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外部生態環境構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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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是國家教育系統的一個分支，不僅對于教育系統的“生態”平衡有著重要地位，而且關乎人才市場的供需平衡。從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到美國的社區學院，再到日本和臺灣地區的應用技術大學，“職業教育不再被看作是普通教育的附屬品，而被當成一種主流教育渠道”。2014年5月，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明確將職業教育劃分為中等職業教育、專科高職等職業教育、本科高等職業教育，完善了職業教育的層次和結構，并把普通高等教育向職業教育轉型提上了議事日程。即“通過試點推動、示范引領等方式，引導一批普通本科學校轉型發展為應用技術型高等學校。”可見，隨著國家經濟、科技和教育的不斷發展，政府對職業教育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但是，職業教育目前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并不理想，制約著職業教育的發展。職業教育系統的生態環境是一個多維的環境，主要包括自然環境、價值環境、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其生態平衡主要取決于系統與環境的交換關系、系統的結構與功能平衡。”本文認為，職業教育系統除了內部的結構和功能需要改善之外，應重點在外部的價值環境、制度環境、社會環境等方面改進，以推動職業教育向生態化發展。

一、樹立生態理念，明確職業教育的價值生態環境

（一）生態文明理念的理論淵源

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E．Haeckel）最早提出“生態學”（ecology）概念。他把生態學定義為“研究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他說：“我們可以把生態學理解為關于有機體與周圍外部世界的關系的一般科學。外部世界是廣義的生存條件。”“1935年,英國生態學家A．G.坦斯烈（A.G.Tansley）首先提出生態系統（ecosys⁃tem）一詞，認為生態系統是生物系統與環境系統在特定空間的組合。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因素和環境因素按照一定的規律相互作用，在結構和功能上形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到20世紀中期以后，生態學開始向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滲透，逐漸形成了生態哲學，再加上當時西方工業化國家先后發生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人們開始從生態學和生態哲學視角，把世界看作是“人一社會一自然”的復合生態系統，尋求一種有別于工業化的系統化、生態化的發展模式。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國學者開始更多地將生態學理念運用到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劃上，進一步提出生態文明發展理念，以指導社會系統的改革與發展。職業教育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形態，同樣需要生態文明理念的指導，以實現職業教育的生態化發展道路。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相對應的教育類型，但由于社會對其認可程度較低，造成了外部生態環境上的不平衡。其中，對職業教育價值認知上的不足成為影響其生態化發展的最大障礙。

（二）職業教育承載的價值生態環境

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系統的一個分支，對于教育系統內部和系統外部具有關聯性、適應性、共生性、平衡性，影響整個教育系統的功能完善，承載著重要的職能和價值。本文認為職業教育至少承載了3個價值：首先，關乎教育的平衡發展。高等教育實現大眾化之后，教育多樣化需求越來越明顯，一方面，受教育者不再盲目追求高端化、精英化的普通教育，更多地考慮教育成本和回報，選擇適合自己的教育類型；另一方面，用人單位對人才的使用也更加理性，普通教育的高學歷、精英化人才不再是他們的最佳選擇，具有一定創新精神、動手能力突出、吃苦耐勞的技術技能人才成為他們需求的重點。目前，知識型人才過剩，而技能技術相對不足，職業教育的發展承載著教育平衡的重任。其次，關乎受教育者的和諧成才。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不是單一的知識型，而是多種類型，受教育者的職業訴求也出現多種傾向，職業教育以其靈活的辦學方式，能夠在社會需求和受教育者職業訴求之間進行協調，能夠根據受教育者的特點選擇技能型的培養道路，滿足受教育者的期望，實現其和諧成才。第三，關乎我國科技創新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不僅需要高端知識型人才，更需要以大批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作為發展國防尖端科學技術為主的綜合性研究院，云集了一大批高端科研人才，但仍有7300余名技能人員來輔佐這些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志磊表示，“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充當科學家的助手，技能人員在實現科學家想法的道路上的作用無可替代。”可見，不管是科技創新還是經濟轉型，技術技能人才同樣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注重頂層設計，優化職業教育的制度生態環境

職業教育既然是社會系統的一個形態，其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受到社會系統的影響和制約，尤其受制于制度環境的影響最大。社會系統著眼全局，職業教育則為局部，在以“生態文明”理念指導下的社會系統的構建中，應當樹立全局觀念，統籌全局，選擇最佳方案，以制度環境的優化，促使職業教育的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一）改進職業教育招生制度

職業教育既然是與普通教育相對應的一種類型，在生源選擇上雖然有價值取向之別，但不應有高低貴賤之分，應把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放在同等的起點上，供受教育者進行選擇，并且這種選擇并不是一選定終身，而是在不同層次上提供多次選擇的機會。目前，在招生制度的設計上，把職業教育的錄取批次置于最后，給社會灌輸了職業教育是末流教育的觀念。正如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顧明遠指出，“對于擅長動手的孩子，一張卷子定終身的應試教育顯然不公。”因此，對于招生制度的改革是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的重要內容。有人認為職業教育既然與普通教育屬于不同的類型，就應該實施分類高考，把決定權交給考生，這樣技能型人才不再非得和學術型人才一樣拼知識記憶和解難題水平，而是有了自己的上升通道，從而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本文認為，從長遠看實行分類高考對職業教育的發展是有利的，但僅僅這樣改革仍難以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正如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所言，“只有讓職業教育獲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實現分類高考。在職業教育社會地位沒有得到提高，技能人才社會地位沒有得到認可的現狀下，“雙軌制”高考并不能提高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因此，本文認為，當前的招生制度改革應著重公平、合理，將高等職業教育的招生和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擺在同等位置。在理論考試上，現階段全國普通“高考”的權威性仍然無可撼動，職業教育沒有必要另起爐灶，應借助普通“高考”的權威平臺，避免職業教育招生被社會邊緣化。在“職業素養”考核上，根據專業大類進行加試，應由省一級考試主管部門統一組織，采取職業院校聯考的方式，增強考試的權威性、透明度和吸引力。在錄取原則上，應以學生的加試成績與理論考試成績按照一定比例進行折合，作為職業院校錄取學生的依據。在錄取批次上，職業院校應向上拓展參加本科二批、本科三批的錄取，給更多學生選擇的機會，擴大職業教育的社會影響力。

（二）增加職業教育經費支持力度

當前，國家對于公辦院校的經費支持上，專科高職院校與本科院校的差距較大。從辦學價值上，專科高職院校與普通本科院校都是為社會培養人才，都在自己的“生態位”上實現著自身的價值，本質上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從辦學成本上，專科高職院校以培養應用技能型人才為主，如水利、機電、建筑、交通等工科類專業較多，不僅要建大量的實訓場館，還要花大量的資金用于運行和維護，辦學成本顯然高于一些文科類為主的本科院校。由于培養目標不同，專科高職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人才培養成本可能會有差別，但不是本科生一年的培養成本必然大于高職生。實際中，高職院校的生均公共財政經費明顯低于普通本科院校，2011年地方普通本科學校的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經費支出為14296.4元，是地方高職高專學校的1.78倍。高職院校辦學經費另一個來源是收取學費，而在學費標準上各地區也仍然是專科職業院校低于普通本科院校。經費投入不足已經成為制約職業院校提升辦學質量的重要羈絆。本文認為，應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財政撥款制度。首先，職業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均擔負著為社會培養人才的重任，地位雖有不同，但對于社會的貢獻上各有側重，在基本的辦學經費上應該一視同仁；其次，應對學校的專業設置及辦學成本、人才培養質量、就業與社會貢獻等進行綜合評估，采取動態浮動的財政支持制度，給不同類型的、不同層次的院校以公平競爭的機會；第三，職業教育投入不僅是地方政府的事情，在地方公共經費支持力度較低、受教育人口較多的地區，中央政府應給予一定支持，照顧到地區間的公平合理。

（三）出臺師資建設上的扶植政策

專科職業院校所代表的是一種新型的教育類型，在我國的發展程度還遠不如普通教育，但卻要與普通教育承擔同樣的社會責任，這就特別需要具有高職特色的師資隊伍。首先，應擴大學校的用人自主權，鼓勵優秀師資的合理流動。國家規定專科高職院校生師比標準為18∶1，但實際上，一部分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由于其辦學聲譽的提升，辦學規模不斷擴大，生師比已遠遠超過國家的標準，出現了師資力量的嚴重不足。與此同時，而一些高職院校卻因為招生困難而出現的師資過剩，一些具有豐富一線經驗行業企業專業技術人員，卻因為身份所限難以作為全職人員流動到急需的院校。如能放寬對職業院校用人上的限制，則可以促進職業院校之間、企業與院校之間優秀師資的合理流動，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其次，提供更多的師資培訓機會。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對于“雙師型”教師的要求更高，師資培訓培訓需求更多。一方面，需要培養在崗教師教育理念和職業素養，使他們不僅能夠在理論上借鑒國外經驗創新求變，而且能緊跟行業技術標準和發展現狀具備實踐教學能力；另一方面，對于引進的企業的一線專業技術人員，需要從教學能力、溝通能力、教學方法、課程開發等方面培養他們作為教師的基本素養。這需要職業院校把師資培訓列為日常性的工作，目前僅靠學校的培訓已經遠遠不夠，需要政府從政策上、資金上、機會上給予大力支持。第三，建立體現職業院校特色的職稱晉升體系。職業院校、普通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存在差異，造成教師能力結構存在差異，精英教育需要教師具備較高的科研能力，而技術技能教育則需要教師具備較高教研能力、實踐教學能力。因此，急需改變當前以科研能力為主要考核指標的職稱評審模式，建立一種體現職業院校師資特色、能夠帶動教師提升技能型人才培養水平的模式。另外，在職業院校教師的高、中、初級職稱比例和名額的分配上應更加科學，最大限度調動教師的積極性，給予他們更高的發展平臺。

（四）建立政府主導型的配套支持政策

職業院校的人才供需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聯系極為密切，單靠院校與企業兩方的合作已經很難適應形勢需要，要建立一種政府主導、用人單位參與、院校聯動的人才供需機制。新加坡作為一個島國，職業教育與培訓能夠取得較為先進的發展地位，得益于一系列改革配套措施的順利實施，這其中離不開政府的強力介入。如“前瞻性地、高瞻遠矚地推出導引政策，掌舵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發展方向；配套地出臺相應措施，保障政策切實可行，為改革保駕護航，促進職業教育與培訓健康有序的發展。”實際上，政府既有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職責，也有主導教育發展的權限，能夠做出決策和發揮“橋梁”作用，協調用人單位的人才需求與院校的人才培養進行對接。首先，在人才供需規劃上，政府管理社會經濟發展的部門和管理職業教育的部門可首先進行對接，做好人才供需的整體規劃和前景預判，即減輕用人單位人才儲備壓力，也可降低職業院校的辦學盲目性。其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政府需要給予用人單位減稅、免稅等優惠政策，鼓勵其參與職業院校的培養過程中，將行業企業的人才標準移植到院校的教學標準中，指導院校開展教育與培訓。第三，在人才培養水平上，對職業院校進行監控和評價。根據企業反饋意見、學生滿意度、社會滿意度等，衡量院校的人才培養能力和水平，并將評價結果作為經費支持的依據。通過各種配套政策的執行，既要降低企業參與人力培養投入的成本風險，又可減少院校人才培養的盲目性，既能解決企業的技術技能人才的緊缺，又可帶動院校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積極性。職業院校正處在探索期、發展期，對政府辦學資源、政策支持的依賴程度相對普通院校更高，需要政府主導出臺更多的扶植政策。

三、注重多方引導，營造有利的社會生態環境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會受到的社會環境的影響。有利的社會環境可以加快職業教育的發展，從而形成一種職業教育的生態化發展環境；不利的社會環境則會減緩職業教育的發展步伐，甚至使得職業教育止步不前。當前，職業教育所面臨的社會環境需要從管理體制、人才導向、媒體關注等進行改進，以營造生態化社會環境。

（一）管理體制上提升職業教育地位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職業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辦學實力、辦學質量、社會聲譽都得到了較大提升。但不可否認，職業教育對學生和家長還是缺少吸引力，他們對職業教育根深蒂固的偏見始終難以消除。從深層次看，偏見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往對于國家職業教育定位的不明確。例如，職業教育很長時期被定位于中職層次，長期被認為是主要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隸屬于勞動人事部門進行對口管理；高職院校興起以后，被認為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歸口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業務管理，造成了中職與高職院校管理部門的條塊化阻隔。近年來，職業教育被認為是一種類型的觀點深入人心，高職院校又歸口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管理，這是一種十分可喜的變化。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既然明確了職業教育是一種類型，也明確了在初等職業教育之上有中職、專科高職、本科高職、專業碩士等層次，那么按照以往的條塊管理模式也就失去了意義。目前，我們應當在管理體制上更進一步，學習德國的“雙元制”教育模式，力爭在教育機構的內部成立與普通教育相對應的管理機構，這個機構能夠將職業教育的各個層次進行統一管理，既能夠促進職業教育各層次之間的銜接和貫通，也可以進一步提升和鞏固職業教育的地位。

（二）人才導向重視技術技能人才

相對于普通院校培養的精英人才，職業院校培養的技術技能人才長期被忽視，從技術工人、藍領、銀領等稱呼可以看出，技術技能人才被認為是一線工人，而沒有被社會認為是高端人才。但是科學家的想法要變成現實，理論成果要應用到實踐當中，也要直接或者間接地借助技能人才才能實現，這樣的技能人才同樣也應該是高端人才。因此，精英人才和技能人才都是這個社會的棟梁，都在為社會的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在高等教育大眾化之前，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有限，高校把培養社會精英作為大學主要職責，而在當前高等教育大眾化形勢下，技術技能人才同樣應成為本科院校的主要職責。社會的發展不僅僅需要精英人才，更需要一大批技術技能人才扎根一線努力工作。當前，不管是企事業單位還是政府機關，無論國有大中企業還是中小用人單位，都應該進一步轉變觀念，拋棄人為設置的“學歷門檻”“名校門檻”，把職業能力、道德素質作為選擇人才的首要標準。在人才的使用過程中，將技術技能人才與科研、管理精英人才放在同樣的位置，發揮各自的優勢，“物盡其用、人盡其才”。

（三）媒體關注上以正面引導為主

職業教育離不開媒體的關注，特別是正處于發展階段的職業教育更需要媒體的正面關注。作為一種教育類型，想要獲得社會各階層的認可需要一個過程，媒體應以正面引導為主。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媒體對職業教育的關注提高。一些媒體如《中國教育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等或開展專欄，或進行專訪，對職業教育的發展進行了正面報道，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但是也有一些媒體和記者或是因為不了解職業教育的發展規律，或是沒有做到深入調查研究，或是缺乏包容心態，做出了對職業教育發展不利的報道。例如，一篇題為《高職學校遭遇大面積“零投檔”》的報道，一石激起千層浪，在網上網下攪得沸沸揚揚。文章的內容列出的數字似乎很震撼，很具有警示作用，但缺少理性分析。首先，在高等教育大眾化之下，考生錄取機會大幅增加、選擇余地很大，“零投檔”并不新鮮。其次，“零投檔”院校數量雖然較多，但在高職院校中并不是主流，應對不同院校進行認真解讀。當出現這樣的不利局面時，媒體需要將這些信息傳遞給社會，但更需要媒體多一份理性和客觀、多一份鼓勵和包容。

四、結束語

生態文明就是要構建一種互為促進、協調共生的“生態模式”，任何一個事物都離不開外部環境的影響，都需要在外部生態環境上進行優化。職業教育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外部生態環境的構建極為重要，不管是價值環境、制度環境還是社會環境，都需要政府在整個社會系統的發展大局中把握職業教育，以科學規范、切實可行的制度改革，為職業教育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作者：劉衛鋒 單位：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