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鍇訓(xùn)形上和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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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道與德的討論，是中國哲學(xué)的一個核心問題，不是從《老子》那里才開始，也不會從我們這里結(jié)束。這里我們要介紹一下五代南唐徐鍇的觀點，同樣是傳《說文》，但是他在《說文解字系傳》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思想創(chuàng)造性，要遠在其兄徐鉉之上（或者說徐鉉基本不關(guān)心義理的問題），也是許慎所沒有展現(xiàn)的，當(dāng)然也影響了段玉裁。我們之所以把他放在特殊的位置，是因為他從來沒有被納入“思想史”的視野——對他的思想，我們甚至不是置若罔聞，而是聞所未聞。
徐鍇的思想在《說文解字系傳·通釋》中有所表現(xiàn)，他在“以經(jīng)解字”的同時，注重引用道家、道教的言論訓(xùn)釋字義，對于一些處于中心地位的語匯，他動輒說“《通論》備矣”。我們且看他在《說文解字系傳·通論》中對“道”和“德”的解釋。他認為：
道者，蹈也，人所蹈也。一達謂之道，二達曰歧旁，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夏后太康之第述大禹之戒以歌曰：“微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其道，亂其紀(jì)綱。乃底滅亡。”此禹遵陶唐之道也；堯舜同道，堯曰：“稽古”，推可知矣，此夏道也；萁子作洪范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反無側(cè)，王道正直。”此殷道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周道也。
左道者，衺僻之徑也。直道必循川涂，衺徑越山，便而行利速也。直道夷而遠、安而逸，心泰而無慮，風(fēng)氣舒緩，其所負荷也多；衺徑險而速、危而逼，心惕而多畏。不有跋躓之患，必有虎狼之患，風(fēng)氣擁迮，其所負荷也少。
權(quán)道者，違經(jīng)而和于道也。道，經(jīng)也；權(quán)者，不久之名也，不得已而行也。若人之遇尊者于途，必歧道以避之。尊者過不旋踵，則復(fù)故道也。維君子能行權(quán)。
道，積之于雅素也，立身行道，當(dāng)慎其始，積久則不能自返也。曾子曰：“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君子之行于世，兢兢業(yè)業(yè)，畏天之渝，不敢驅(qū)馳。故于文，辵首為道，辵者，乍行乍止，首，始也。
在徐鍇看來，道是人的踐履，或者是踐履的對象。他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道統(tǒng)”意識，認為一通到底的“道”才是直道。我們不難引申：這樣的“道”，因為“一達”而能“傳”，也因為“一達”而能“統(tǒng)”，道是統(tǒng)的依據(jù)，又是傳的對象，夏、商、周概莫能外。古人言必稱三代，就是對那個“道統(tǒng)”念念不忘，在竹簡《文子》中，也會發(fā)現(xiàn)“道者，先圣人之傳也”的信念。這就是我們的“傳統(tǒng)”。
徐鍇對于“直道”和“邪道”的隱喻，以及他所引用的曾子的話，使我們明白：傳統(tǒng)思想中所謂的“形上形下”，只是一種邏輯上的區(qū)分，并不是說有些東西是形上的，有些東西是形下的，而是說同一件東西，從“形而上”的角度去看，它就是“道”，從“形而下”的角度去看，它就是“器”。我們所極力追尋、拼命維護的那個“道”，無非就是我們腳下的“路”，可以說是最為“形而下”的東西，但又因為它的“須臾不可離”，要“統(tǒng)”起時間和空間，要“傳”之千萬人，它又是最為“形而上”的東西。（1）“道在屎溺”并不是故做驚人之語，而是實事求是。從“形而上”的角度觀察世界，誠然是一種“超越”，但又復(fù)歸于素樸，落實在“形而下”的地方，用詩的語言表現(xiàn)出來，（2）“極高明而道中庸”，何嘗不是超越的超越呢？
徐鍇根據(jù)“道”從辵，從首，強調(diào)“立身行道”是一個漸進的積累過程，（“乍行乍止”是《說文》對辵的解釋）要兢兢業(yè)業(yè)、“不敢驅(qū)馳”。《尚書·五子之歌》其一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檁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這是大禹給他的子孫流傳下來的治國之道，是何等的有自知之明，又是何等的小心謹慎。而那些自以為君臨天下，在“大道”上耀武揚威、橫沖直撞、無所忌憚的“獨夫”無一不遭受了敗亡，古人對此有極為深刻的認識，道家更強調(diào)“無為”、“無執(zhí)”。
《吳子·圖國》：“夫道者，所以反本復(fù)始”。首者，始也。道家尤其是老子反復(fù)強調(diào)“慎終如始”和“知止”，特別是認為道的本性是“周行而不殆”——總是從“頭”開始，原來都沒有離開“道”的字形！
同樣是從“首”來訓(xùn)道，郭店竹簡中有可以題為《說之道》的一組竹簡，對于“道”的訓(xùn)釋則是從說的角度：
凡說之道，急者為首。既得其急，言必有以及之。
言以始，情以久。非言不讎，非德無復(fù)。言而茍，墻有耳。往言傷人，來言傷己。言之善，足以終世，三世之富，不足以出亡。
文中“急者為首”、“言以始”的說法顯然是以道在字形上從“首”為根據(jù)的。所謂的“著書立說”，就是“文以載道”，“說”乃是弘道的基本方法。
“道可道，非常道”，在沒找到“道”之前，無話可說，在找到“道”以后，“徹悟”之下，說出來那個“道”就不是平平常常的“道”；但是，任何能夠被訴說的“道”，都不可能是永恒不變的“道”。所謂的“主體性”或者“創(chuàng)造性”是應(yīng)該被鼓勵的，但是又必須是被限制的，否則就會產(chǎn)生“主宰性”或者“惰性”，導(dǎo)致獨斷獨裁與抱殘守缺。
徐鍇以“蹈”來訓(xùn)釋道，兼顧了音義，也使我們有了發(fā)揮的余地。踐、履、蹈、躡都有踩、踏、行走、實踐、遵循的意思，但是，“蹈”的對象往往是帶有危險性的，如“蹈火”、“蹈河”、“蹈虎尾”等等，（3）“循規(guī)蹈矩”也是一種危險。篳路藍縷者往往“不有跋躓之患，必有虎狼之患”，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負重而忍辱，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幾十年乃至幾代人以后，方被認可，不亦遠乎？自以為走在大路上，安于既得利益或者滿足于現(xiàn)狀得過且過，就會循規(guī)蹈矩，最終是死路一條，不亦悲乎？故而，路在腳下，“直道”并非主宰一切、遠在彼岸的主宰，而是可以被討論、被選擇的對象。“大直若曲，道固委蛇”，“直道”與“邪道”的區(qū)分不是靜態(tài)的，而是動態(tài)的，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變動不居的，或者說他們之間是可以互相轉(zhuǎn)化的，判斷的標(biāo)準(zhǔn)，就在于“德”。
徐鍇對“悳”的本意“內(nèi)得于己，外得于人”，作出了進一步的闡發(fā)：“內(nèi)得于己，天之性也；外得于人，人之佐也，取于人之言也。”強調(diào)從別人那里得來的主要是有價值的言論。而自己要對待別人的時候，“悳”的要害在于“直心”，“直其心則人歸之也”。而“德”又是“悳”加上“彳”，徐鍇解釋說：“彳，小步也。德，升也，言漸進也。”修養(yǎng)德行的確也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易·大畜·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徐鍇對道和德的訓(xùn)釋，和我們的理解有一致之處。“道”始終和“路”、“走路”或者“言說”分不開的，而“德”則無法脫離“得”來說明。
《素書》開篇把道、德、仁、義、禮、五者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其中對“道”的解釋，對“德”的理解，和我們在文中提到的徐鍇對道和德訓(xùn)釋相一致，真可謂“道不遠人”：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注釋：
（1）形上與形下決然分開的思路在學(xué)界頗有市場，但也有學(xué)者對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批評，他們認道的特性不是體現(xiàn)在所謂“超越的形而上”的方面，而是在于它的原發(fā)性、整體性和不可區(qū)分性，否則，又何從理解“道常無名，樸”，何從理解“復(fù)歸嬰兒”的境界。見葉秀山：《我讀<老子>書的一些感想》，《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輯；鄭家棟：《存有的召喚——簡釋<老子>的道與無》，《中國哲學(xué)史》1995年第3、4期合刊。
（2）宗白華先生推崇泛神論的思想，他在給郭沫若的信中屢次談到了這一點。他的詩《信仰》是具體的例證：“紅日初生時，我心中開了信仰之花。我信仰太陽，如我的父！我信仰月亮，如我的母！我信仰眾星，如我的兄弟！我信仰萬花，如我的姊妹！我信仰流云，如我的友！我信仰音樂，如我的愛！我信仰一切都是神！我信仰，我也是神！”見宗白華：《藝境》，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7年9月第二版。比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更進一步，而且有強烈的自我認同。這種“泛神論”是以尊敬、愛護以至于信仰的角度看待萬物，從而體認其中的美和境。但是，當(dāng)一神論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當(dāng)神脫離了“形而下”的時候，就會變得高高在上，蠻不講理，乃至于獨斷一切。“處處留心皆學(xué)問”，“處處留心皆神妙”，對于“道”，也需要作如是觀。
（3）見王力主編：《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重印挖改本，第1472頁；《古代漢語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3年7月修訂本第20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