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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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等所謂“六藝”解說漢字的字形字義，充分證明了漢字形體的有理性（rationality）。漢字的有理性為漢字教學提供了解釋能力，既便于教者，又便于學者，這是漢字創造者的一大功績。但是，從另一角度看，筆畫繁難，記認不便，即屬漢字弊端。為減低這一弊端的程度，我國歷史上先賢多次對漢字進行簡化。不待說，簡化的工作須受漢字形體有理性特點的制約，以維持漢字的傳統體系。

無論古今、繁簡，人們在認識漢字甚至理解漢字字義時都力圖從它的有理性方面得到啟發。許氏《說文解字》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未能作出詮注的所謂“蓋闕”的字只在寥寥，他的解說“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是異常嚴謹的。自然，因為許氏所在的年代“去造字之古已遠”，釋語洋洋，是否都符合“造字之本”，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論。譬如《說文解字》對“王”字的解說是這樣的：

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照此解說，“王”字的造字取義實非簡單之事。然而，再早的不詳，至甲骨文，其中的“王”字“既非必三畫，又無關一貫”，可以斷定許說與“王”字的“造字之本”根本沒有關系，而只是當時的一種有德有位為王的政治哲學思想的反映。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不僅漢字造字源于一種有理性，而且對于某些在經歷了長期的發展變化之后，其形體的造字理據已趨隱晦甚或歸于消變的漢字，后人仍能參酌今古，賦予它們以新的“解釋”。這種解釋固然可能有背于“造字之本”，不合于嬗演之跡，但所以能作出此種解釋，實則也根源于漢字形體的有理性。從實質說來，這是一種“創造性”的解釋；而這種創造性的解釋往往也給我們帶來有益的啟發：用于非考證性即非文字學專門研究的意義上，譬如用于兒童識字或一般成人的正字教學，解說漢字就不妨采取多種渠道、多種辦法，而大可不必泥守一條宜乎古而戾于今的學究之路。

近讀《調謔編》，內中載一則王安石釋“坡”為“土之皮”因此遭諷駁的故事。王氏時代，“坡”、“皮”兩字讀音已經不諧，從文字使用的立場，即如用于識字、正字教學的意義也是一樣，把“坡”字釋為“從土，皮聲”的形聲字未必比按會意字釋“坡為土之皮”高明多少。［1］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解說文字必須照應到文字本身的體系性，不可顧此失彼。前面說過，以今天的認識看來，“坡為土之皮”倒也差可得會其意，而接下來回駁王安石的“滑為水骨”，則于理大為不通。可以說，王氏對“坡”字作會意字解釋有一定合理性，但在照應文字的體系性方面存在不足，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出后面的矛盾枝節，體系性是類（type）而不是例（token）。許氏《說文解字》這部書的偉大的學術價值，說到底，就在于他不僅對大部分漢字的解說根據了漢字形體的有理性，說明了這種有理性，而且照顧了漢字總體上的體系性，雖然在他的解說中包含了許多“創造性”的成分。

把漢字的有理性用于教學活動，是要我們的解說工作為漢字的書寫、記認和規范形體等項目標服務，漢字是歷時符號（diachronicsymbols），隨著語言的進化、發展，漢字本身經歷多次復雜的改革和簡化的過程，從而也給我們的解說工作平添困難。譬如，簡化后才歸為同一部首的“田”與“備”、“口”與“后”等字，還有由于字形演化的結果其中部首與字義的關系已無從稽考的字，如“八六具寸”等，解說字義時就不宜穿鑿附會，強作解人。考慮記認方便的教學目標，有些產生于民間實踐、極便于誦記的解說方法，倒是都很有實用意義。諸如“步不加點，武不帶刀”單從字形易錯部分作解，“躁從足，言頓足急躁；燥從火，言因火干燥”［2］純就易錯形符作解，等等，作為輔助記認的一種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而更重要的是，這些看似俚俗的解說方法，其實也并沒有沖突漢字字的體系性。一味尋求許氏《說文解字》那種力圖追索“造字之本”的解說方法，有時不免事倍功半，甚至有時是不可能的。譬如“滅”字簡化為“滅”，對“滅”字作解如果反過來求助于它的本體，則真是徒增繁復而無益于解說，倒不如采用著名小學特級教師斯霞的解法：“火上加蓋，火就‘滅’了”。字形字義躍然紙上，甚便于學者記認、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漢字形體的有理性有時也會從反面為寫錯別字的人提供某種所謂“理據”，就是說，他們認定自己的寫法是可以從字形字義的關系方面自圓其說的，譬如“包子”寫作“飽子”，“粉碎”寫作“砏碎”等。“包子”對比“餃子”、“餅子”等“從食”的一類字實際應當寫作“飽子”，只是因為“飽”字先得“食量滿足”義，而只好采取同音假借的辦法例外用一個“包”字敷衍，“粉碎”除“砏碎”之外亦有寫作“粉粹”者，由“碎”在生“砏”由“粉”而得“粹”，似乎也有一定程度上出于漢字的有理性，并非全然不合邏輯。這種書寫上的錯誤產生于不正確的類推。我們分析漢字的有理性并用來進行有效的解說，有時可以加進一點創造性的成分，這點前面已經提到；但同時必須考慮到，漢字是歷時符號，是成體系的東西，我們不能不把尊重和沿襲這一傳統放在首位。

漢字簡化帶來漢字解說上的復雜性，還表現在讀書證史需要繁簡體參照時，簡體字不能正確地回歸本體。河北省承德市外，佛宇林立，今人為古寺撰史，常見有把“某經云”寫作“某經雲”的例子。“雲”、“云”非古今體。古文只作“云”，小篆加“雨”于上，遂為半體會意、半體象形之字［3］。古籍凡舉人云詩云之類，皆作“云”，可知今天統一兩體于一形的“云”字，系同音簡化而得，在需要古今體參酌時不能不加分析地一并回歸為“雲”字。［4］大陸文壇有古今繁簡參照之用，港、澳、臺等地乃至日、韓等使用漢字的國家則一直使用繁體漢字，因此也有一個同音分辨和簡體歸繁的問題。這個問題出現在教學中時，尤需格外審辨，以免誤人。［5］

開始我們說過，漢字除有理性之外，尚有筆畫繁難、記認不便之弊端。中國人自從南北朝翻譯佛經時就知道世界上另有拼音文字，然而我們的祖先只改進漢字而不取消漢字。這是因為他們知道唯有漢字才與漢語相適應，才能與主要靠意合（parataxis）而非形合（hypotaxis）法表意的漢語形成珠聯璧合的和諧關系。著名瑞典漢字家高本漢曾頗有見地地指出：“中國人不廢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采取我們的拼音文字，這并非出于任何愚蠢或頑固的保守性。中國的文字和中國的話言情形非常適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自然，我們使用漢字，不得不以難記難認作為代價，而在付出這代價的同時，我們也要不斷地研究和改進漢字教學，以減少這代價的沉重程度。

說到使用漢字的弊端，有必要指出，別以為使用拼音文字就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現代的英國人已不能識得600年前的英語，僅此一項，代價已相當沉重。再從發展看，隨著語言的進化，新詞新詞越來越多，同音混淆成為語言之大敵。使用拼音文字的語言除增加音節外別無良策，而漢語又多出一個途徑，就是利用字形的區別作用來加以解決，如“肅靜”與“素凈”、“著名”與“注明”等。此外為了豐富漢語的詞語。漢字的一音一義一字的特點為之提供了有效而經濟的辦法，譬如“美麗”、“秀麗”、“俏麗”、“艷麗”、“富麗”、“絢麗”、“華麗”等，只要變動其中一字，而詞義中的細微差別立見；又如“牛奶”與“奶牛”、“色彩”與“彩色”、“人工”與“工人”、“女子”與“子女”、“為人”與“人為”、“義演”與“演義”等例，只要次序變換，詞義立即不同。現今科學技術大發展時代，一有新義，便得新詞，漢語則不必另造新字，如近數年才見的“激光”、“熱點”、“大款”、“立交橋”等皆是。詞匯大增而組成元素——漢字——卻表現穩定（實則有所削減），這正是漢字有理性發揮威力的結果；相對于西方語言，如英語，為了適應新生事物而大量創造新詞致使詞匯量高達數十萬、學習和使用者負擔沉重的事實，自又見出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符號之光明前途。

注釋：

[1]《說文》：坡，從土皮聲。為形聲。解“坡為土之皮”則“坡”為會意。

[2]躁從足，燥從火，皆噪聲，而義不同，今分別用于“急躁”、“干燥”。但說“急躁”為“火性子”、“急脾氣”，寫作“急燥”似也不能算錯。躁、燥之分，今人時有異議；此中矛盾，源出造字之始也。

[3]《說文》：云、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之形。凡云之屬皆從云。古文省云。

[4]類似的還有“余”與“馀”，“范”與“範”，“征”與“徵”等多字。不盡舉。

[5]中華古籍浩如煙海，全部簡體再制以利今人，怕不好做到。且又港、澳、臺灣以至韓、日兩國今仍通行繁體，求統一于簡，似也非短時間可行。由此可見，繁簡之分，疑給之在，尚須教學者重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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