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困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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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趙志浩作者單位：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社會資本：解決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有效辦法

為了解決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問題，必須尋找一種有效的理論來指導如何破解集體行動的困境。當追述到集體行動困境產生的原因時，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既然集體行動困境是由于在個人利益的驅動下某些理性個體不合作造成的，那么促成理性個體之間的合作不就可以了嗎？社會資本正好起到了促成多元治理治理主體合作的作用。

首先，社會資本所倡導的信任為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主體之間合作奠定了精神基石。帕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所包含的信任有助于促進自發性的合作與協調，可以用來改善社會行動。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部，基本上每個民族都是一個利益訴求的主體，由于各民族文化差異大，各治理主體之間互不理解，導致了信任度低，表現出來將是各民族之間互相猜忌，合作無從談起，所以，只有加強各民族，各治理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合作才能展開。信任是一塊基石，牢牢地奠基于合作的大廈之下，不易被發現，卻默默的發揮著它的作用。

其次，社會資本為城市多民族社區合作提供了互惠規范?；セ菀幏妒且环N基于道德而非法律，帶來普遍利益的非均衡規范?；セ菀幏恫皇呛献髡咧g“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均衡互惠”，而是“現在給予人，將來人給予”的“普遍均衡”，一個良好的預期支持著大家遵守規范，等待著實惠的到來。[4]互惠規范雖不能給違反者法律上的懲罰，但會使違反者的長期利益受損。今天個體在社會組織中獲得利益，在未來必須支付出相應的成本給予其他個體。如果受益個體違約，將來在組織中不可能再得到合作的機會，更不可能獲得利益。這就是互惠規范的長期性懲罰。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治理主體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時往往造成集體利益的最小化，造成長遠利益的損失，而互惠規范能把各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結合起來，不遵守的便給予長期性懲罰。

最后，社會資本為城市多民族社區多元治理主體合作提供了社會網絡。帕特南指出“如果說，橫向的市民參與網絡有助于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那么一個組織的建構越具有橫向性，就越能夠在更廣泛的共同體內促成制度的成功。”[5]在城市多民族社區中存在著政府、社團組織和各民族居民等不同的治理主體。在解決社區公共問題時，各治理主體之間由于缺乏一個合作的網絡平臺，往往各行其是，無法達成共識，造成工作重復，資源浪費，甚至可能產生摩擦。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區特殊性和復雜性，各治理主體之間產生摩擦的幾率很大，尤其是不同民族之間。于是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過程中入陷了集體行動的困境。所以多元治理主體之間合作依賴于平行發展的社會網絡。社會網絡是社會資本三大要素之一，這說明社會資本理論所提供的社會網絡是城市多民族社區多元主體治理之間合作的重要條件。綜上所述，本文推導出了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多元治理主體合作和社會資本三者之間內在邏輯，如圖所示：（略）。

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產生及社會資本存在狀況

隨著改革開放，傳統的單位制開始逐步解體，新型的城市社區制正在建立，社區治理模式逐步形成。在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的過程中，產生了多元治理主體集體行動困境的問題。關于產生的原因，本文做了以下兩點概括：

首先，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狀況不理想，沒有達到多元主體共治的局面。由于起步較晚，我國社區治理仍處于較低的水平。政府在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過程中仍處于絕對的權威和強勢的地位，其他的治理主體都是“弱勢群體”。政府是社區治理唯一的公共權力的中心，控制社區絕大部分資源，對社區實行自上而下的直線式管理。其他的治理主體無法與政府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這導致了其在治理過程中沒有話語權，無法真正成為社區利益分配的決策者，更無法達成他們的利益訴求。因此各治理主體參與社區治理和行使權力的熱情不高，消極怠工，造成了集體行動的困境的局面。

其次，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各治理主體容易產生糾紛與沖突。社區內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會產生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的現象。這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互動很大程度上有益于民族的融合。但是我們也該看到每一種文化的個性決定了文化的排他性，這導致不同民族交往的過程中出現文化否定和碰撞。表現在日常生活中，便是不同民族群體間的糾紛與沖突。如本民族居民族對非本民族居民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不尊重，甚至出現傷害民族間感情的過激行為。民族文化不同是社區治理集體行動困境的深層次原因。這導致了各民族間缺乏信任的基礎，只靠單純的利益結合而形成的合作無法形成一種長效機制。如何使社區內各民族之間共通互溶，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才是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解決的關鍵所在。

關于城市多民族社區社會資本存在狀況及問題，單菲菲進行了富有成果的探索性研究。她認為“現階段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的顯著特征表現在同質性社會資本遠遠多于異質性社會資本。”她還認為“社會資本存在著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局限信任’多于‘普遍信任’；第二，‘封閉性網絡’多于‘開放型網絡’；第三，互惠規范難以建立”。[6]本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與總結。現階段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仍處于萌芽階段，存量小，發展緩慢，同質性社會資本多于異質性社會資本?？傊?，社會資本生存狀況不容樂觀，具體表現在下面三個方面：36首先，社會網絡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在城市多民族社區中，正式的社團組織很少，多民族參與的社團更是少之又少。在民族內部容易形成一些非正式的組織，這些組織對其他民族具有強烈的排斥，是一種封閉的網絡。社區組織成員的活動與宗教文娛活動密切相關，而對社區公共事務缺乏關注和興趣。其次，互惠規范的約束力存在較大差別。互惠規范形成于社會網絡成員的不斷合作之中。宗教性組織的互惠規范往往是宗教教義，顯然約束力較強。正式的社團組織互惠規范是社團規則章程，也具有較強的約束力。其他的社區互惠規范約束力約束力不強，不能起到規范成員的作用。這便削弱了組織的影響力，降低了組織在多元治理過程中的地位。最后，社區普遍信任尚未形成。信任產生于相互認同的個人和群體之中。同一民族的群體認同度高，容易產生信任。城市多民族社區內各民族文化差異的存在，導致了社區內各民族認同感低，不能形成普遍信任。普遍信任的培育任重道遠。

培育社會資本，走出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集體行動的困境

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存在是社區治理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如何走出這樣的困局，本文得出了“社會資本促成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合作，走出集體行動困境”這一內在邏輯。通過研究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的存量發現，少量的社會資本不能發揮出在解決社區治理集體行動困境時應有的作用。只有培育社會資本，增加社會資本的存量，才能發揮出社會資本的在解決集體行動方面的積極效用。要培育社會資本，必須從社會資本的三要素入手，使三者協調發展。

第一，培育信任，凝聚社會資本的精神。城市多民族社區信任的形成和發展受到了自組織、居民參與和制度化等方面因素的影響。社區內自組織的長期互動促進治理主體之間信任的關系。在社會資本框架下，社區自組織和網絡成為信任的重要載體。信任是合作互助的前提和基礎，更是互助合作的結果。隨著組織內部成員之間長期互動、協調和溝通的發生，彼此間有了許多互助合作的行為。因為互助合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所以成員之間互助合作的行為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應彼此間的信任關系。

第二，培育城市多民族社區互惠規范，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在城市社區參與和治理的過程中，居民和社區自組織被賦予了管理公共事務的空間，其責任意識和參與熱情被激發起來，可以投入較大的精力處理居民共同面對的問題。居民在參與和治理的過程中，必然要面臨協調人際關系、調解沖突，解決集體行動，規范成員行為，分配資源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就是社區規范產生和培育的過程。

第三，加強以自組織為核心的社會網絡建設。自組織理論是由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創立的，討論相互依賴的個體如何組織起來，推進自主治理的進程。自組織理論明確了國家權力和市場職能的邊界，吸收了社會資本理論中信任、互惠規范和網絡的精華，是社會網絡建設的良好形式，是解決集體行動的有效載體。[7]所以，建設社會網絡的關鍵是加強自組織建設。首先，政府需要出臺關于自組織建設的政策法規，推動自組織的發展。同時，社區內各民族居民應加強溝通與交流，參加社區的活動，增進相互之間的了解與認同，并逐步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治理。在共同參與的過程中，社區成員會發現具有共同利益的個體形成一個組織更容易表達利益訴求。這樣社區自組織便應運而生。

總之，城市多民族社區是一種特殊的社區，其治理過程中產生的集體行動困境十分復雜。社會資本雖不是“一劑包治百病的良藥”，但是在解決集體行動困境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社會資本能促使社區內多元治理主體之間自愿合作，走出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過程中產生的集體行動困境。這對建設和諧的城市多民族社區產生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