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訓變遷和教育變遷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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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訓是反映中國教育的一面很好的鏡子。校訓從無到有、從不成熟到逐步完備，其自身歷史脈絡的演變，反映了中國傳統教育轉型為現代教育的歷程。校訓句式和詞語組合等形式的發展和變化，折射了中國教育由重傳統文化到重政治口號再到重教育自身規律的轉換過程。校訓內容從以往的注重道德修養的倫理性內容到加大“智力型”、“實驗型”等知識性內容比重再到注重弘揚現代教育理念，都反映了中國教育由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軌的歷程。

［關鍵詞］校訓；中國教育；變遷

蘊涵傳統文化和體現時代精神的校訓在其百年發展中變化較大，它的變化暗合了中國教育的變遷，折射了中國教育由傳統走向近代進而步入現代的光輝歷程。本文著重從校訓的歷史脈絡、形式、內容三方面的變化反映中國教育的變遷。

一、校訓的歷史脈絡折射中國教育的變遷

“校訓”二字不像“家訓”、“庭訓”，在我國古籍中已獨立成詞。古籍中雖有“校訓”二字，但并非詞組“校訓”本身，一經句讀，即可看出“校”和“訓”是各自成義的，且“訓”多為動詞。如《全唐文》提到：“……五校訓齊……”，意為五組軍隊訓練整體；《明史》卷十中說道：“其學校訓導未教生徒”，意為學校就是來教育、訓導那些未受過教育的學生。

我國古代雖沒有獨立的“校訓”詞組，但卻存在校訓的精神內核。《大學》“三綱領八條目”、《學記》“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南宋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揭示》和岳麓書院“忠孝廉節”等，雖說并非我們所指的校訓，但內容和形式卻為校訓的產生奠定了基礎，是校訓效法的樣板和取材的“總庫”。

本文校訓特指現代意義的校訓。校訓作為中國學校教育的手段之一，是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必然結果。校訓伴隨中國近代教育的開始而出現，而近代教育則是在西方文化的硬性滲透下被動走上緩慢的發展道路。教會大學作為西方文化滲透的橋梁和中介，是中國高等教育在近代化過程中模仿和學習西方大學的本土原型。隨著教會大學的逐步建立，校訓作為學校教育的一種手段也相應出現。上海圣約翰大學首先把校訓引入中國，如徐以驊所說：“圣約翰在教育制度上系統地模仿西方學校……有的在中國尚屬首次。其他如畢業典禮、校歌、校旗、校色（藍與黑）、校訓（光和真理），也是西方的舶來品。所有這些自本世紀以來在一所中國學校也是習以為常的，然而當它們被圣約翰等教會學校引進時，卻開風氣之先。”[1]1905年，上海圣約翰書院在美國哥倫比亞注冊時正式更名為上海圣約翰大學，在更名的同時，也明確了“Light&Truth”(“光與真理”)為該校校訓，但它以英文形式出現。

校訓以中文形式出現則是在甲午戰后，從日本引進了“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2]——“校訓”：“日本用音讀漢字構成新詞，表達日本自己創造的概念，如校訓，來自日本‘校’，音kokun”[3]。

“校訓”一詞的引入使得教會大學英文校訓實體有了明確的中文稱謂——“校訓”。此后，校訓成為學校教育制度而為我國近代新式學校所普遍采用和接納。李瑞清主持兩江優級師范學堂，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為校訓；趙天麟任北洋大學校長，制定“實事求是”的校訓：梁啟超在清華大學作講演提到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后來成為清華大學的校訓。

校訓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種手段，作為學校的一種標志而被提升為學校制度。校訓的產生標志著中國傳統教育開始向現代教育邁進，是西方新式學校體制被我國接納、采用和完善的表現。

校訓自產生后就不斷發展變化著，它的流變反映了中國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型。校訓發展變化呈現出建國前傳統文化為主體、建國后政治激勵為主流、改革開放后多元理念為主導的流變趨勢。

傳統文化是構建校訓并使之更具文化魅力的搖籃。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體現在校訓的方方面面，如校訓的內容反映我國傳統的“德性”文化，強調道德養成，大多選用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特點的詞語，且大多引經據典，源出古語；校訓的形式則采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單字、格言警句式等短語形式，還采用對偶、押韻等二字、四字或多字句式。建國前的校訓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是傳統文化的反映。傳統文化在該時期的主體地位固若金湯，對校訓的浸潤也是其它因素無法比擬的，尤其表現為體現傳統文化精神內核的一言校訓。該時期著名的校訓有：北京市26中前身北京匯文中學校訓“智、仁、勇”、北師大附中前身國立北京高師附中校訓“誠、愛、勤、勇”、張謇師范附小新校校訓“愛國愛群、愛親愛己”、金陵大學校訓“誠、真、勤、仁”、暨南大學校訓“忠、信、篤、敬”等。

看中國教育的變遷建國后，我國進入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需要集中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財力把我國建設成為民主、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于是，團結奮進、開拓創新、勇攀高峰就成為時代要求和倡導的精神。這種精神體現在教育上就是要求學生勤奮文明、刻苦團結，一時間以勤奮、嚴肅、團結等為內容的校訓大量出現，同時“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種“二言八字”句式成為該時期制定校訓的版本。雖然期間也零星出現一些有個性的校訓，但是它們基本湮沒于這種單一化的政治激勵式、口號標語化的校訓主流中。

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再次發生深刻的變化。在鄧小平南巡談話精神的鼓舞下，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我國的教育管理體制也逐步深化，開始進行以學校自主辦學為核心的改革。學校辦學要辦出特色，首要的前提是其辦學理念富有特色，相應地體現辦學理念的校訓也要不同一般。這樣，體現學校特有精神的校訓大量出現，且形式和內容都呈現多元特點。首先，校訓的表現形式多樣：一言校訓有三、四、五字句式，如上海市奉賢致遠高中的“愛、實、創”校訓、廣州中元中學的“德、毅、博、健”校訓、內蒙古涼城三中的“凈、靜、敬、競、進”校訓等；多言校訓有二言校訓，如中國政法大學校訓“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四言校訓如北京師大二附中校訓“篤志博學，質樸方正”，還有一句話校訓，如上海市南匯區三墩學校校訓“明智、博愛、才華貢獻社會”等。其次，校訓內容也很豐富：有重新弘揚傳統文化的，如上海市楊浦區打虎山路第一小學校訓“禮、誠、勤、勇”；有張揚主體意識的，如北京市君誼中學星星學校（初中）校訓“成功非我莫屬，讓困難向我低頭”；有突顯現念的，如陜西師大附小校訓“學會做人、學會學習、學會生活、學會發展”；還有展示學科特點的，如“明法”、“致公”等政法院校校訓和“救死扶傷”、“仁慈謹慎”等醫科院校校訓。

從校訓的流變可以看出中國教育經歷了依托傳統文化、依賴政治和按照自身規律發展的過程。建國前校訓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呈現出極大的繁榮景觀，形式種類多樣，內容異彩紛呈，對校訓的影響巨大。建國后一段時間內，教育在政治所設定的種種框架中運作，教育政治化傾向比較明顯，出現了大量政治激勵式校訓。改革開放后，基于對以往歷史的深刻反思，人們的主體意識普遍覺醒。在文化日趨多元的時代背景下，教育要求培養學生的自主意識、自由意志、理性精神和創造能力，以“開放性”為其總體特征，并按照自身規律發展。這樣，校訓作為學校教育的手段更強調人的主體性、全面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二、校訓的形式反映中國教育的變遷

不同時期校訓的形式不同，首先表現為校訓句式的變化。校訓產生初期，以單字句式為主，表現為一言[注:這里的“言”用了詩歌里的“言”的稱謂和意義。對于比較有規律的校訓來說，以標點符號為分隔符，一個分隔符中有幾個字即為幾言。至于“字”的意思，就是校訓總共包含幾個漢字即為幾字。如“勤奮、團結”，頓號前有二字，頓號后有二字，那么就叫做二言，總共有四個漢字，那么就稱為四字，此校訓的句式就叫做“二言四字”句式。以此類推。]校訓相當普遍，如“勤”、“誠”、“樸”、“毅”、“勇”、“敬”、“嚴”、“公”等。筆者收集到的建國前156條校訓中，一言校訓有49條。一言句式校訓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減少，二言、四言校訓逐漸增加，建國前二言有52條，四言有50條。二、四言校訓增加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一定關系。中國人習慣用單字來表達思想，到了近代單字無法確切地表達近代紛繁復雜的教育事務，所以迫切要求表義更加精準的雙音或多音詞的出現。文言文改白話文運動則順應了這一要求。此后，中國的雙音詞、多音詞盛行，并在詞語中居主要地位。建國前的校訓句式，種類也是五花八門，如一言有二字、三字、四字、六字，二言有二字、四字、六字、八字，還有四言、五言、六言等句式。建國后校訓表現最為明顯是“二言八字”校訓占絕大多數，如“勤奮、團結、愛國、求實”。筆者共收集建國后校訓389條，而“二言八字”校訓就達292條。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里，在學校數量急劇增長的情況下，“二言八字”校訓在數量上能獨占鰲頭，一言句式校訓基本銷聲匿跡（共5條），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改革開放后校訓除了囊括前兩個時期的所有句式外，還出現了新句式，如三言、七言、八言、十言，甚至還有一句話的形式。該時期，校訓種類更加豐富，達33種。

校訓形式變化還表現在校訓詞語組合的不同。建國前，一言校訓大多以“勤”、“樸”、“敬”、“誠”、“正”等詞為主。其中有一字單獨出現的句式，也有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等幾字同時出現的句式。建國后，一言校訓數目極少，用語也相對單調。改革開放后，一言校訓出現了許多詞語，如“競”、“凈”、“扎”、“遠”等。一言句式的校訓用詞大多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可以看出傳統文化在教育中的變化趨勢，大致成繁榮——沉寂——恢復的趨勢。“勤”、“誠”二字是三個時期的一言校訓的共同內容，說明它們是我國傳統文化倡導的重點，也是我國學校教育永恒的主題。二言校訓用語大多是“勤”、“誠”、“忠”、“敬”等詞匯的派生詞，如“勤奮”、“奮進”、“忠誠”、“愛國”、“篤敬”等。詞語“勤奮”、“求實”、“團結”、“愛國”無論在哪個時期，都出現得最多，尤其集中于建國后改革開放前。由它們組合成的“二言八字”式單一化校訓主導著建國后改革開放前校訓的形式，同時也影響著改革開放后的校訓形式。改革開放后的校訓除了上述情況，更多是根據實際情況概括而成的，并且不再局限于“勤奮、團結、愛國、求實”式的“二言八字”校訓，出現如“學理主行”、“愛滿天下”、“不做假帳”、“博大精深”等“四言四字”句式校訓。這些句式的校訓基本沒有固定的詞語組合。

校訓形式的變化也反映了中國教育由重傳統文化到重政治口號再到重自身規律的轉換過程。建國前校訓形式注重從傳統中吸收精華，采用傳統文化中的單字、格言警句式等短語形式。而建國后校訓大多是單一化的“二言八字”形式。改革開放后，校訓又重新認識傳統，尋找被遺棄的古典，同時更注重著眼于社會現實、學校特點、學生實際和教育自身特點，“人無我有，人有我特”，呈現了形式多樣化局面。

三、校訓的內容體現中國教育的變遷

中國自古就主張“以德選人”、“德才兼備”。《中庸》提出“尊德性而道問學”[4]，強調道德的先導、引領、統帥和調節作用。強調道德修養是我國教育的主題，也是我國校訓內容的主體。而道德修養用語大多來源于中國古典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形成了誠信待人、勤勞節儉、尊老愛幼等傳統美德。勤勞、誠實、樸實等反映傳統美德的詞語就構成了校訓內容的主體。“勤”、“誠”、“樸”、“嚴”、“敏”、“勇”等詞幾乎成為一言校訓的主要內容。“勤奮”、“團結”、“愛國”、“尚德”、“正直”、“和諧”、“崇真”等是二言校訓內容的主體。四言句式校訓如“蒙以養正”、“自強不息”、“敬業樂群”、“志存高遠、自強不息”、“敦品勵學、以品養慧”等，都體現了傳統文化的深刻內涵。道德修養型校訓在建國前的校訓中居于主要位置。它首先表現為強調修身，如南京大學的“誠樸”、集美學校的“誠毅”等；其次，強調立志，可以說每一條校訓都代表著該校的理想和志向。清華大學的“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南京大學的“誠樸雄偉、勵學敦行”校訓，非常明確地把形成高尚的人格典范作為受教育者高遠宏大的志向，并期待他們將來能夠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校訓對如何立志也有深刻的闡釋。南京大學老校訓“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認為堅忍不拔的耐力和意志是成就大事的根本；再次，校訓強調奮斗進取和創新精神的養成。廈門大學的“自強不息、止于至善”要求奮發進取，廣東惠陽市仲愷中學以革命家廖仲愷名言“人生最重要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為其校訓，旨在提醒師生勿忘先賢，注重精神修養，并使之與時俱進。“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南開校訓則是創新精神的最精致概括。

中國文化不講或很少講脫離倫理型學說的智慧，以重視道德倫理灌輸為主旨，偏重于“道德型”的理想人格設計，疏于“智力型”、“實驗型”人才的培養。中國古代所謂的“學問”，不是關于客觀世界的認識，而是如何安身立命與治國平天下的道德信條和經世之學。有關宇宙論、認識論的探討，都是從屬于或落腳于道德問題的基點上。尤其建國前的校訓對知識、學習重要性的認識反映不很明顯，只出現了零星的“重學”、“學習”、“好學力行”等詞。建國后，對學習的重要性有進一步的認識，“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校訓成為學校倡導學習的重要表現形式。改革開放后，隨著時代背景和教育理念的轉換，重新審視道德修養和學習知識的內在關系，認為二者并不相互排斥。一方面，知識的學習本身就包含相應的道德修養內容；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道德修養與學習知識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系。如果在進行科學文化知識的教學時，能夠充分發揮其內涵的道德教育功能，就能收到雙倍的效果。同樣，如果能夠重視開發文化科學知識的道德教育功能，使受教育者懂得人生和做人的價值，就能有效地啟發受教育者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的積極性，從而更好地掌握文化科學知識。這一時期，“勤學”、“博學”、“樂學”、“學無止境”、“學為人師”、“學習為本”等體現學習重要性的校訓大量出現。

建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還出現了建國前所沒有的一些新校訓。表現為：反映行為準則的校訓，如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學的“遵守紀律、認真學習、熱心服務、講究衛生”等；體現現代意識和觀念、突出個人主體性意識的校訓：遼寧師大附屬中學校訓“做新世紀的主人”等；反映學科性質的校訓，如“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反映了師范院校的師范性和示范性；展示學校教育特色的校訓，如廣州第109中“求真、立善、創美”校訓。

百年校訓折射百年教育。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國學校校訓自身歷史經歷從無到有、從稚嫩到成熟等歷程；校訓句式和詞語組合等形式經歷由注重傳統文化形式到注重政治口號、標語再到注重彰顯教育自身規律等階段；校訓內容經過從以往的注重道德修養的倫理性內容到加大“智力型”、“實驗型”等知識性內容比重再到注重弘揚現代教育理念等變化。這一步一步的發展歷程反映了中國教育由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漸進的轉換過程。現代校訓在進入新世紀后，將會以嶄新的姿態更加發揮其在學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成為名副其實的學校文化名片和學校品牌。

［參考文獻］

［1］徐以驊.教育與宗教：作為傳教媒介的圣約翰大學［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39.

［2］［意］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M］.黃河道譯.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269.

［3］史有為.外來詞——異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261.

［4］陳戌國.四書五經［M］.長沙：岳麓書社，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