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主體性和李商隱詩歌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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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國內外諸多名家的翻譯，唐詩，如晚唐詩人李商隱的詩歌，在西方得到了廣泛傳播；然而，唐詩的譯介仍然面臨挑戰，這是因為：詩歌翻譯是選擇的藝術，必然受到譯者主體性的影響。形式轉換、意義傳遞或文化移植都需要發揮譯者主體性。在對譯者主體性進行詮釋的基礎上，可以借鑒哲學闡釋學的相關理論，從“詩歌意義中未定點的存在與闡釋”和“譯者主體性是唐詩多譯本現象的內在理據”兩方面探究李商隱詩歌英譯的多元闡釋現象；多義性作為李商隱詩歌的內在本質，是促使譯者發揮主體性、對源語文本進行多元闡釋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譯者主體性；李商隱詩歌英譯；哲學闡釋學；未定點

Abstract：Withtheeffortsoftranslatorsbothathomeandabroad，Tangpoems，includingLiShangyin’s，areabletobespreadintheWest.Nevertheless，itisstillachallengetotranslateTangpoemsforpoetrytranslationisanartofchoiceand，therefore，unavoidablysubjecttothetranslators’subjectivity，whichfindsplayinformaltransformation，semantictransmissionorculturaltransplantation.Thispaper，afterbriefingthetranslator’ssubjectivity，makesatentativestudyofEnglishtranslationsLiShangyin’spoemsfromtheperspectiveof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withafocuson“theindeterminacyinthepoeticmeaninganditsinterpretation(s)”and“thetranslator’ssubjectivityasthemotivationofTangpoems’multiversionsofEnglish”.Polyvalence，aninnatefeatureofLi’spoems，isthemainreasonbehindthedevelopmentoftranslator’ssubjectivityaswellasthemultiinterpretationsofthemeaningofclassicalChinesepoetry.

Keywords：translator’ssubjectivity；translationofLiShangyin’spoems；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indeterminacy

巴西詩人AugustodeCampos聲稱，詩歌無國界，譯者完全有權利跨越語言的疆界進行詩歌的傳譯[1]。古詩英譯由來已久，流派紛呈，譯品百出，證明此言不虛。從文藝美學的角度來看，詩歌翻譯是對原文文本審美特質和藝術魅力的再現。作為一種選擇的藝術，詩歌翻譯必然受到譯者主體性的影響。形式轉換、意義傳遞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發揮譯者主體性。鑒于此，在對譯者主體性進行詮釋的基礎上，本文結合哲學闡釋學的相關理論，從“詩歌意義中未定點的存在與闡釋”和“譯者主體性是唐詩多譯本現象的內在理據”兩方面探究晚唐詩人李商隱詩歌英譯的多元闡釋現象；多義性作為李商隱詩歌的內在本質，是古詩魅力所在，也是促使譯者發揮主體性、對源語文本進行多元闡釋的主要原因。

一、詩歌翻譯“絕對標準”的消解與“譯者主體性”的確立

譯詩必須忠于原作，最大程度地接近原作，然而譯詩自有生命，體現了“譯者的聲音”。詩歌翻譯的歷時性證明了同一詩作不同譯本存在的合理性，各譯本都處于一個閱讀、闡釋的連續體之中，不存在一個“終極譯本”。然而，作為詩歌文本的特殊讀者，譯者往往面臨“兩難的處境：其一，原文本語義和形式結構的特征使詩歌譯者在語言上可操縱的空間相當有限；其二，譯者必須克服原文本美學特質傳譯的局限，充分調動自己的詩歌想像力、表現力與語言創造資源?！盵2]文本意義并非唯一、沒有絕對權威的解讀。對于紛繁復雜的詩歌翻譯活動難以制定高度統一的標準，切實可行的標準應是開放而非封閉的，多元而非一元的，是一個主觀性與客觀性相結合的標準。雖然詩歌翻譯不存在一個所謂的“絕對標準”，但我們發現，許淵沖先生提出的“美化之藝術”的文學翻譯標準極其適用于漢語古詩的翻譯，他以豐富的實踐證明詩歌翻譯活動中發揮譯者主體性的必然。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翻譯研究開始了“文化轉向”，譯界從哲學闡釋學出發，對“譯者主體性”與“未定點”等問題進行積極的審視，這些理論為文學翻譯(包括唐詩英譯)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鑒。廣義上說，闡釋學是關于文本意義的理解與闡釋的理論或哲學。由于海德格爾等人的努力，闡釋學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伽達默爾關于哲學闡釋學的觀點之一是：理解始于偏見，理解具有歷史性。他將藝術作品的存在看作一種歷史過程，它無限地展開，指向未來；理解是主客體之間的交往，闡釋并非是對文本的消極復制，而是一種“生產性的”努力，在主體的“合法偏見”與客體的相互作用之中逐步揭示文本的真相；強調理解者的動態作用，藝術作品的意義為異時、異地不同理解者所作闡釋的總和；就理解而言，作品的意義不可窮盡[3]。該理論出發點并非針對翻譯研究，但由于對藝術作品的分析在很多層面上與譯者對原作的闡釋之間存在相通、相似之處，因此，哲學闡釋學對翻譯研究頗具指導意義。

譯者作為源語文本的操控者，無疑是翻譯活動的主體，其主體作用體現在兩方面：第一，譯者對于源語文本的主觀闡釋；第二，譯者對譯語文本的積極構建。譯者的闡釋必須合理、適度，不能對源語文本進行隨意的增刪或改編。這便決定了譯者主體性的雙重性：譯者必須根據需要選擇翻譯策略，同時受其詩學、意識形態等多方面的制約。鑒于此，譯者主體性可作如下理解：譯者主體性指為實現特定翻譯目的而在翻譯過程中所發揮的主體作用，其主要特征包括譯者的文化意識、審美傾向、創造性與價值判斷標準等。

文學翻譯是一種再現與再創造的藝術。再創造發生于文本與其接受者之間的交往與對話；理解中的偏見，即前理解，不僅是進入新文本的前提，也是翻譯中再創造的基礎[4]。每一次文本的閱讀都是一種不可重復的獨特行為，因此，譯者對于源語文本的闡釋只是閱讀過程中無限多的可能性之一，文本的開放性解構了“忠實”的標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正是那些基于個性化闡釋的文學譯本最終流傳后世。翻譯意味著創造性叛逆，這一觀點對譯者的創造性努力給予了高度評價；某種意義上說，譯者是文學作品的共同創造者，譯者風格正是作者風格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

二、李商隱詩歌英譯中“譯者主體性”的發揮

詩歌的文學性決定了譯者在對源語文本的意義解讀和對譯語文本的意義構建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翻譯即闡釋，這已是譯界共識。李商隱的詩歌具有多義性與朦朧性的特點，相對語內闡釋而言，其詩歌的翻譯更富有挑戰性。

(一)詩歌意義中未定點的存在及其闡釋

文學語言具有表達的模糊與不確定性，闡釋學稱之為文本空白與未定點。漢語古詩具有先天的簡約，有意留下空白而讓想像去填補。如果譯者不厭其煩將所有空白都抹上，無疑是既背負作者又欺騙了讀者，讓原詩的精華變成了糟粕[5]。漢語古詩有多種英譯文的現象客觀存在，首先表現為語言結構上的差異。作為屈折性語言，英語具有明顯的語法特征；作為典型的分析性語言，漢語沒有屈折變化，尤其是在詩歌中，沒有確定的人稱、時態、數等，讀者完全可能進行不同解讀。

李商隱的《無題》詩多具有“詞約義豐”的特點，其中一首有這樣的詩句：“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痹娙诵闹斜囟ㄓ刑囟ǖ囊庀笾黧w，但并未以明確的語言指稱體現出來，因此，這兩句詩可能有多解：是情人之間的思念、擔憂?還是詩人才華橫溢、心寄朝廷卻不為所用，因而抑郁苦悶而托物言志?如果是一首情詩，則既可以看作是“我”的內心獨白，也可以看作是對“她”的素描……漢語語境中的闡釋本身是多元的，英譯過程中對這些未定點的闡釋也必然具有多元性，其中之一體現在人稱選擇的差異上。譯例如下：

(1)Beforethemirror，youwillfrettofindthosecloudliketresseschanging.

Makingrhymesatnight，you’llfindthemoonlighthasgrownchill[6].

(2)AtdawnI’mgrievedtothinkyourmirroredhairturnsgray；

AtnightyouwouldfeelcoldwhileIcroonbymoonlight[7]325.

(3)Beforeamirror，atmorn，theyfear

Theirblackhairbecominggraytoosoon.

Intheirnighttimegroans，moonlightappear

Ascomingfromacoldandcallousmoon[8].

(4)Griefatthemorningmirrorcloudlikehairmustchange；

Verseshummedatnight，feelingthechillofmoonlight[9].

英語的形式特點決定了必須有具體人稱，而人稱代詞的運用無疑將大大削弱原詩蘊含的多義性，只保留單一意義(univalence)。譯例(1)中“我”想像“你”因相思之愁而“云鬢改”，“你”因夜吟而覺“月光寒”；譯例(2)中則是“我”因“你”鏡中容顏已改而心憂，“你”因“我”夜吟而頓覺“月光寒”；譯例(3)則較為模糊：“他們”一同攬鏡自照，一同在月光下吟誦?似乎不太符合情詩的邏輯；譯例(4)中，Herdan干脆模仿漢詩，不出現任何人稱，句式上亦步亦趨，有意象派詩歌的痕跡。可見，不同譯文中的人稱不同，讀者產生的心理距離迥異：第一人稱心理距離最近，讀者似乎置身詩中，真切體驗詩人的憂傷與思戀；第三人稱心理距離最遠，使讀者較為客觀地追思古人情懷。值得注意的是，Herdan對原詩句法形式的模仿顯然旨在保留其多義性，但這種努力收效甚微，若用通常的英語詩歌標準來衡量，譯詩句法含混不清，令人難以卒讀。

研讀李商隱詩作的不同譯本，人稱差異之外，亦可根據數、格、時態等語法表征發現文本未定點的多元闡釋，在此不贅述。

(二)譯者主體性是多譯本現象的內在理據

1.原文文本的定向性。文本是一個開放系統，譯者可以發揮主體性，盡可能消解原文本中的未定點，但這種闡釋并非改變原作的圖式框架，一個有責任心的譯者應尊重原文文本的框架結構，尊重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隨著時間流變，語言內部出現語義增減或轉化等現象，這正是古詩翻譯中容易忽略的。例如《登樂游原》中一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睋鞈蹇甲C，古漢語中“只是”為復合詞，并不等同于現代漢語中的“只不過”、“怎奈”，“只”原寫作“祗”，唐代時始替代“祗”，作“正”、“正好”解，并無轉折之意[10]。這兩句詩因而可以理解為“正逢黃昏之際，夕陽無限美好”，詩人抒發了世事洞明、閑逸曠達的情懷。然而，就現有譯本來看，多位譯者認為詩句體現的是“夕陽西下，美好時光轉瞬即逝”的悲嘆哀傷。孰是孰非，殊無定論。詳見以下2例：

(5)Howwondrouslooksthesundown!

Whatapity’tisnearingthedusk[11].

(6)Thesettingsunseemssosublime，

Butitisnearitsdyingtime[7]319.

這首詩意象鮮明，意境深遠，韻味無窮。中央電視臺品牌欄目“夕陽紅”的成功也從現代意義上佐證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美好內涵。詞義考據說明，源語的語義變遷造成了意義闡釋的多元化，但多譯本的存在并不能反證任意闡釋的合理性。也許詩人感懷時世，興之所至，一首傳世佳作揮筆立就，但其人其時究竟是悲是喜，或是悲喜交集，這種情緒總是有所皈依的，翻譯中必須將其具體化，即必須填補這種“未定點”；然而，“未定點”的填補不能違背原作文本的定向性，因為文本的定向功能是闡釋的前提與基礎，作為譯者必須給予尊重，這就是發揮譯者主體性的限度。否則，翻譯就純粹成為一種創作，而翻譯的再創造性便失去其依據和價值。

總之，詩歌譯者的知識水平、價值觀念、文化背景以及翻譯策略等都會影響文本定向性的發揮；而評判譯文高下又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發揮譯者主體性，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譯者的創造性。

2.譯者的創造性。詩歌翻譯并非機械地把一首詩轉換成它在譯語中的對應物，因為譯語中不可能存在一個與源語文本絕對對等的文本。譯者是原文的讀者和闡釋者，某種意義上也是譯語中的作者，應該發揮其創造性，用譯語對源語的信息進行再加工和再創造，這些信息包括語義、句法和語用(即內容、形式和風格)以及相應的文化信息；所進行創造的材料不僅是譯語，還包括原文本蘊涵的各種美學信息。

李商隱的《錦瑟》在漢語語境中有“愛情說”、“悼亡說”、“諷喻說”等多種闡釋，因此，很難用譯語再現其全部內涵，許淵沖翻譯這首詩時僅取其一解：溫情如夢，似水流年，詩人當年渾然不覺，如今錦瑟樂起，一切已成追憶，心中一片悵然。雪萊有一首謳歌愛情的詩作Music，WhenSoftVoicesDie，作品蘊涵著誠摯的情感與深刻的哲理，許淵沖創造性地仿譯《錦瑟》，同樣情真意切，顯然切合了英美讀者對這首詩的文化認同心理：

(7)Music，whenamorouskingdies，

Vibratesinthecuckoo’scries.

Odours，whenbutterfly’saway，

LiveinthePoet’sdreambyday.

Impearledtears，whenthemermaid’sdead，

Forthebelovedareshed.

Mythoughtofyou，whenyouaregone，

Dreamlikeloveshallslumberon[12].

許譯沒有依照原詩字隨句摹，創造性翻譯之處較多；然而，譯文抓住了核心語義，結構齊整，音韻優美，在語義方面損失不大的前提下取得了藝術效果的對等?？梢?，好的譯文與原文“和”而不同，平庸的譯文與原文同而不“和”；詩歌譯者并非被動、機械地接受并投射原文的信息，而是積極地參與到解碼編碼過程之中，其創造性在詩歌翻譯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許淵沖以其豐碩的翻譯成果證明舍語義上的對等而取得最佳的表達效果。鄭海凌也首創“和諧論”，指出遇到“不可譯”或者抗譯性較強之處，“譯者需采取變通手法即創造性手段，在形式或內容上可能會少許背離原作，但在整體上求得和諧，這就是‘得意忘言’，‘不失本不成其為翻譯’的道理”[13]。有趣的是，許先生1987年就曾譯過此詩，譯文如下：

(8)Whyshouldthezithersadhavefiftystrings?

Eachstring，eachstrainevokesbutvanishedsprings：

Dimmorningdreamtobeabutterfly；

Amorousheartpouredoutincuckoo’scry.

Inmoonlitpearlsseetearsinmermaid’seyes；

Fromsunburntemeraldwatchvaporrise!

Suchfeelingcannotberecalledagain；

Itseemedlongloste’enwhenitwasfeltthen[7]317.

對西方讀者而言，“莊生”、“望帝”這類意象必須進行文化缺省(culturaldefault)補償，否則譯猶不譯，然而這樣直譯加注的譯文難免有拖沓之嫌，除專家學者之外，好之者寡。許譯對詩中特有的文化意象作了淺化處理，保留原作“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朦朧意境，因為朦朧正是一種接近真理的境界，這種創造性的翻譯策略反而彰顯原作詩意?，F象學認為，譯者通過藝術(再)創造讓讀者“看到”原文本藝術境界的“本來面目”[14]。

研讀不同譯品，時常感受到譯者獨特的藝術風格。許淵沖的譯作注重音韻與詩意之傳譯，個人色彩彰顯。孫大雨的譯文多用“thee”、“thy”、“thou”等古英語詞匯，仿佛一位溫文爾雅的紳士正在踱步吟詩。漢學家HebertGiles、WitterBynner的譯作自然傾向于譯語讀者，然而歸化策略有可能消弭文化差異，使人誤以為讀到的不是譯詩，而是原創的詩作。中外合譯者(楊憲益及其夫人Gladys，張廷琛和Wilson，王守義和Neville)或外籍華人學者(如劉若愚)則將漢英兩種文化考慮在內，兼顧譯語讀者的接受心理與審美習慣，相對而言，能更好地闡釋原作并創造性地再現其神韻。從哲學闡釋學的角度，這些現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譯者的詩學風格在譯文中留下痕跡，也是譯者發揮主體性、積極再創造的必然。

詩歌意義闡釋的多元性不僅在于古詩本身，也在于譯者多維視角的存在促使譯者主體性的全方位展示。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從不同側面揭示源語文本的豐富內涵，多種高質量譯本的出現也帶給讀者多重的藝術享受。唐詩多譯本的存在反映了譯者闡釋的多元化，體現了譯者主體性與創造性的辯證關系：譯者主體性是創造性的根本，譯者的創造性是主體性發揮的必要手段與必然結果。本文從譯者主體性的視角探究李商隱詩歌英譯的多元闡釋現象，得出以下啟示：研究詩歌翻譯文本的過程中，對不同譯本應摒棄非好即壞的二元對立觀念，用寬容、學習的心態去發掘這種翻譯現象背后的理據；鼓勵更多的有識之士從事古詩外譯，創作出更多具有內在生命的詩歌翻譯精品；同時，運用哲學闡釋學等相關理論進行唐詩英譯的文本研究，突出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必將推動翻譯學科建設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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