛陽文獻集成”，無疑是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為此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好統(tǒng)籌規(guī)劃。一是成立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由洛陽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擔任主任、副主任，相關局委、社科聯(lián)、史志辦、高校、圖書館、博物館等單位主要領導任委員，負責編纂出版工作的領導和協(xié)調；下設辦公室，承擔具體組織實施工作。二是制定研究和出版計劃。在對洛陽地區(qū)古籍文獻進行系統(tǒng)整理的基礎上，通過整體規(guī)劃、分步實施，預計用10年左右時間，分批出版500種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洛陽古籍文獻。三是制定收錄原則和出版方式。主要收錄民國以前的洛陽歷史文獻，廣泛征集海內外圖書館、博物館收藏的稿本、抄本等稀見的地方文獻，系統(tǒng)編制《洛陽學書目提要》。B18對有重要歷史影響的名人大家，收錄其全部著述，編為全集；對比較重要的歷史人物，收錄其主要著作，編為專集；對其他不同領域的著述，如方志、譜牒、碑刻、圖冊、繪畫等，編為專題文（圖）集。優(yōu)先整理出版善本、孤本、珍本地方特色文獻，以及世界文化遺產(chǎn)、一帶一路等社會關注焦點和學術熱點文獻。文獻原則上以影印方式出版，同時區(qū)分不同類型的著作，以點校本、譯著和數(shù)據(jù)光盤等復合形式出版。五是制定具體實施辦法。編纂出版采取面向全國公開招標和特別委托方式進行；實行項目管理運行制度；對編纂項目成果進行評估審核；項目成果統(tǒng)一出版格式，力求裝幀精美，版本精良。六是經(jīng)費統(tǒng)籌。申請洛陽市委、市政府特批后的文化建設工程重大專項經(jīng)費，爭取省、中央部委和有關部門的扶持資金，申報省、國家社科基金委托項目、出版基金重大項目經(jīng)費與配套資金，募集社會熱心文化事業(yè)人士的相關捐助等。

三、開展多學科綜合性洛陽學研究

1.開展多學科跨領域研究

洛陽文化極其豐富，包括政治、經(jīng)濟、哲學、軍事、社會、宗教、科技、教育、歷史、文學、藝術、醫(yī)學、天文、地理、環(huán)境等多方面內容，涉及歷史學、考古學、文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哲學、民俗學、醫(yī)學、天文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研究領域。因此，洛陽學是一門跨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的綜合性學科。在洛陽學研究中，除了進行各學科的專門研究之外，還應積極開展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這既是現(xiàn)代學科發(fā)展的一般趨勢，也是深化洛陽學研究的重要途徑。比如，就學科性質而言，歷史地理屬于地理學的分支，但在歷史文獻豐富的地區(qū)，歷史地理往往能夠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視角。在洛陽為何能夠長期成為中華文明中心的問題上，如果從自然環(huán)境、地理位置入手，運用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就會得到比單純歷史學研究更為豐富的認識。而歷史學內部，也存在著政治史、經(jīng)濟史、思想史、軍事史、社會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藝術史等不同專業(yè)門類。一件歷史文獻、一次歷史事件，經(jīng)常會涉及多個研究領域，需要從不同專業(yè)角度進行分析和研究。目前，對于文化資源極為豐富的洛陽學來說，文獻史料已不是問題，所缺乏的就是理論方法的創(chuàng)新和研究領域的突破。開展跨學科研究，推動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發(fā)展，培育新的學術生長點，將是洛陽學未來發(fā)展的重中之重。

2.服務洛陽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

開展洛陽學研究，就是要聚焦洛陽，旗幟鮮明的為洛陽社會發(fā)展服務。這是洛陽學研究根本目的，也是洛陽學的生命力所在。一是要做好洛陽學的基礎研究工作。全面梳理洛陽文化資源，深入研究誕生于洛陽的中華民族元典文獻和思想，系統(tǒng)闡釋中華文明的發(fā)展演變歷程；加強洛陽對外經(jīng)濟文化交流和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研究，深化關于歷史時期區(qū)域國際化的理解與認識；分析洛陽全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地位的歷史變遷，總結區(qū)域社會發(fā)展的經(jīng)驗與教訓；研究洛陽地方特色文化，保護優(yōu)秀文化遺產(chǎn)，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提煉區(qū)域人文精神。二是要關注重大理論和現(xiàn)實問題，做好洛陽學的應用對策研究，為區(qū)域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提供學術支撐與智力支持。深刻認識洛陽歷史問題與現(xiàn)實發(fā)展內在聯(lián)系的重要性，切實把洛陽學研究和洛陽現(xiàn)代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以解決洛陽發(fā)展所遇到的重大理論和現(xiàn)實問題為目標，從大歷史的視野，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積極開展前瞻性和對策性研究。三是以洛陽學研究為契機，從落實國家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高度，依托洛陽文化資源優(yōu)勢，打造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核心區(qū)，開創(chuàng)洛陽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新格局。

3.構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洛陽學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陽，是一個有長達1500余年建都史的十三朝古都。洛陽文化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縮影，在很長時期內作為國家主流文化，代表著當時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最高水平。這就決定了洛陽學研究，必然有別于一般性的地方文化研究。構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洛陽學具有充分的歷史與現(xiàn)實依據(jù)。自東漢至隋唐時期，洛陽一直是重要的國際文化交流城市。東漢“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國（今日本）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B19。這是最早的中日官方交流記載。洛陽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是日本遣唐使北線航路的必經(jīng)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過重要貢獻。B20洛陽的城市布局、宮殿、苑囿及文化習俗等，均對東亞國家產(chǎn)生過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至今仍可在日本、韓國清晰地看到古代洛陽的影子。洛陽學的概念，就是最早由日本京都大學的岸俊男教授提出來的。B212010年11月27至28日，首屆“洛陽學國際研討會”在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成功召開，標志著“洛陽學”這一新興學科正式誕生。B22也就是說，洛陽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構建國際洛陽學，就是要以國際化學術視野研究洛陽學，進一步拓展研究領域，拓寬發(fā)展空間。一方面研究洛陽文化對周邊國家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研究域外文化對洛陽文化的影響。通過“走出去”“請進來”，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積極與國內外專家學者開展學術合作，不斷提高洛陽學的研究水平與知名度。只有這樣，洛陽學才能超越地方學的局限，迎來更加光明的前景。

注釋

①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十八《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谷轉運田以志別詩》，吳興劉氏嘉業(yè)堂刊本，1922年，第52頁。

②徐：《落帆樓文集》卷四《與徐星伯中書論河南志書》，吳興劉氏嘉業(yè)堂刊本，1918年，第18頁。

③劉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上），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09頁。

④王永寬：《河圖洛書探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頁。

⑤玄燁：《御制周易折中序》，李光地編纂，劉大鈞整理：《周易折中》，巴蜀書社，2008年，第1頁。

⑥范能浚編集，薛正興點校：《范仲淹全集》（上），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158頁。

⑦永，紀昀主編，周仁等整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974頁。

⑧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頁。

⑨徐遠和：《洛學源流》，齊魯出版社，1987年，第12頁。

⑩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24頁。

B11史為樂：《陸機〈洛陽記〉的流傳過程與歷史價值》，《殷都學刊》1991年第4期。

B12吳楚材，吳調侯編選：《古文觀止》，岳麓書社，2012年，第205頁。

B13歐陽修著，呂雪菊點校：《歐陽修全集》第4冊，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966頁。

B14秦川：《明清“虞初體”小說總集的歷史變遷》，《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第2期。

B15魯迅輯錄：《唐宋傳奇集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2頁。

B16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第1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3頁。

B17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重慶出版社，2009年，第151頁。

B182014年7月28日，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組織召開“洛陽（河洛）文獻叢書書目匯編座談會”。程有為、耿瑞玲、盧廣森、馬世之、任崇岳、單遠慕、王全營、王永寬、魏天安、蕭魯陽、張新斌、鄭杰祥等先生參加，并對編選洛陽（河洛）文獻書目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對本文寫作也多有幫助。

B19范曄：《后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中華書局，2012年，第2821頁。

B20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簡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第14頁。

B21張亞武：《吸引更多專家參與“洛陽學”研究――訪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韓N》，《洛陽日報》2008年4月24日。

B22[日]氣賀澤保規(guī)：《“洛陽學”在日本誕生》，陳濤譯，《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2月22日。

參考文獻

[1]洛陽市歷史學會.河洛文化論叢（第1輯）[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

[2]洛陽市歷史學會等.河洛文化論叢（第2輯）[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

[3]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河洛文明論文集[C].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