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制度論文：婚姻締結機制變遷探究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婚姻制度論文：婚姻締結機制變遷探究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周麗紅作者單位：湖北警官學院
從秦到漢唐，中國古代封建政治體制走向成熟，法律體系完善、官僚體制健全。同樣，社會也有很大的進步，家族體制有了很大發展。伴隨著國家的繁盛和家族體制的發展，唐代的婚姻締結制度也有了很大的進步。
（一）結婚的禁止性條件
1.同姓不婚。同姓不婚源于先秦，并更加細化。唐律對同姓為婚及長幼之間同姓為婚作出了嚴格規定：“同姓為婚徒二年，若緦麻以上親，則以奸論。”具體說來，共緦麻親徒三年，共小功及大功親為婚流二千里，共期親為婚則絞。不僅這樣，族內通婚的禁忌還擴張到了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外姻有服屬間尊卑為婚以奸論，無服之間尊卑為婚杖一百。即共舅、姨為婚者各流二千里；共外祖父母及妻之父母為婚者絞，禁止姻親通婚。第二，娶同母異父姐妺及妻前夫之女者以奸論，徒三年，曾經為袒免親妻者不得嫁娶。唐律對族內通婚的嚴厲懲罰已經不僅僅是“所生不蕃”那么簡單，更是一種對禮法制度和禮法文化的維護。
2.良賤通婚的限制。《唐律疏議•戶婚下》云：“諸雜戶不得與良為婚，違者杖一百；官戶與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雜戶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戶女者加兩等。”良賤通婚的限制一直到清末，現在，仍有一定的影響。雖然“門當戶對”這個詞語在元朝才出現，但古代法律一直以來都要求婚姻雙方有相當的社會地位，這表明古代社會婚姻的等級性非常強。這種等級文化一直影響至今。
（二）結婚的程序
唐繼承了“六禮”的傳統，不過唐律規定了三個成立要件：已報婚書、已有私約、已受聘財。這三道程序的意義跟先秦的大致一樣，任意一種成立就說明婚約成立，受法律保護。若女方悔婚，杖六十；若另許他人杖一百。與他人婚姻已經成立的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減一等處罰，且后成立的婚姻無效，女方應追還給前夫。只有前夫不娶時，還給前夫聘財，與后夫的婚姻才能成立。但若是男方悔婚，則無需受到刑事處罰，只是不得向女方討要聘財。婚約訂立后，若未按約定之人成婚，或與約定的嫡庶、老幼、疾、殘等情況不一致的，則構成冒婚罪。犯冒婚罪女方徒一年，男方則加一等處罰。若冒婚未成，則依本來約定成婚，已經成立的，其婚姻也是無效的，需強行離異。法律之所以對男家懲罰比女家嚴厲，主要是因為在婚姻成立時，都是由男方主動提出婚約，主動締約卻又做出欺詐行為，理應罪加一等。[10]
（三）婚姻自主權的萌芽
子女未征得家長同意而締結婚姻，法律是許可的，只是在未成婚并且不從尊長者的情況下才算違律。這說明社會關系開始出現自由的萌芽。這條律法一直影響到后世。
清代的婚姻締結制度
1.同姓不婚。同姓不通婚的確定源于周代，明清法律分同姓同宗為兩門，“凡同姓為婚者，各杖六十，離異”。其次是親屬不婚。清律規定：“娶緦麻親之妻者，各杖六十，徒一年。”相比唐代，這個處罰減輕了不少。并且這個原則受到了挑戰。乾隆五十四年有判例又對其默認。其理由是：“同姓為婚，禮所禁也。第窮鄉僻壤，娶同姓者，愚民之所恒有，若盡繩之以律，離異歸宗，轉失婦人從一而終之儀”。實際上，同姓不婚起源于族內通婚的禁止，而族內通婚的禁止與當時各個氏族嚴格界分有關系。因為“姓”與氏族聯系密切。隨著社會的發展，氏族已經被家族所取代，“姓”已經沒辦法對家族進行劃分了。可能同一個姓氏，有了很多的家族。所以“同姓不婚”所代表的“氏族內不婚”的意義已經散失，其社會地位逐漸下降。沈家本言：“其氏相同，而其祖不同，謂之同姓，名實殊乖”。同樣，在法律上“同姓不婚”也已經逐漸被“族內不婚”所取代，這個“族”包括了血親和姻親的關系，清律規定有“服制”的親屬禁止結婚，無服制的尊卑之間也禁止結婚。這樣的一種演變軌跡表明，婚姻在社會中起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除了繁衍后代、方便生產之外，其政治作用，亦即在規范族內秩序方面有著獨特效能。同樣，隨著家族制度的消亡，“族內不婚”也將有更大的改變。
2.良賤不婚。良賤不婚在唐代便有。清律規定：“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杖八十。女家減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長知情者，減二等，因而入籍，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為良人，而與良人為夫妻者，杖九十，各離異改正。”良賤為婚的處罰比唐稍有減輕。可見雖然唐之后經歷了多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但是這樣的等級觀念和文化依然強大。良賤不婚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另外，還有僧俗不婚、與蕃人不婚等規定，在此不論。
近現代婚姻制度
從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到新中國，婚姻制度逐漸實現了現代化。
1.“同姓不婚”的廢除。除了一定的血親關系之外，禁止結婚范圍和家族沒有了聯系。古老的氏族社會誕生的“同姓不婚”，到家族社會產生的“族內不婚”到近代市民社會的“血親不婚”是一個進步。從表面上看，這個進步將結婚的限制性條件縮小到生理范圍上，即結婚會出現生理上的問題。這樣，婚姻自由的范圍已經很大。從實質上看，這是社會已經從原始的氏族社會發展到市民社會，人逐漸從團體中走出來成為單獨的個體。這剛好印證了梅因的“從身份到契約”的著名推斷。
2.結婚的其他禁止性條件也都被廢除，剩下的只是生理上不適合結婚的。比如有相關的不宜結婚的疾病的，或者沒有行為能力的人不能結婚。這表明婚姻的范圍擴大了。
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廢除。“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已經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條件。在市民社會，每個適齡的個人均有自主結婚的權利，不受他人干涉。這種權利觀的成熟代表著傳統的婚姻原則的消亡。
4.婚姻禮儀的自由化。結婚再也不需要有繁雜的“六禮”了。“六禮”的產生和原始社會對“神”的力量的崇拜有關，而隨著人類理性的發展，神已經不再被法律所維護。因此婚姻禮儀由此簡化。同樣，“婚約”也失去了法律效力。
結論與思考
從法律角度來看，從先秦至今，中國的結婚制度經過了相當大的轉變。這種轉變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成熟和近代化而行的。社會從團體、家族本位走向了個人本位；國家從無所不在的政治機器轉向有求則應的服務政府；法律也從簡單粗糙走向復雜精細。這樣隨著社會的變遷而變遷的結婚制度，充分表明了“婚姻”這一形式在社會進步中立下的汗馬功勞。但是，結婚制度的變遷，是否真的帶動了婚姻文化的進步呢？在中國當今社會，傳統的“門當戶對”的觀念依然存在，父母之命也占有相當分量。這說明某些婚姻依然只被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結合來看待。婚姻的成立表明了兩種不同社會關系的結合，表示當事人雙方開始進入另一個社會關系。這本也無可厚非，但是這卻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來。傳統的家族觀仍然在影響著當代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