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理論分析談煙臺低碳城市建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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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金融危機重創的世界經濟，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而新能源產業的開發在此輪產業結構調整中，逐漸成為拉動各國經濟走出危機陰霾的新產業動力。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世界地球日上發言說:哪個國家在清潔新能源技術上領先，哪個國家就將引領21世紀的全球經濟。為了開發新生物能源，美國政府運用優惠稅率、關稅等經濟措施來培育新能源產業，試圖通過新能源的開發來代替傳統化石能源。日本政府也積極提出“綠色新政”的新理念，推廣環保汽車的使用，加大太陽能發電量。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倡導下，有關“碳減排”“碳關稅”的新經濟已然影響到了世界各國經濟的運行與發展。隨之而來就是一些頻頻見諸于媒體報端的常見詞匯，“碳足跡”“低碳城市”等與低碳概念相聯系的新概念應運而生。這些新概念，我們既感覺似曾相識，又感覺全然陌生。如何正確看待這一問題，并順應其發展需要，及時調整我們的經濟政策和產業發展方向是各級政府和研究組織難以回避的現實問題。
一、低碳問題溯源
低碳經濟觀念的出現，其本身傳遞出來的信息就是人類與其賴以生存環境之間的緊張關系。對于人類經濟發展與可持續環境之間的矛盾。遠在18世紀后期，英國的經濟學家馬爾斯薩在他的著作《人口論》中，就揭示了人類自身繁衍速度同自然界可持續性增長速度之間非同步性的特征。但是，人類發展與自然資源供給間矛盾的嚴重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才被西方覺悟人士再次認識到。1972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丹尼斯•梅多斯與羅馬俱樂部成員一同出版了《增長的極限》(ThelimitstoGrowth)之報告。報告運用體系動態學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5大要素之間的關系。它們分別是人口、糧食生產、工業發展、污染、資源消耗。結論是驚人的:就是人類在未來的100年內，將面臨全球規模的增長極限，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可能發生突然的無法控制的崩潰。2004年，全球自然保護組織自然基金會(WWF)的《2004年地球生態報告》中再次顯示，人類目前消耗自然資源的速度超出了地球可再生資源能力的20%。在1970～2000年間，陸地、淡水和海洋物種減少了40%，全球大氣變暖、生物多樣性減少、土壤貧瘠、水和空間污染等問題不但沒有緩解，還進一步惡化。如果說節能只是人類認識到發展低碳經濟意義的起點話，那么減排將是低碳經濟的又一重大命題。198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世界氣象組織(WHO)組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促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進程的啟動。1997年149個國家和地區代表通過了《京都議定書》，表達了各國政府試圖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抑制全球大氣變暖的共同意愿。
二、低碳觀念的多元解讀
2003年5月，英國政府發表題為《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OurEnergyFuture:CreatingaLowCarbonEconomy)的能源白皮書，其中首次正式提出了低碳經濟(lowcarboneconomy)的概念。低碳經濟是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獲得更多的經濟產出，創造實現更高的生活標準和更好的生活質量的途徑和機會，并為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新的商機和更多的就業機會。中國學者對低碳經濟的界定主要是從低碳經濟的目標、路徑等層面入手，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從低碳經濟發展的遠景目標上，潘家華認為低碳經濟是以低消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是在經濟發展中排放最少量的溫室氣體，同時獲得整個社會最大的產出［1］。從具體路徑上，莊貴陽主張通過低碳能源、低碳技術的開發和利用，以及低碳產品的生產和利用，獲得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清潔能源結構［2］。中外學者與政府組織，雖然從不同層面對低碳經濟的內涵及其目標作了不同的文字敘述。我們還是從中看到了低碳經濟作為未來的、替代現有經濟的一種生產與社會發展模式，其內涵應該更為廣泛和深入，是應該包括宏觀、中觀和微觀多層面、多角度的內容。既應該包括新能源的開發與利用，又有對當下落后的、高污染的產能淘汰，還包括消費者、企業、社會消費模式、生活方式的重大轉變。低碳城市是建立在低碳經濟研究基礎上的衍生現象。它是低碳經濟與城市經濟發展的結合產物。目前，人們對于低碳城市的認識，還只是在城市空間范疇內發展低碳經濟(lowcarbonecono-my)。就是說通過低碳技術創新，改變生活方式，最大限度減少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擺脫以往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和大量廢棄的社會經濟運行模式，形成結構優化、循環利用、節能高效的經濟體系，形成健康、節能、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最終實現城市的清潔發展、高效發展、低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3］。我國學者夏堃堡認為，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實行低碳經濟，包括低碳生產和低碳消費，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建立一個良性的可持續的能源生態體系。金石認為，低碳城市發展是指城市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處于較低水平［4］。在中國倡導低碳城市發展愿景，對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意義重大。目前，我國城市總數為661個，城鎮人口5.6億人，據專家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58%～60%，屆時中國的城市化人口將達到8億到9億［5］。城市作為中國經濟活動的組織者，中國城市能源消費量占全國消費總量的60%還多，城市人均能源消費為農村人均能源消費的3倍左右［6］。因此，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實現低碳城市目標是兌現低碳經濟承諾的必然。
不管低碳經濟與低碳城市的概念如何多元，對低碳經濟發展的向往和低碳城市環境的渴望，反映了人類對自身經濟行為中出現的負外部性進行矯正的愿望。西方經濟學者對經濟負外部性的矯正措施大致從兩個層面展開:一種是市場化路線，源自科斯定理。即，通過明晰產權，借助市場本身機制來自行解決經濟負外部性問題。另一種是政府管制的路線，源自庇古稅，即，通過政府制定污染或排放的標準，對過度污染的企業加大征稅的力度，提高污染企業的經營成本，誘導進而約束企業的負外部性行為，達到節能減排的目標。從目前西方環境污染治理現狀來看，這兩種理論在現實中皆有應用。但似乎都有進一步改進的余地。比如，在歐洲的法國、德國、荷蘭等國家，政府已然對于過度的廢棄物排放實體征收了有關污染排放的費用。但這種實踐在廣泛推廣時遇到難以解決的現實難題。就是有效的污染物排放收費標準的制定是需要建立在對污染物所產生的邊際社會成本與邊際社會收益的權重上。很多時候，由于污染物的種類繁多，加上產權不明晰，致使在量化污染物收費標準時很難產生統一的量化標準。如果這樣的現象發生在同一主權國家內部的不同地理區域，它可能導致生產要素資源(資本、勞動力)的快速的從一個地區流向另一個區域。如發生在不同國家，則可能出現要素資源在國家間的或快或慢的流動。致使地區間與國家間統一的管理標準難以達成，最終使得這類監管標準因難以形成均一的量化標準而無疾而終。鑒于上述理論與現實的困難，最近有一種治理負外部性的新模式被提出，即污染許可權交易。這種交易制度是政府將排污權有償出讓給排污者，排污者購買到污染權后，可在二級市場上進行排污權的買入或賣出。因為一個區域內的污染總量一旦確定，排污權就成為稀缺資源，有限的排污權可以給節能減排力度大的企業在二級市場上通過出讓排污權帶來不菲的收益。這種制度的優越之處在于:一是可以避免由于政府介入污染治理所產生的企業與政府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以及不適當的政府排污標準的出臺，加大企業的交易成本的問題;二是成功地將制度化外部性約束變成企業自行節能減排的內部動力。此項措施最大的益處，在于它是通過市場化來解決經濟負外部性問題的有益嘗試。
四、低碳城市與煙臺產業抉擇的基礎
煙臺作為山東省制造業基地的核心城市，其經濟總量在1997年到2003年間，煙臺市GDP總量位居全省第三;從2004年起，煙臺市GDP上升至全省的第二位，僅次于青島，人均GDP2006年達到4719美元。1997年以來，我市經濟增長平均速度接近14%，高于全省12.3%的平均水平。上述數字表明，煙臺經濟已經進入工業化的中級階段，正向高級階段邁進。雖然有研究表明，工業化水平每提高1%，能源密度可下降0.33%。但是，煙臺市目前的產業結構水平，還是與低碳城市的目標有一定距離。認真觀察煙臺統計年鑒的數據，我們發現煙臺市產業結構呈現以下方面的特征。1．從產業結構現狀來說，基本符合理論預測的變化發展趨勢。2008年煙臺產業結構狀態是:三次產業結構的比重為8.02:60.89:31.09。依據庫茲涅茨產業結構變化趨勢———農業部門創造的國民收入占全國國民收入的比重處于不斷下降中。目前，煙臺市第一產業比重已經降至10%以下，第二產業的比重已經接近歷史最高水平。2．從煙臺的產業結構變動過程來看，第一產業比重在過去20年間呈下降的趨勢，二、三產業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二產業比重明顯上升，由1988年的42.6%升至2008年的60.89，第三產業略有上升至31.09%。在第二產業中的快速上升空間中，工業產值的比重上升較快，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的40%左右上升至55.9%，升高了15%。另外5%來自建筑業的發展。進一步，如果對第二產業再深入進行觀察與結構細分，我們還可以發現傳統的制造業占主導地位，資源開發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偏多，資源深加工、技術資金密集型產業少。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產品生產少，配套的中間產品多，終端產品少。應該說，目前這種產業結構變動趨勢是不利于低碳城市目標的發展與實現的。3．從煙臺統計年鑒中“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中輕重工業比例”變化，我們發現煙臺市的輕工業從1990年的53.5%降至2008年的27.3%，而重工業從1990年的46.5%升至2008年的72.7%。在重工業的工業總產值中，能源化工、裝備制造、建筑材料、有色冶金產業所占比重較大，約占54%上下。可見，煙臺市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偏大，第二產業在三產結構中比重偏高，以及產業發展中高科技應用權重偏低，產業鏈短粗，都是與低碳城市發展目標不利的環節。4．從GDP的能耗強度來看，每萬元GDP消耗的能源(噸標準煤)是一個反映能源消費和能源利用效率的相對量指標。能源強度越低，表明能源使用效率越高。這個指標在地方年鑒中的出現，代表著國家對過去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的重新思考。查考煙臺年鑒，我們發現只是在最近幾年的年鑒中才出現了這一指標。官方披露的數據始于2005年，而上個世紀90年代的數據只能依靠間接的推算獲得。目前，煙臺能耗強度低于青島0.82和濟南1.10，與威海市持平。在全省數據中處于領先的地位，表明煙臺離低碳城市的目標相對于其他城市而言距離近些。這是煙臺市實現低碳城市目標有利的一面。從產業結構與能耗強度的相關性數據來看，煙臺市輕重工業比重的此消彼長，和產業結構的較大調整，與能源消耗的增長有密切的關聯性。如果我們以低碳城市的發展作為本市經濟發展的短期或是長期目標的話。那么輕重工業發展比例的調整，和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將是實現這一短期或長期目標的工作重點之一。
五、建設煙臺低碳城市的建議
低碳城市的實現是一個綜合的系統配套工程，依靠政府、企業或者個人單一方面的努力恐怕都是難以實現的。它的設計思路應遵循著這樣的一個線性的發展路徑，即:能源低碳化→生產低碳化→消費低碳化→排放低碳化。可見，在這個流程中，技術環節、生產環節、消費環節是面面俱到的。因此，打造低碳城市應從宏觀、中觀與微觀經濟三個層面上，營造煙臺的低碳城市。宏觀方面是指政府理念的轉變;中觀層面的內容是指政府、企業、消費者在新式產業政策引導下的合作;微觀層面是理念落實在現實中的實踐活動。在宏觀方面，政府部門應積極轉變思想，完善政策及相關法規，優化產業結構。第一，政府應該放棄以GDP指標增長作為衡量地方政績的標準。以GDP指標增長為導向的經濟增長主義的結果是以政府為主導，以國有經濟為主體，以重化工業為主體，以資源環境為代價，以投資出口為驅動，建立在低成本優勢上投資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長期以GDP增長作為衡量地方工作業績的指導思想將直接與低碳經濟、低碳城市的理念相違背。第二，完善政策法規，促進低碳城市建設。建議將低碳城市的建設納入地方立法工作中去，認真貫徹實施。將有約束力的碳排放指標的制定納入市、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中，并分解到各級政府、企業和有關部門，制定相應的統計、檢測、考核辦法。第三，以新式產業政策代替傳統的產業政策，優化產業結構，實現對傳統產業結構的調整與提升。新式產業政策產生于20世紀末，新式產業政策以創新為核心，以促進產業轉型、產業結構提升為目的，被西方學者稱為“功能性產業政策”或者實用型產業政策［7］。與傳統產業政策通過選擇某些優勢產業，輔以補貼、稅收、金融甚至政府的行政干預來促進產業發展的模式不同，新式產業政策通過建立政府與企業間的密切合作，來克服由于市場功能失調所引發的信息外部性與協調性等問題。在產業政策的制定中，企業不再是被動的服從者而是積極的參與者。新式產業政策以培育產業創新能力為核心，通過對技術、市場信息、金融資本、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等要素的協調，分擔企業自主創新活動的風險和成本，增強企業自我發現的能力，促進產業創新活動。對于煙臺，新式產業政策可以是在新能源的研發、利用與推廣方面做引導，也可以在運用新技術突破改造傳統的第二產業上做足文章。從中觀上，政府主導，積極倡導企業及消費者共同參與打造低碳城市。運用新式產業政策改變產業結構，最終要作用到能源強度上。此目標的實現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來實現的。直接方式就是通過降低高能耗產業的比例，增加低能耗產業產值的比重;間接調整的方式包括兩方面:一是通過產業關聯，即降低某一高能耗產業產值比例，從而降低與此產業關聯的上游、下游高能耗產業的產值，進而使社會整體能源強度降低;二是通過居民對高能耗產品需求的減少而導致能源強度的進一步降低。由此可見，中觀層面的結構調整涉及兩方面的關系。一個是政府與企業間的合作甚至是博弈。在政府與企業間的關聯活動中，企業不再是一個被動的政策接受者。政府新式產業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慮到企業在向低碳經濟轉型中的現實困難和條件，傾聽企業家的意見，給企業提供穩定的政策預期，加強政府與企業間的信息溝通。另一個是居民思維的轉變，仍需依靠政府的引導開發低碳產業市場空間。從具體微觀上，基于宏觀政策，政府具體通過新式產業政策調整以及稅收、補貼途徑激勵企業、消費者轉變消費觀念和消費意識，來建造低碳煙臺。第一，地方政府圍繞低碳城市目標，在產業政策導向上應力求做到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府應該加強對低碳技術研發的前期投入，直接參與節能和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搜集和封存、清潔汽車等具有戰略意義的低碳前沿技術的研發與投入，分擔和降低企業引入新技術的風險與成本;二是產業政策導向上尤其應該重視增強低碳產業共性技術、關鍵技術開發的協作和聯合攻關建立合作研究制度，提高研發能力［8］。三是通過科技投入以及科技孵化器、科技產業園、高新技術園區、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等科技政策，引導和鼓勵企業作為低碳技術的研發與創新主體，促進低碳技術的產業化與市場化。第二，形成系統的政策信號，引導企業通過創新走向低碳發展的道路。在價格政策上，要逐步調整不同能源產品的價格，形成有利于節能、提高能效的價格機制。在稅收政策上，形成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稅收政策。具體政策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政府對有利于低碳城市發展的產業、企業或消費行為給予補貼，對低碳技術開發和低碳產業和企業實行稅收優惠制度。以此來引導城市經濟發展的方向。西方國家在此方面的作為可以加以效仿。如，美國政府規定企業生產低碳產品設備費用的20%～30%可以用來抵稅，低碳經濟相關企業和個人還可以享受10%～40%不等的減稅額度。加拿大自2007年起對新能源汽車消費者提供1000～2000加元的補貼費用。丹麥政府對綠色用電和近海風電定價優惠，對生物質能發電采取財政補貼。二是，擴大消費稅的范圍，將部分高能耗、高排放產品納入征稅范圍，推行燃油稅以提高能效。
在金融政策上，實施支持低碳經濟的金融政策。對低碳項目實行政策性金融支持，推行綠色金融和綠色企業債券發行。建立以政府投資為主，多渠道籌集資金的碳基金，主要用于低碳技術的開發，資助碳匯項目，加快低碳技術成果產業化和市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