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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十二五”期間,在縣城再建一處救災物資儲備庫,建筑面積為280平方米,用于儲存救災物資。加上現有的528平米,救災儲備庫可達到808平方米。每鄉鎮自建一處100平方米左右的救災物資儲備庫。
2、完善縣、鄉、村三級救災應急預案,搞好應急救災預案演練工作。建立縣級自然災害救助應急基金,每年由財政安排不少于30萬元的救災應急資金。
二、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障
1、城鎮低保在“十二五”期間隨著城鎮人口增加覆蓋面逐步擴大,做到應保盡保,由現在占城鎮總人口的11.5%逐步擴大到15%,保障標準由現在的每人每月225元提高到270元,年保障標準達到3240元,月人均領取補助金由現在的158元提高到200元;農村低保覆蓋面由現在總人口的8.6%達到11%,做到應保盡保,保障標準由現在的年870元達到1200元,人均每月領取補助金額由52元提高到75元。
2、五保供養做到應保盡保,“十二五”期間,在張北鎮、公會鎮、二臺鎮再建三所中心敬老院,加上現有的四所,共建七所中心敬老院,全縣十八所敬老院床位由現在的707張達到1500張,集中供養率達到50%以上;對于分散供養的農村五保老人,在居家供養的基礎上,再以村或連村為單位建立五保供養服務站,由政府出資,采取一幫一、一幫多、多幫一等形式解決農村分散供養的五保老人生活問題,在全縣形成一所沒有圍墻的“敬老院”。
3、隨著我國社會形式的發展,老齡化趨向日益嚴重。目前全縣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達到45793人,占總人口的13%,預計在“十二五”期間比例將會更高。為了妥善解決社會養老問題,采取政府主導、社會集資、民辦公助的形式,規劃在縣城建立三所老年公寓,其中一所建在民政局西南角,另兩所建議建在北辰路和察哈爾大街(建議規劃部門進行具體規劃,預留空地),可安置360張床位。此外,繼續完善“三院合一”(光榮院、兒童社會福利院、縣敬老院)的供養機制,“十二五”期間,在民政局光榮院西側再擴建3600平方米,增加床位80張,主要解決孤老孤殘孤兒群體、城鎮“三無”(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撫養人)人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
4、在“十二五”期間,加大對社會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能力,在縣城建立一所救助站(具置建議由規劃部門安排),設置管理人員6人,全部納入事業編制,工作人員和救助所需經費由縣級財政部門解決,救助能力達30人。
5、在“十二五”期間,全縣所有城鄉低保戶、五保戶參加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保險的資金全部由政府買單,資金來源主要靠民政城鄉醫療救助資金。
三、殯葬管理和殯葬服務
1、按照“十二五”期間我縣30萬人口的規劃,搞好縣殯管所硬件建設,在現有兩個告別廳的基礎上再建兩個告別廳。
2、在縣城西部籌建公墓一處,占地面積達300畝左右。“十二五”期間,主城區內一律不得保留墳頭。
3、“十二五”期間,建議取消火化費,火化費基礎部分資金由政府出資解決,每年政府預計出資100萬元。
四、優撫工作
1、進一步完善重點優撫對象醫療保障辦法,提高醫療救助補助標準,切實解決重點優撫對象的看病難問題,從根本上解決由此引發的穩定問題。
2、進一步加強蘇蒙烈士陵園的基礎建設,打造我縣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基地。一是再建一個100平方米的展廳,二是翻新管理工作人員的用房,三是把現有的石頭圍欄改成鐵藝圍欄約4000米,四是對烈士塔進行整體修繕,五是在原有單一綠化基礎上,栽植部分觀賞樹種。以上規劃需投資500萬元,由縣政府和爭取省廳支持解決。
五、社區建設
適應城鎮人口增加的需求,全面發展社區服務體系,加快社區組織和隊伍建設,由現有的12個社區擴大到16個社區。每個社區辦公服務設施應達到200平方米以上,配備一定數量的辦公人員和辦公用具。
“十二五”規劃在“兩會”上以96.6%的高票通過,這一方面說明各界代表對“經濟轉型”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認識趨于高度統一,另一方面也說明各界代表對提高民生、改善貧富差距的殷切期盼和熱誠希望。但是,在支持和擁護“十二五”規劃的同時,也應從市場經濟的角度,認真、客觀地分析一下它存在的問題和難點,也就是它的“短板”與“挑戰”。
轉型:亟需平臺 呼喚高效
“十二五”規劃實施過程中面臨的最重要的兩大挑戰,都關乎“轉型”,一個是為轉型而欲搭建的基礎平臺和支撐點遲遲不能到位;另一個是轉型的效率問題――各地仍在追求高投入、高增長。
為實現久已提出的“調整”和“轉型”戰略任務,我國早在上個世紀末就開始做搭建“基礎平臺”和“支撐點”的前期準備工作。但可惜的是,由于重視不夠,我們三個主要的“基礎平臺”(教育投入、科技研發投入、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連續幾年甚至幾個五年計劃都完不成既定目標,遲遲不能到位。以教育投入為例,“九五”就提出要在20世紀末達到教育經費占GDP比重4%的目標,但一連3個五年計劃都沒有完成,一直要拖到第4個五年計劃的2012年才能基本實現。前后拖延了17年。
為了由“資源消耗型”轉向“科技拉動”,為了解決需求結構失衡而加大消費的拉力,我們轉型的“基礎平臺”和“支撐點”是對教育的投入、對科技研發的投入和對廣大民眾收入水平的提升。而這幾個關鍵性的基礎平臺,不是7年出不了臺,就是連續兩三個“五年計劃”完不成預定目標。而這幾個平臺又講究的是中長期效應,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說,“十二五”規劃或者今后10年,既是刻不容緩的“轉型期”,又是我國追補相關政策和基礎平臺的“還債期”。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要“轉型”,就要降低增長速度以進行內部調整,故“十二五”規劃將增長速度降到7%。但據天則經濟研究所對2011年27個省市經濟發展目標的統計顯示:增長10%以下的只有4個省市,增長12%以上的有14個省市,13%以上的有3個省市。看來,追求增速而不是轉變,仍是各地的規劃重點。
“十二五”規劃中的能源總量在40億噸標準煤左右,而各地若以這樣的“高速”,將打破“十二五”規劃對資源、能源、資金、環境發展的統籌協調安排。“十二五”規劃通過的總量控制,實在是難以支撐這種經濟翻番的需求。中央和地方的步調不一致,“轉型”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此外,“十二五”期間的投資計劃也需要調整,因為“十二五”規劃中的部分投資,還是顯露出“投資拉動”的傳統思路而不是注重“轉型”和“質量”、“效益”,故“十二五”的部分投資計劃,如傳統產業和七大戰略新興產業,都還需要重新調整。
“未富先老”尚未觸及,貧困人口還將大增
“計劃生育”改革滯后,后期會產生嚴重的人口結構問題和老齡化問題。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比例高達8.5%,超過世界各國人口的平均水平,比發展中國家要超前20年。預計到2030年,65歲以上老齡人口比例將翻一番,達到17.4%,2050年將上升到27.8%。
據聯合國人口統計數據透露:中國將在2024~2026年前后進入“老齡社會”,65歲以上老人超過總人口的14%,60歲以上老人超過總人口的20%,步入到“人口負債”期。另據中國社科院預測:到2017年中國勞動力將達到頂峰,擁有10.01億勞動力,人口紅利“獲利期”將結束。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的“補利期”,若以20年倒推計算(出生20年后開始生育子女),則應該早在2004~2006年,甚至在2000年左右(以最佳生育期24~26歲計)就應開始推行“生育二胎”的政策,以緩解“老齡社會”和彌補“人口紅利”的問題。
中國當前人口變化的最大特點是已“未富先老”。
中國從2001年起進入“老齡化社會”,而當前中國的人均GDP僅在4000美元左右,預計到2017年左右“人口紅利”亦將結束。也就是說,中國在變成發達國家之前已喪失了人口紅利,進入到一種“未富先老”的狀態。為何稱作“未富”呢?因為我國2009年的人均GDP為3678美元,而據世界銀行統計的全世界的人均GDP為8631美元,即我國連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都還不到,中國的人均GNI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排列世界的第125位,怎么有勇氣稱“富”呢?
我國今后人口老化問題將會愈來愈嚴重。老齡化加速,可謂來勢兇猛。然而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國家級的總體戰略規劃,更缺少與構建老齡保障體系相關的一系列的社會政策、資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戰術支撐。這是“十二五”規劃中所缺失的重要部分。
“未富先老”問題尚未觸及到根本,貧困人口還將在“十二五”期間大增并突破一億,扶貧標準也將會上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扶貧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數據顯示,1986年我國開始實施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從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按照我國貧困標準線計算,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從2.5億下降到2148萬,減少了2.28億多人。
但是,1985年到2009年,24年來我國貧困線標準僅增長約5倍,而GDP增長了42倍,貧困線標準太低,且與經濟增長速度不匹配。
2009年,中國新啟用1196元貧困線后,貧困人口從2008年的1479萬增至4300多萬,增加了3倍。但如果中國“與世界接軌”――按聯合國標準計算,則中國的貧困人口應是1.5億;若按世界銀行標準算,中國的貧困人口則應是2.5億之多。
我國目前制定的“貧困線”標準,使一些名義上已經“脫貧”的人群,實際上可能仍然很貧困,但卻因為收入超過了中國的貧困線標準而失去獲得政府救濟的權利和機會。尤其是在當前物價上漲的情況下,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質量則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的貧困標準,據稱有可能上調到年人均純收入1500元,這將使貧困人口總數大增,可能上升到9000多萬甚至突破1億人口。在“十二五”期間以至未來10年,隨著“中國貧困線標準”的不斷提高和扶貧人數的大增,扶貧開發的任務艱巨,返貧壓力巨大,財政壓力也要增大。
“18億畝紅線”能否保全?
因為增減掛鉤政策中缺失了“級差地租”的概念,因此“18億畝紅線”是否能夠真正保全,還值得研究。
200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提出“鼓勵農村建設用地整理,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要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即“增減掛鉤”政策。
2006年4月,山東、天津、江蘇、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國土部列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第一批試點。
國土部2008年6月頒布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增減掛鉤辦法),2008年和2009年國土部又分別批準了19省加入增減掛鉤試點。
但這項政策被一些地方政府“曲解”利用,成為以地生財的新途徑,演變為一場新的圈地運動。
近十年來,各地“土地出讓金”收入迅速增長,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斷提升。雖說國家采用“增減掛鉤”政策,目的是為了保全“18億畝(耕地)紅線”、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其出發點和用心都是好的,但我認為,這項國策的制定有缺陷,它缺失了“級差地租”元素。
“級差地租”的理念大意是說:土地這種生產資料的價值(地租),不是看它單純的土地數量,而是根據單位面積的土地肥沃程度(質量)和產量高低來決定的。比如我國的耕地,耕地質量分為15個等級,1等最好,15等最差。我國優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積占全國耕地評定總面積的比例分別為2.67%、29.98%、50.64%、16.71%。全國耕地低于平均等別(10~15等別)的總面積達57%以上,即一半以上;全國生產能力大于1000公斤/畝的耕地僅有6.09%。而我國大量的優等、高等地是集中在一、二線城市及周邊。假如,現在搞“城鎮化”建設,動用了城周邊1畝好地,它再拿出1畝山坡地來“增減掛鉤”,若1畝好地是畝產1000斤,而1畝山坡地只能產200斤,要“1畝換1畝”,當然不行,因為要拿5畝山地換1畝好地才能價值相等,或者說,才能保住糧食產量不變。
由于“增減掛鉤”政策中缺失了“級差地租”元素,故這種“掛鉤政策”就成為了一種單純“數量”上的掛鉤,而不是土地“價值”或“產量”上的掛鉤。到頭來,雖然“18億畝紅線”在形式上保住了,但“糧食總產”保不住,國家的“糧食安全”也就保不住了。
未來五年將影響中國長遠發展
“十二五”規劃實施過程中面臨的挑戰還有很多。
例如,在節能減排問題上,雖然單位能耗和排放可以被降低,但耗能和污染總量仍在繼續增大。
再比如,“工資倍增”呼聲一片,民眾翹首期盼,但我卻要對“工資倍增”計劃進行質疑。在此,我們回顧一下前面提到的“未富先老問題沒有根本觸及”與“貧困人口將會突破1億”,這兩點和“對工資倍增計劃的質疑”形成“交匯點”,因為三個問題和難點都是“貧富差距”問題和“消費”能否被拉升起來的問題。這三個問題和難點的同時疊加,使解決問題的難度更加困難和艱巨,只有清醒地認識到困難并下大決心解決,才能辟出新境。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十二五”規劃重點提出“結構調整”、“機制改革”、“管理創新”,但未把“體制改革”列為重點。其實,在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過程中,可能有很大的阻力會來自于體制方面的障礙。比如,集權式的資源配置制度,使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突破;腐敗根源在于制度,等等。這些體制性的問題,如不通過改革來解決的話,恐怕發展方式的轉換很難實現。
以上是“十二五”規劃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面臨的諸多挑戰。以我的分析和判斷,如果我們仍然按照傳統模式和軌跡走下去的話,我國經濟有可能在2017年前后會遇上一道“坎”,因為有幾條經濟曲線可能在那時會出現“拐點”。比如,“人口紅利”將會趨于零;比如,由于投資邊際效益遞減而使其投資的轉換效率降至70%以下,以至使“經濟增速”再不能達到高增長;比如,由于貧富差距加大而使基尼系數接近0.6的“動亂線”,等等。幾條曲線如果同時出現拐點,將會對經濟發展形成巨大的沖擊。從這里,我們也可體會出“經濟轉型”的重要性和總書記提出轉型“刻不容緩”的緊迫性。
“十二五”是中國轉型的關鍵五年,我們轉型效果的優劣,將會直接影響到后期的發展。如果我們解決或極大地緩解了貧富差距,就消除了對“動亂線”的擔憂;如果我們把消費需求提拉起來,就不必擔憂投資轉換效率的降低。
第一是規劃體系需要完善。規劃體系之間要相互支撐,這是落實規劃的基礎性工作。要以規劃為統領,以主體功能區規劃為基礎,以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為支撐,形成較為完整的規劃體系。要以規劃為基礎,做好各部門、各地區的規劃。要調動各部門力量做工作,抓緊將自治區的規劃納入國家的規劃,使二者銜接起來。
第二是考核作用需要發揮。規劃實施的主體是各地區、各部門的人,人是決定規劃落實的根本因素。要充分調動人的積極因素,主要在于考核評價導向機制。第一個層面,要加強對各部門、各地區對照規劃、履行職責的考核評價。第二個層面,要加強對領導干部的考核評價。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績效考核評價指標體系,使之真正體現落實規劃、推動發展的要求。按照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實行分類管理的考核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是發展政策需要落實。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內蒙古下一步的發展,關鍵在于與之相匹配的政策環境。最近,國務院支持內蒙古又好又快發展的意見即將出臺,這是促進規劃落實最為有利的因素。各部門一定要加強與上級部門的銜接,使這一政策進一步細化到可操作的程度。另一方面,規劃本身不能夠在政策創新方面更多體現,需要抓緊完善自治區本身促進科學發展的各方面政策,形成與規劃配套的政策保障體系。
第四是創新因素需要強調。規劃提出,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深化改革開放。體現這樣一個指導思想,創新是關鍵因素,尤其是發展思路創新,發展方式創新,發展途徑創新,管理體制創新,政策體系創新,科學技術創新。沒有這些方面的創新,規劃就難以實現,需要各級黨委政府把建設創新環境提上重要議程。
瑞士信貸銀行兩位分析師2011年1月發表一份報告說,中國即將從鍍金時代進入一個新的漸進時代。
這令人聯想起美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時候發生的社會和經濟變化。從內戰結束到19世紀90年代末,美國經濟經歷了一個由高投資和工業化擴張驅動的快速增長階段;也是一個以最小限度的監管、腐敗蔓延和不平等加劇為特征的時期。
這就是所謂的鍍金時代。強盜資本家,像石油大亨約翰·洛克菲勒、鋼鐵巨頭安德魯·卡內基和鐵路霸主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都在這一時期建立起巨大的商業帝國并積累下巨額財富。也是在這一時期,美國一些巨頭公司,像通用電氣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開始出現。它們最終構成了20世紀美國經濟的脊梁。
兩名分析師認為,在過去20年,中國的經歷有點兒類似。眼下,快速經濟增長使中國面臨和美國在19世紀末類似的問題,即收入不平等非常嚴重,腐敗蔓延,對食品和產品安全性的擔心日益加重,商業壟斷者的權力越來越大,公眾日益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
在美國,民眾的日益不滿推動了社會和經濟發生重要變化,這些變化是根據西奧多·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公平交易和新自由政策計劃實現的。在這個漸進時代,美國全面改革了稅收系統并引入了聯邦所得稅。政府通過了反托拉斯法,一些壟斷企業破產。政府還強化了自身的監管責任,建立了食品和藥品管理局和美聯儲。經濟因此更加平衡,社會更加公平,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由20世紀初的僅50%多一點兒升至30年后的近67%。
兩位分析師指出,如今,以恢復經濟平衡、增加個人消費、改善住房和醫療條件的北京“十二五”規劃也許將把中國引入一個類似的漸進階段。簡而言之,他們預計,經濟會正如所有人在過去幾年呼吁的那樣恢復平衡。
兩位分析師預測,在今后五年,中國大公司的銷售額和市場資本總額平均將翻一番。不過也要警告投資者,中國的漸進時代如果成為現實,不大可能是一帆風順的。美國本身的漸進時代以接二連三的金融恐慌為特征。在1901年的股市暴跌中,道瓊斯指數下跌46%。這場災難是由鐵路公司股票暴跌引發的,一般被視作華爾街的首次崩潰。
隨后在1907年,由一家過度擴張的信托公司破產導致的惡劣影響引發銀行家恐慌。道瓊斯指數令人極度不安地下跌了48.5%。除股市暴跌,美國漸進時代的另一個特征是早期的興建摩天大樓熱。實際上,有幾位經濟學家已經指出,建高樓所需的寬松信貸條件往往也會導致股市泡沫膨脹,因此大規模興建摩天大樓是市場即將逆轉的一個可靠指標。
一、“十一五”為發展奠定了跨越的基礎,“十二五”應是實現大跨越發展的最好時期。“十一五”時期,一是確定了綜合交通樞紐的定位;二是形成了產業發展的基礎,“3+1”產業不僅有量的擴張,同時也有了質的飛躍;三是爭取到大網30%留電政策,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獨具競爭優勢的電力基礎;四是可用財力大幅增加,人均財力四年時間增加近一倍。因此,“十二五”時期實現大跨越發展已經具備堅實的基礎。
二、在“十二五”規劃編制中,要認真做好指標體系測算研究工作,我市“十二五”三次產業結構、財政收入、城鄉居民收入指標設置可不受省確定目標的影響;GDP大體參照省上確定目標,略高于全省目標;“十二五”中心城市發展規劃目標按“兩個30”考慮,即:城市人口30萬人,中心城區建成面積30平方公里。
三、“十二五”規劃編制關鍵是項目,重點是項目。在“十二五”規劃重大項目編制上,市、縣區要上下聯動,要爭取省上部門多出主意。要解放思想,拓展思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十二五”重大項目的編制要突出基礎設施、突出民生優先、突出產業結構調整。民生優先要落實到社會保障、住房條件改善、教育、衛生、文化及關愛弱勢群體等具體項目上。
四、“十二五”農業發展規劃要在圍繞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上做文章,將重點放在提高農產品加工率,延伸農業加工產業鏈,增加農產品附加值上。要從產業發展目標入手,認真做好市、縣區產業園區和工業集中區規劃,打造和拓展產業發展平臺。隨著交通樞紐建設的推進,房地產將成為“十二五”時期最具生命力的朝陽產業,應下功夫做好規劃和項目儲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