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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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濟界一般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期限較長，“沉沒成本”較大，有利于避免金融風險，我國政府一直大力鼓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從1993年起連續7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外商直接投資會不會引發金融風險？筆者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一定程度劣化我國的產業結構、降低總體產出效應；外資企業的競爭導致內資企業效益下降、虧損增加；外資替代內資導致銀行資金閑置；外商投資利潤大幅度增加。通過對四個方面的實證研究；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加大了我國的金融風險。

經濟界一般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期限較長，“沉沒成本”較大，有利于避免金融風險，我國政府一直大力鼓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從1993年起連續7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外商直接投資會不會引發金融風險？筆者認為會引發，外商直接投資加大了我國的金融風險。

一、外商投資結構失衡，劣化了我國的產業結構，加大了金融風險

我國曾經對外商投資一直采取普遍優惠的政策，缺乏明確的產業導向，雖然1997年制定了引進外資的產業政策，但是產業優惠在所有優惠中不占主要地位。由于第一產業投資周期較長，投資規模大，投資收益低；第三產業除了少數幾個行業外，總體上限制較嚴，所以外商投資高度集中于第二產業，在工業中又集中于輕工業和加工工業，對第一產業投資很少，對第三產業投資畸形集中于少數幾個行業。據統計，1991-1998年外商直接投資（按協議額）第一產業只有l．7％，第二產業占65．4％，其中工業占62．47％，第三產業占32．9％；根據1995年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資料，在獨立核算三資工業企業1995年累計的外商實際投資中，輕工業的投資比重為57．l％，重工業為42．9％，其中原料工業為12．8％；在第三產業內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協議投資比重1979-1990年平均為60．3％，90年代以來上升到70％左右，其中房地產業比重在40％-50％左右，社會服務業（主要是旅館業）接近20％，而商業（批零貿易）、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比重較低。我們知道，我國三次產業一直失調，第一、三產業滯后，第二產業超前發展。從1990-1998年，工業按不變價格（1990價格）計算的比重上升到50．1％，提高13．l個百分點，與相同水平的國家相比，要高出10-2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按不變價格（1990價格）計算的比重呈下降趨勢，1998年只有27．9％，比1990年還降低了3．4個百分點，與相同水平的國家相比，要低10-20個百分點。我國第二產業超前發展與外資高度集中于工業部門、對工業投資比重上升（90年代以來與80年代相比提高5-6個百分點）有很大關系，與此相反，第三產業發展緩慢、實際產出比重下降，與外商投資較少。投資比重降低（90年代比80年代降低4個百分點左右）有一定聯系，即外商直接投資加劇了我國三次產業結構失調。

不僅如此，外商直接投資還加劇了工業內部和第三產業內部結構失調，我國基礎工業和原材料工業一直落后，成為整個經濟發展和瓶頸，而外商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加工工業，使“瓶勁”狀態更加嚴重，工業內部比例關系失調加大。我國第三產業內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咨詢服務比較落后，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較為發達，而外商直接投資卻集中于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尤其是房地產業，使其畸形發展，加劇了第三產業內部的關系失調。結果是劣化了我國的產業結構，降低了產業結構的總體效應。

實證分析顯示：1995年三資企業創造的10713．97億元工業總產值和所擁有的13348．47億元總資產，與我國所有企業的平均水平相比，少為我國創造價值增殖543．66億元，產值利稅292，11億元，資產利稅218．78億元；與我國國內企業相比，少為我國創造價值增殖672．98億元，產值利稅359．43億元，資產利稅210．19億元。產業資本是整個經濟運行的基礎，產業資本運行效率的高低決定了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程度，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從劣化產業結構、降低總體產出效應方面加大了我國的金融風險。

二、外資企業利用我們的政策優惠，進行不公平競爭，導致國內企業效益下降，大量貸款無法歸還

外商投資我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占領龐大的市場，我國采取的“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更為此提供了契機。除了機制優勢和“超國民待遇”外，港澳臺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憑借雄厚的實力、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理念及周密的市場策劃而取勝。在短缺經濟時代國內企業還有發展的空間，但在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后，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迅速下降，經營困難增加，不少行業已逐步被外資控制，形成外資壟斷的局面。從1993-1999年，外資企業銷售收入占獨立核算工業企業銷售收入的比重由8.64％迅速上升到25．72％；與此相應，內資企業的市場份額迅速降低，庫存量增加，1999年末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產成品庫存高達3441億元。另外根據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資料，1995年在517個小類行業中，外資企業產品市場占有率超過30％的有133個行業。而1996年之后跨國公司對華投資迅速增長，通過合資、收購國內企業，消滅國內競爭對手的情況有增無減，從而三資企業產品市場占有率要遠遠超過1995年的數字，如我國的飲料行業八大名牌汽水廠有七家合資，機床行業國有企業的市場占有率由1990年的70％下降到1995年的30％；藥品中合資藥品和進口藥品1996年已占70％。跨國公司利用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大舉進軍我國新興產業或者說幼稚產業，一旦進入，就又利用我國“保護幼稚工業、避免重復引進建設、防止過度競爭”的政策，使來遲的競爭對手難以插足，從而獨占中國市場。由于沒有反壟斷法，無法對此進行制裁。我國讓出了市場，但并未獲得技術，關鍵技術仍掌握在外國公司手中，可以說，一些政策目的是保護幼稚產業，結果卻是保護了外資企業。外資企業市場份額的迅速增長壓制了內資企業的發展空間，導致內資企業效益下降，虧損增加。據統計，我國工業企業百元資金產生的利稅自1978年以來直線下降，由1978年的24．2元下降至1998年的9．7元，降低了60％；鄉鎮企業百元資金利稅由1978年的39．8元下降為1998年的12．9元，下降了68％。經濟發達的老工業基地如四個直轄市和東北三省下降幅度最大，虧損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額直線上升。國內企業虧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外資企業顯然起了巨大的作用。另外由于外資企業競爭優勢較強，外資企業的效益還普遍高于內資企業，1999年外資企業資產占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資產總額的19．68％，銷售收入占25．72％，利潤占32．95％，即利潤比重高于銷售收入比重，銷售收入比重又高于資產比重。

特別是我國為了改革國有企業，鼓勵外資嫁接改造，一方面想利用外資企業的機制優勢，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另一方面想利用外資企業的先進技術、設備，提高國有企業的技術水平。想法是美好的，但從實際效果來看恰恰被外資利用。外商在合資以前，首先要求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剝離，將落后的廠房、設備、多余的人員、巨額的債務全部摔給老企業，只與優質資產進行合資，這樣合資企業競爭優勢顯著增強，盈利能力大增，很容易打敗還未合資的國有企業，導致后者虧損累累，從而進一步要求外資嫁接改造，引致更多的購并與合資，外資企業進一步減少競爭對手，逐步控制國內部分產業的發展。統計資料表明，我國國企虧損的大量增加與外商投資的迅速增長和市場份額的增加有密切的聯系。外資企業的競爭力明顯強于內資企業，經濟效益也好于內資企業，實收資本利潤率是國有企業的兩倍多，人均凈利潤是國有企業的近六倍。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外資企業的市場份額不斷上升，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市場份額一直在下降，只是到了1998年由于國家實施債轉股。降低貸款利息等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市場份額才上升。與此相對應，國有企業虧損額一直在增加，利潤總額1994年達到頂峰后就迅速下降，以致國有企業1996年、1997年、1998年凈虧損分別為378．04億元、403．12億元、486．75億元，由于國家的扶持，1999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額才下降，利潤總額迅速增長，整體才扭虧為盈。計算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與國有工業企業虧損額的相關系數為0．883，與外資企業銷售收入占全國比重的相關系數為0．861，國有工業企業虧損額與外資企業銷售收人占全國比重的相關系數為0．910，即三者高度正相關。因此，國有企業的虧損除了體制原因，與外商直接投資有直接的聯系。

國有企業虧損額的增加，使其還貸能力大為削弱，到1998年底累積了12000億元左右的不良債務，其中絕大部分是國有銀行貸款。據統計，到1998年底，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資金的70％貸給了國有企業，由于資產質量差，導致了收息難，據初步統計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平均收息率1994年為84％，1997年為69％，1998年降至60％以下，1999年估計值為50％以下，僅工商銀行1998年底積欠利息就高達3155億元，當年收息率為60．88％，比1997年下降7．64個百分點，因此，國有企業的虧損風險變成了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形成了外資打敗內資、內資拖垮銀行的連鎖反應。

三、外商直接投資一方面替代了部分國內資金，造成了銀行資金的閑置和浪費，另一方面加劇了生產能力的過剩，加大了銀行貸款的難度，即從供求兩方面加大了金融風險

我國資金曾經一直很短缺，引進外資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但現在情況已經變化了，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商品普遍供應過剩，大批生產能力閑置。根據國家統計局1998年的調查，621種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466種，占總數的74．2％，供大于求的155種，占總數的25．8％，供不應求的商品為零；900余種工業品生產能力的普查發現，半數產品生產能力利用率不到60％。外資的進入更是部分替代了對國內資金的需求，因為外資主要投向輕工業和加工工業，加劇了生產能力的過剩。根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依銷售收入計算的外資企業與全國獨立核算工業結構（28個制造行業）相關系數由1985年的0．497猛增到1995年的0．824，表明了外資企業的行業結構與內資企業由分工互補轉變到相互替代，即競爭全面化。以1998年為例，外商直接投資454．63億美元，其中屬于技術含量較高的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和醫藥制造業合計只占11．24％，而房地產業的比重為12．76％；真正屬于“先進技術企業”的項目僅為2000個，占外商投資企業總戶數的2．34％；其余的投資主要用于一般加工業和房地產開發，國內資金完全能夠勝任。從單個行業來看，房地產業歷年都是投資最多的行業，目前全國空置商品房8000多萬平方米，占用銀行資金1000多億元，這有不少是外商投資的“功勞”。至于國內生產過剩的紡織業、商業，外商仍然繼續對其大量投資。

隨著外資替代內資，國內銀行資金大量閑置，形成巨額存貸差，由表4可見，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與銀行存貸差的變化呈顯著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731。從1990年開始伴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銀行存貸逆差逐漸變小，并于1996年轉為順差，且越來越大，2001年竟高達31302．50億元，相當于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的8倍。如果存款利率平均按1％計，就要多支付利息300多億元，相當于2001年14家商業銀行（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全部利潤的總和！目前在我國形成這樣一種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是引進資金，另一方面是閑置資金；銀行一方面要為巨額存款支付利息，另一方面又不能將資金貸放出去產生收益，造成巨大損失和浪費。

投資過剩還導致生產過剩，市場飽和，企業效益普遍下降，進入微利時代。1993年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平均資產利潤率為3.24％，其中國有工業企業為2．5l％，1999年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平均資產利潤率降為1．96％，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僅為1．24％。

我國為了減輕國企負擔，刺激內需，從1996年5月1日起連續7次大規模地降低存貸款利率，一年期法定存款和法定貸款利率分別從9．18％和10．98％降到1999年6月10日的2．25％和5．85％，存貸利差從1．8％擴大為3．6％，即存貸利差已經超過了居民儲蓄存款利率，企業支付的利息絕大部分被銀行拿走，這在國際上是罕見的。即使如此，銀行的效益仍然十分低下，1998年14家商業銀行（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全部利潤只有200億元，而資產總額為11萬億元，即資產收益率僅為0．18％，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更慘，近年來平均資本回報率只有3％，遠遠低于歐美大銀行平均21．9％的水平，平均資產利潤率只有0．26％，且呈下降趨勢，與之相比，美國花旗銀行的資產利潤率是1．39％，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五倍多；美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目前僅為0．67％，而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為7．9％（官方公布的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只包括逾期貸款中的呆滯貸款和呆賬貸款，而銀行機構非正式估計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為20％-29％）。1998年底，四大國有銀行存款占全國金融機構存款總額的54．67％，貸款占71％，不良貸款占73．15％，因此，四大國有銀行的運營風險決定了我國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

目前我國銀行仍以傳統的存貸款業務作為核心業務，存貸差收入是銀行利潤的主要來源。

利息收入占我國四大國有銀行營業收入的比重平均為88．27％，中間業務收入很少；利息凈收入占稅前利潤總額的比重高達1901．25％，即其它業務都是虧損的，完全靠存貸差收入去彌補并實現盈利。而發達國家大銀行中間業務的收入占很大比重，1986年美國7家最大商業銀行收入的50％以上來源于中間業務；1993年瑞士銀行中間業務盈利占總利潤的60％-70％；90年代中期，新加坡、香港等亞太地區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收人也達到30％以上，相比之下，我國銀行業的中間業務開展還處于起步階段。

目前我國的存款利率已經顯著低于國際利率（美國一年期聯邦基金利率為6％），為了防止資本外逃（這也會加大我國的金融風險），同時由于降低利率對刺激消費毫元作用，我國貨幣已經到了“流動性陷阱”的邊沿，因此，繼續降低存款利率從而擴大存貸利差的空間極為有限；另一方面自1993年起銀行貸款利率持續高于工業稅前利潤率，統計資料證實，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利息支出占銷售利潤總額的比重1993年達21％，1994年和1995年上升至25％和30％，而1995年稅后利潤卻只占銷售額的22％，即企業在為銀行“打工”，因此，想通過提高貸款利率來擴大利差根本行不通，從而銀行盈利空間越來越小，經營越來越難。

四、外資企業利潤的大幅度增加對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壓力越來越大

由于外資企業主要搞的是加工貿易，造成進口額居高不下，近十年來外資企業進口額占全國進口額的比重一直明顯高于其出口額占全國出口額的比重，1996年竟高出近14個百分點，達到54．5％；外資企業進出口長期是逆差，直到1998年才有順差，從1992年到2001年外資企業進出日貿易累計凈逆差高達602．89億＄，相當于2002年對外貿易順差304億美元的兩倍，成為嚴重影響我國外匯收支平衡的因素。

另外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迅速增加和進入贏利期的外資企業越來越多，其利潤總額也迅速增長，“三資”工業企業利潤總額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分別為418．61億元、753．93億元、1282．48億元、1442．95億元，年均增幅高達51．06％。外資企業的利潤處置主要有留用和匯出兩種方式，根據2000年江蘇省南通市樣本企業調查的情況，外企匯出的利潤約為利潤總額的27．7％，即70％以上留用。這主要是因為：（1）在近年歐美日三大經濟體增長普遍放緩的情況下，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為境內外商投資企業的經營創造了良好的環境，而對中國經濟總體增長的良好預期又促使在華外方投資者采用留存利潤的行為選擇；（2）境內外利差水平的逐年縮小以及人民幣匯率的持續堅挺，客觀上也降低了外商企業留用利潤的機會成本。但是即使外資企業只有小部分的利潤匯出，也使從1993年起我國投資收益項目一直處于逆差狀態，且數額越來越大，其中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分別高達160．89億美元、165．36億美元、175．96億美元、141．88億美元、186．19億美元；從1993-2001年投資收益累計凈逆差為1095.59億美元，相當于2001年外匯儲備總額的5l．63％；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利潤留用的存量決定了未來匯出的總量，且匯出的時點也完全取決于企業自身，一巳經濟金融形勢逆轉，出于逃避管制和追求個體利潤最大化考慮，在短期內形成較大規模資本流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勢必對我國資本項目造成巨大的壓力，外方利潤留用結構中再投資總量不僅低于利潤匯出，而且在歷年利潤留用存量中所占比重也最低。顯然，這一狀況更加大了投資利潤集中匯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