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規范與價值關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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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價值取向在當前存在的不足

（一）刑事立法上，功利主義思維左右立法

我國現行刑法價值取向在刑事立法方面的問題是刑法的穩定性不足，并且是“緊奸止過，莫若重刑”的功利主義刑法思維在刑事立法上的體現。從2005年至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四個刑法修正案。其中，《刑法修正案（八）》更是對刑法總則進行了修改，前七個刑法修正案都沒有這種情況。眾所周知，刑法的基本目標是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二者是有機統一的關系。由于成文法本身決定了法律存在相對滯后性，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社會的現實發展狀況，但這能否成為頻繁修改刑法的理由？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在于：1.頻繁地修改刑法有違刑事法治的精神。在眾多部門法中，刑法具有剝奪公民財產權、人身自由權乃至生命權的特點，因此立法機關對其修改應慎之又慎，頻繁地修改刑法會使刑法陷于不安定的危險之中，近幾年的刑法修正案體現出將當時社會形勢中一些較嚴重的情況入刑的特點，譬如惡意欠薪罪和危險駕駛罪。從短期看來，新罪名的增設有利于緩解和控制社會中發生的嚴重危害事件。但從長遠來看，實際上是有違刑事法治精神的，因為刑事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通過限制刑罰權的濫用來達到保障人權的目的。2.頻繁地修改刑法有損刑法的權威。刑法的權威表現在制定、修改程序的立法主體應為最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對制定、修改法律程序的嚴格遵循。正由于刑法制定主體和修改程序的嚴格性，刑法的權威性才能夠得到社會公眾的承認，普通群眾常說的“王法”指的就是刑法，刑法的頻繁修改會使社會公眾產生“刑法不夠權威”的主觀認識，社會公眾對刑法的敬畏之心也會隨之降低。而現今我國司法機關作出的刑事判決不時出現被公眾質疑的情況，即為刑法權威性受到損害在司法公信力上的現實表現。[2]

（二）刑事司法上，社會輿論和民意決定判決

我國現行刑法價值取向在刑事司法方面的問題是法院判決易受社會輿論和民意的影響而做出“價值優于規范”的刑法判決。近幾年我國刑事司法活動的一個顯著特點，即在一些社會影響較大的案件中，司法判決極易受到社會輿論和民意的左右。在筆者看來，這主要根源在兩方面因素：首先，當前我國的社會矛盾較為突出，社會公眾對公權力存在不滿。當一件刑事案件存疑或案件存在不宜公布的情況時，社會公眾就可能認為該案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有“后臺”的被告人存在逃脫法律制裁（或被從輕處罰）的可能，因此民意必須表達給法院，讓法院公正裁決。社會公眾的這種想法無可厚非，因為現實中確實許多不合理的現象經由媒體曝光和民意表達得到了及時的解決。其次，刑法規制的對象是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行為，刑事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后，即使存在一點疑問，社會公眾就會對法院判決的公信力提出質疑。尤其當今媒體資訊如此發達，但是由于一些媒體在報道刑事案件時調查的深度有限、案件存在不宜公布的情況、媒體掌握信息與法院方面的信息不對稱等原因，造成新聞媒體在沒有對案件的真實情況有相當了解的情況下就對案件做出有傾向性的報道，公眾受到影響后推動了輿論的激烈反應。

刑事司法應如何體現“規范優于價值”

（一）立法層面應改進之處

立法機關需改變重刑主義的立法理念，不宜對刑法進行頻繁的修改。一方面，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形勢復雜、各種矛盾凸顯、犯罪激增，社會治安面臨較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立法機關也通過修改刑法來遏制犯罪，并進而實現改善社會治安的目的，近幾年刑法修正案的出臺即為這種立法理念的體現。但是，刑法畢竟只是眾多社會調節方式之一，并且由于其“最后法”特點，立法機關不應將其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采用刑罰方法去解決一切社會矛盾。不容否認，刑法執行方式相較于其他部門法和社會調節方式而言，的確具有更大強制性和威懾力，但正如菲利所言：“刑法的效力很有限這一結論是事實強加給我們的。”[3]另一方面，社會治安狀況在嚴峻時，首先應就有關原因作多層面、多角度的分析，并提出應對之策，而不應簡單采取修改刑法，增設罪名方式，以圖立即解決問題。對于特定時期內較為多發的社會問題，應當考慮借助多種社會控制方法予以規制，只有在運用其他社會控制方式都不能奏效，才可考慮修改刑法來對其予以規制。通過修改刑法增設新罪或加重刑罰并不一定能達到改善社會治安環境的目的，立法機關完全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來達到改善社會治安環境的目的。如前所述，頻繁修改刑法不利于維護司法權威性與公信力。

（二）司法層面應改進之處

筆者認為，在刑事司法領域，要實現“價值優于規范”的目標，應當做到以下幾點：1.法院在刑事審判中應切實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眾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則是最重要的刑法原則。然而，以貴州習水嫖宿幼女案為例，可以發現法院在適用法律時并未嚴格堅持罪刑法定原則。該案最大的爭議在于與幼女進行性行為的行為人究竟應該定嫖宿幼女罪還是強奸罪。對于未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而言，其是否存在處分其身體進行性交易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在民法上，未滿十四周歲的幼女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僅能從事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因此，當然可以認為幼女并無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來對其身體進行特殊處分。但是，審理該案的法官卻將該案與幼女進行性行為的被告人定性為嫖宿幼女。這既不利于在刑法上恰當地評價行為人的行為，也不符合《非成年人保護法》的精神。因此，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當中，應嚴格從法律條文本身出發來適用刑罰。2.刑事審判不應被社會輿論和民意左右。法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當中可以適當聽取民意和社會輿論的聲音，但是不應該受到其干擾而做出“價值優于規范”的刑事判決民意很多時候是通過社會輿論的形式表現出來，當一件刑事案件發生進入刑事審判程序，經由媒體報道社會公眾得知之后，就會根據媒體的報道和自身的閱歷對案件作出一個感性判斷。之前的趙作海案、杜培武案已經削弱了司法的公信力與民眾對法律的信仰程度。現在一件刑事案件一旦發生，如果里面含有“官兒代”、“富二代”等元素那么就極容易引起公眾的關注，并且法院的判決必須接受社會公眾極為挑剔的眼光的審視。同時，法院由于審理案件的需要（例如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等情況）有時并未將所有的案件情況公布出來，媒體的報道與法院審理案件的情況經常會出現一些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但是，司法的權威性在刑事司法中最核心的體現就在于法院所作出的刑事判決。因此，法院應堅持其作為審判機關的中立性，獨立地對案件作出判決。其中，可以聽取民意和社會輿論的聲音，但是，不應該受其影響而去作出有違“價值優于規范”的刑事判決。倘若輿論和民眾對刑事判決持有異議，那么，法院的相關部門可以根據法律和案件的基本情況通過新聞會、法院主頁公告回應等方式對案件的判決結果給予公眾一個能夠接受的解釋。

本文作者：謝婧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