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對法律所的影響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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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引經(jīng)據(jù)典的徐偃，或許曾為其學生的終軍詰問道：“古代諸侯國風俗各異，百里之內(nèi)無法互通消息，因而經(jīng)常會有遣使互訪會盟之事，并且國家安危之勢瞬間變幻，所以才有在外之官不受君命而獨斷行事的情況;然而，現(xiàn)在天下統(tǒng)一，萬里之內(nèi)風俗皆同，因而才有《春秋公羊傳》中記載的‘王者無外’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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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律社會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埃利希曾在《法律社會學原理》一書的序言中指出：“在當代以及其他任何時代，法律發(fā)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學或者司法判決，而在于社會本身。”這基本上涵蓋了法律社會學的全部精髓，質(zhì)言之，法律的生成與演進是與社會及其變遷密切相關的。這一命題在中國法律史上同樣可以得到合理詮釋。
試舉一例，據(jù)《漢書》記載，漢武帝元鼎年間(公元前116年～公元前111年)，博士徐偃奉命至地方巡察民間風俗。徐偃擅自改變了漢武帝關于鹽鐵專賣的詔制，讓膠東、魯國的民人私自煮鹽鑄鐵，回到京城后向漢武帝稟告了這件事，而被調(diào)任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因此彈劾徐偃犯矯制罪，并且依漢代法律應對其處死刑。對此，徐偃作出如下辯解：據(jù)“春秋經(jīng)義”，大夫巡行疆外，如遇有維護社稷、安定民眾之情事，是可以獨斷專行的。盡管張湯以司法官之職可以判處徐偃有罪，但卻無力反駁他的辯解理由，于是，漢武帝下詔命令終軍前去審理此案。
面對引經(jīng)據(jù)典的徐偃，或許曾為其學生的終軍詰問道：“古代諸侯國風俗各異，百里之內(nèi)無法互通消息，因而經(jīng)常會有遣使互訪會盟之事，并且國家安危之勢瞬間變幻，所以才有在外之官不受君命而獨斷行事的情況;然而，現(xiàn)在天下統(tǒng)一，萬里之內(nèi)風俗皆同，因而才有《春秋公羊傳》中記載的‘王者無外’的說法。徐偃巡行封國境內(nèi)，卻自辯稱巡行疆外，為什么?此外，鹽鐵在郡縣地方都有多余的儲藏，卻正是國家所缺之物。如果國庫不充足，國家利益便會受損，而你卻以維護社稷、安定民眾為借口，為什么?你實際上就是假借皇帝之詔命，迎合民眾之心意，以求取個人之美譽，這就是圣君之所以處罰你的原因。”對如此詰問，徐偃理屈詞窮，只得認罪服法。于是，終軍上奏道：“徐偃矯制專行，不守巡使之職，請皇帝命令御史對其依法論罪。”最后，漢武帝批準了終軍的奏請。
在分析該案之前，我們需要大致了解漢武帝時期的社會狀況以及終軍問辭中所涉及的時代背景。歷史上，春秋戰(zhàn)國諸侯爭霸的局面持續(xù)了五百多年，而自秦贏政統(tǒng)一六國至漢劉徹登基則不過百年，其間又歷經(jīng)戰(zhàn)亂，雖有秦統(tǒng)一度量衡、建立郡縣以及漢初文景之治，但在北臨匈奴南接百越的廣袤疆域上建立統(tǒng)一而穩(wěn)定的政權，漢武帝劉徹依然面臨著眾多紛繁復雜的社會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如何將統(tǒng)一的國家法律普遍推行至全國各地。
由于西漢初期采休養(yǎng)生息之策，開放民營鹽鐵，以致商人富比王侯，至漢武帝時，迫于國家財政壓力及對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開始推行鹽鐵官營專賣制度，以期增強國力。而徐偃卻逆勢而動，矯制專行，鼓勵民間私自煮鹽鑄鐵，無疑阻礙了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國家法律與建立統(tǒng)一政權的大業(yè)，觸犯了漢代法律關于“矯制”的規(guī)定。
與此同時，徐偃在受到指控后，竟然還援引“春秋經(jīng)義”以“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為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解，盡管從表面看來，句句言之有理，但他卻未能洞察到“理雖同一，然時勢變矣”，所以受到終軍的責難而“窮詘，服罪”。由此可見，當時代與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時，法律制度也會隨之而發(fā)生變化，“刻舟求劍”之舉僅僅是“螳臂擋車”而已，終將被歷史的潮流所淹沒，而了無痕跡。
對終軍之言行，唐代詩人王勃曾在《滕王閣序》中贊道：“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而從法律人的角度來看，似應銘記薩維尼氏所言：“法學家必當具備兩種不可或缺之素養(yǎng)：其一是歷史素養(yǎng)，以確鑿把握每一時代與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其二是系統(tǒng)眼光，在與事物整體的緊密聯(lián)系與合作中，……洞察每一概念和規(guī)則。”
社會的不斷變遷對法律所產(chǎn)生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