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生態資源的科學規劃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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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生態文明，不同學者以不同的研究視角各有相應的界定。有的學者強調，生態文明是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善和優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和建設有序的生態運行機制、良好的生態環境所取得的物質、精神、制度成果的總和。從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進程審視，生態文明是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一種新型文明，屬于后工業文明，體現人與自然的新型關系，是人態類文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條件下的轉型和升華。［1］也有學者提出，生態文明是人類在發展物質文明過程中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成果，表現為人與自然和諧的進步以及人們生態文明觀念的增強，是人類遵循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規律，不斷推進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所取得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的總和，是以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共生、全面發展和持續繁榮為宗旨的文化倫理形態。［2］但是，不論人們對生態文明的內涵持怎樣的看法，筆者認為，生態文明在本質上都是人類適應自然、改造自然、保護自然的積極成果，是人類與自然環境相互依存的觀念實踐的產物。生態文明的基本標志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一方面，人類適應自然、改造自然、保護自然，使自然生態遵循自身規律的發展和變化;另一方面，自然生態為人類的基本生活需要提供給養，為經濟建設提供支撐，為人類居住、生活、工作和娛樂提供適宜的條件和環境。生態文明涉及的基本對象主體是人與自然，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或核心問題是正確處理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人類作為從生態環境長期進化過程中分離出來具有能動性和創造性的生物物種，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會性。人能夠創造出相應的文化，并通過文化這種特殊手段超越生物層面，按照自己的意志能動地作用于生態環境，影響生態環境的結構、功能與演化。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與作用，包括從生態環境索取資源和空間，享受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同時將各種廢棄物質排向生態環境。

生態環境對人類的影響與作用，包括資源和環境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促進，自然災害、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制約。人類實現生存和發展要求的過程，實質是處理人與生態環境之間關系的過程，最基本的是兩個方面的關系:一是人類的消耗力與生態環境的養育力之間的關系。沒有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人類不可能生存和發展，但消耗必須有一定的限度、適當的邊界。生態環境的養育力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二是人類的破壞力與生態環境的修復力之間的關系。人類的破壞力必須與生態環境的修復力相適應，超過了生態環境的修復能力，過度開發大自然，無限制地掠奪大自然，破壞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人類就會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甚至嚴重的懲罰。

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隨著人類智慧的不斷開發而轉變，以生產工具的使用來劃分，大體經歷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自然工具階段。在這個階段，人類主要使用自身的自然力與手工工具從自然環境中獲取生存和發展的資料。與變幻莫測、充滿神秘的大自然相比，人類處于“弱勢”地位，對生態環境的消耗力遠小于生態環境的養育力，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遠小于生態環境的修復力。與此相應的人類文明是原始文明和農業文明。蒸汽機的出現是劃時代的巨大變革，開辟了工業文明的新紀元。從此，人類無窮無盡的智慧開發了科學程度越來越高、生產效率越來越高和對自然界征服能力越來越強的各種科學工具，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空前地滿足了人類生存、生產、生活的需要，甚至滿足了少數強國掠奪弱國領土、資源以及強國之間爭奪世界資源的戰爭需要，導致大量的資源被濫用、大量的財富被用于戰爭等災難。據有關資料統計，僅僅在20世紀，人類就消耗了大約1420億噸石油、2650億噸煤、380億噸鐵、7．6億噸鋁、4．8億噸銅。其中，占世界人口15%的工業發達國家，消費了世界56%的石油和超過60%的天然氣以及50%以上的重要礦產資源。［3］人類對自然界的大肆索取和破壞，相當程度上超出了生態環境的養育力和修復力，因而遭到了大自然的無情報復，包括各種污染泛濫、物種滅絕、水土流失、濕地減少、土地沙化、森林退化、草原退化、氣候變暖等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環境危機、生態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嚴重地困擾著人類的發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世紀60年代開始，國際上一批生物學家、環境學家、社會學家著手研究生態危機問題，并在聯合國及各國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最終形成了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共識，走上了追求保護環境、改善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關于人類與生態環境關系演變的歷程，我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前院長路甬祥院士曾簡要地概括為“和諧—失衡—新的和諧”。［4］和諧，是指原始社會人類被動適應自然生態要求的和諧狀態，以及農業社會人與自然生態的整體和諧狀態;失衡，是指在工業社會人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由和諧轉變為緊張，甚至對立，人類征服和改造了自然，又遭到大自然的報復和懲罰;新的和諧，是指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以及人類對自身與生態環境之間關系認識的不斷加深，人類主動調整自身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重新形成人與生態環境的和諧關系。德國哲學家漢斯•薩克賽將人與生態環境關系的演變歷程概括為:“從敵人到榜樣，從榜樣到對象，從對象到伙伴”，即“敵人—榜樣—對象—伙伴”。

］“從敵人到榜樣”，是指原始洪荒時期人與自然的關系，當時大自然是處于人類自身之外、人類難以控制和經常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敵人，同時由于它的神秘莫測，又被人類深深崇拜。“從榜樣到對象”，是指工業時代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工業時代隨著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大自然成了人類控制和利用的對象，人類成為大自然的主宰，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肆意對大自然進行索取。“從對象到伙伴”，是指人類在反思大自然對人類報復的基礎上，重新定位自身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從單純地把大自然當作控制、開發、掠奪的對象轉變為相互依存的關系，尊重自然生態，愛護自然生態，實現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的共同發展和進步。這兩種概括的落腳點都在人類科學認識人與生態環境關系的基礎上，主動調整對待生態環境的態度，建立新的和諧關系，突出了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的條件、發展的根基，蘊含了生態文明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友好環境的重要思想。十八大報告強調“我們一定要更加自覺地珍愛自然，更加積極地保護生態，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5］，根本目的就是要求我國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中著力處理好人類消費力與生態養育力、人類破壞力與生態修復力之間的關系，使人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從“失衡”走向新的和諧，從“對象”走向“伙伴”，不僅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加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而且要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我國嚴峻的生態現實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我國經濟建設速度空前提升、規模空前增長，但長期積累的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尖銳矛盾。發達國家在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生態環境問題，在我國30多年時間內集中出現，呈現出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等特點，問題相當嚴重。具體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1．地礦、耕地資源約束趨緊

地礦資源方面，我國是一個大國，已經發現礦產171種，查明資源儲量158種，資源儲量總量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國的地礦資源又相對不足，相當一部分的重要礦種貧礦多、富礦少。國民經濟至關重要的8大礦種中，除煤炭資源外，石油和天然氣的探明率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鐵、鋁、銅、硫、磷等礦種以貧礦居多。從人均量看，我國位居世界第80位，有45種礦產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3，石油、鐵、銅、鉛、鋅和鋁土礦的人均擁有量依次為世界人均水平的l/8、1/3、1/4、1/3、1/3和1/7。［6］煤炭資源只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7%，鎢、錫、銻、稀土礦儲量雖居世界前列，人均儲量也僅居世界中等水平。從2003年開始，我國消耗的約50%鐵礦石和氧化鋁、約60%的銅、約34%的原油依靠進口，國家有關鎳、錳、鉻等19種主要礦產資源的勘察表明，到2020年可以或基本能滿足我國經濟需要的只有5種，其他的都不同程度地依賴進口。［4］142－172當下，我國已經成為煤炭、鋼鐵和銅消耗的世界第一大國，石油、電力消費是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國，鐵礦石、氧化鋁和水泥等需求巨大。同時，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還造成了地礦資源的巨大浪費。我國單位產值消耗資源強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礦產能源消耗是日本的6．3倍、美國的2．3倍;單位GDP的鋼鐵消耗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l倍以上;有色金屬的使用也比國外消耗高、效益低。我國每新增1美元GDP的平均能耗相當于發達國家的4～5倍、日本的13倍，甚至是印度的1．64倍。［4］我國的資源重復利用率也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更為惡劣的是，面臨如此嚴峻的地礦資源形勢，一些地區的領導人為了眼前利益和任期內的“政績”而瘋采、狂采、濫采資源，造成的資源損失觸目驚心，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地礦資源的緊張形勢。耕地資源方面，沙漠化、石漠化擴展，水土流失嚴重，土壤污染，可耕地減少。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沙漠化的速度猛增，每年“吞噬”的面積相當于一個中等規模的縣。目前沙漠化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的27．9%。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在不同程度地受到沙漠化威脅，每年直接經濟損失達540億元，間接經濟損失難以估量。［7］西南地區由于毀林開荒、陡坡耕種，石漠化影響大、危害重、修復難。水土流失方面，20世紀末已經達到365萬平方公里，局部地區相當突出，寧夏、重慶和陜西水土流失面積占其土地面積的一半。可耕地方面，由于水土流失和工業大規模建設、民用房屋建設用地快速增加以及人口絕對量增大等復雜原因，1952年我國人均耕地2．82畝，2003年減少到1．43畝，現在是多少，未見到正式的官方數字，但常識可以告訴我們的是現在的人均耕地面積只會繼續下降，絕不會反彈回升。我國耕地紅線2009年國土資源部為18億畝，現在很多耕地都被改作他用，有的建了工廠，有的違章建了商品房，實際數量與官方公布的紅線已不完全相符。

2．環境污染嚴重

其一，河流、湖泊、近岸海域污染，生產、生活缺水嚴重。我國水資源總量2．8萬億立方米，人均水資源量2200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國實際可利用的水資源量約為8000億到9000億立方米。［8］如此寶貴的水資源現在仍然在受到嚴重的污染。七大水系中，淮河、海河、松花江水系污染極為突出，黃河污染更是觸目驚心。水利部《中國水資源公報2000》從整體上顯示了河流污染概況:在700多條、11．4萬公里的水質評價河長中，Ⅰ～ⅠⅠ類水只占28．9%，ⅠⅠⅠ類水占29．8%，“人體不可觸摸”的ⅠⅤ類水占16．1%，“喪失了使用價值”的Ⅴ類和劣Ⅴ類河長占25．2%。［9］不僅江河、湖泊污染嚴重，近岸海域污染也相當突出。《2011中國環境狀況公報》表明:全國地表水水質總體為輕度污染，湖泊(水庫)富營養化問題突出。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浙閩片河流、西南諸河和內陸諸河十大水系469個國控斷面中，Ⅰ～ⅠⅠⅠ類、ⅠⅤ～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為61．0%、25．3%和13．7%。黃河、松花江、淮河、遼河總體為輕度污染，海河總體為中度污染。在監測的26個湖泊(水庫)中，富營養化狀態的湖泊(水庫)占53．8%。在監測的200個城市4727個地下水監測點位中，優良—良好—較好水質的監測點比例為45．0%，較差—極差水質的監測點比例為55．0%。我國管轄的海域中，只有黃海近岸海域水質良好，9個重要海灣中，膠州灣和遼東灣水質差，渤海灣、長江口、杭州灣、閩江口和珠江口水質極差。［10］其二，酸雨區面積增大。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已經形成了以廣西、廣東、四川、貴州為中心的華南、西南酸雨區，以長沙、南昌為中心的華中酸雨區，以廈門、上海為中心的華東酸雨區，以青島為中心的北方酸雨區，局部地區酸雨還在增加。宜賓、懷化、紹興、遵義、寧波、溫州等南方城市酸雨超過90%。［11］現在酸雨影響國土面積達1/3左右。近年來，“兩控區”的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雖有所控制，但由于燃煤量增加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酸雨控制區面積在擴大、濃度在增加，不少地區污染呈現加重趨勢。［12］隨著煤炭消耗量和汽車尾氣排放量的增加，我國酸雨污染還將由硫酸型向硫酸和硝酸混合型轉變。在《2011中國環境狀況公報》中，酸雨區面積上升到約占國土面積的12．9%。［13］其三，城市污染嚴重。2003年監測的340個大城市中，空氣質量良好、輕微污染和嚴重污染的分別占41%、32%和27%。人口在100萬～200萬的特大型城市空氣污染最重。空氣中主要污染物是可吸入顆粒物和二氧化硫，55%的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超過國家空氣質量二級標準。［4］2011年按照新的空氣質量標準(PM2．5年均值的二級標準為35微克/立方米)進行評價，多數城市細顆粒物超標，年均值為58微克/立方米。［13］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大城市空氣污染開始轉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出現煤煙和汽車尾氣復合型污染，個別城市出現類似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的污染現象。其四，企業周邊污染嚴重。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農業產業化、城鄉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村和農業污染物排放量增大，農村環境污染形勢嚴峻。2011年，國家對全國364個村莊的監測表明，農村地表水輕度污染;農村土壤樣品超標率達21．5%，垃圾場、農田、菜地和企業周邊土壤污染較重。［13］

3．生態系統退化

生態系統退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水資源退化。北方和西部部分地區已經處于國際公認的極度缺水狀態。有資料表明:全國600座城市，有400多座城市缺水，2/3的城市供水不足。全國城市年缺水量為60億立方米左右，其中110座城市嚴重缺水。［13］最近一項中國海洋調查研究結果顯示，中國近90%的沿海城市周期性缺水。［14］第二，野生動植物物種遭到嚴重破壞。我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全國共有高等植物3萬余種，居世界第三位;脊椎動物6300多種，占世界總數的14%;陸地生態系統類型近600種。［4］但由于毀林開荒、環境污染、濫捕、濫獵、濫采，野生動植物種數量不斷減少，生物多樣性遭受嚴重威脅，有些野生動植物已經滅絕。第三，沿江沿河的重要湖泊、濕地萎縮，江河斷流，湖泊干涸，地下水位嚴重下降，加劇了洪澇災害和植被退化。海洋漁業資源衰退，珊瑚礁、紅樹林遭到破壞。有資料表明:與半個世紀前相比，中國紅樹木面積減少73%，珊瑚礁減少80%，沿海濕地面積減少57%。［14］如此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不僅直接影響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與水平，尤其嚴重的是成為許多社會問題或群體性事件的根源或誘因，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安定。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嚴峻的生態現實，大力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不僅任務極其迫切，而且意義極其深遠和重大。

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戰略選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建設生態文明，關鍵是要深入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著眼當下生態環境的嚴峻挑戰，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主要應做到以下三個方面。

1．加強宣傳教育，努力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文明理念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解決我國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必須高度重視全民的思想教育和引導。一是牢固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的觀念。“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15］。人與自然的關系，人是主動者，自然界也不是完全的被動者，人作用于自然界，自然界同樣作用于人。人類順應自然，尊重自然規律，自然界才會造福人類，為人類提供生存、生活和發展的條件與環境;人類違背自然規律，對大自然肆意索取、掠奪，不給大自然以休養生息的機會，大自然就會加倍地報復人類。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絕不是統治與被統治、掠奪與被掠奪、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人類善待大自然，大自然才會給人類以恩賜，給人類以福蔭，二者之間是和諧共生的關系。二是牢固樹立節約資源的觀念。迄今為止的研究表明，所有天體中適合人類生存的只有地球，這個共同家園盡管儲藏、生長著極為豐富的物質供人類享用，然而隨著人口數量及其需要的猛增，人類對大自然幾盡瘋狂的索取，地球和生態環境已不堪重負。我國是人均資源相對較少的國家，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選擇，都必須充分考慮自然資源的約束和自然生態的承載能力，增強自然資源的危機感，自覺愛護自然資源，保護自然資源，不斷提高自然資源利用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遏制資源浪費、破壞自然資源的現象發生。三是牢固樹立保護環境的觀念。生態環境是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物的搖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保護自然生態就是保護人類，建設生態文明就是造福人類。在這樣的意義上，人類必須倍加愛護和保護自然，尊重自然規律，對生態環境不能只講索取不講投入，只講利用不講建設。發展經濟必須充分考慮自然生態的承載能力和承受能力，任何經濟開發，只要接近生態能夠承受的臨界狀態，就必須無條件停止。否則，生態環境一旦被破壞，自然規律被打亂，不僅經濟活動無法持續，而且會嚴重危及人類自身的生產、生活和生存。

2．加強生態資源的科學規劃和使用，實現生態環境的開發與保護并重首先，要按照人口資源環境均衡發展、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科學規劃我國的國土空間開發。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不能安居就不能樂業;沒有經濟發展，就沒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沒有生態環境保護，人們的生產、生活和生存都將難以持續。但人口居住、經濟開發都需要大量的國土，在可開發國土空間相對有限的條件下，我們必須要優化結構、控制強度，妥善處理好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的關系，科學規劃城鄉發展，加強多功能區的建設，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農業發展格局、生態安全格局以及海洋與陸地協調發展格局。其次，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具體就是要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推行“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增長方式，降低資源消耗，提高資源利用率;全面推行清潔生產，實現最小化、無害化排除廢物;建設生態工業區，實現生產區域或生產群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廢物排量最小化，甚至零排放。在此基礎上，以生態鏈為紐帶，統籌規劃工業與農業、生產與消費、城市與農村的發展，大力發展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實現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益的低碳發展和無公害發展。再次，加強對自然生態和環境的保護。立足我國生態面臨的嚴峻形勢，一是要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推進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綜合治理。國家從20世紀末以來推行的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工程已經開始發揮效益，應當堅持不懈。二是要加大水利建設的力度，既預防水害又預防天旱。三是要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工作，從根本上解決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環境污染問題。

3．加強制度建設，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堅強的制度前提和保障解決中國生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環境本身，也不完全在于環境治理方式和技術，而是在于對一系列制度性缺陷進行彌補。［14］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一方面了《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頒布了《環境保護法》及若干關于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另一方面，相應的生態環境法律、制度建設仍然滯后，環境監管體制還不健全，監管能力有待提高。今后應主要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和獎懲機制;二是完善重要資源的保護和管理制度，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根據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確定有償使用和補償;三是制定綠色發展政策，建立和完善體現原材料、能源、水資源消耗強度、環境污染排放強度、全員勞動生產率，能準確衡量扣除自然資源包括環境損失之后的發展成就的國民經濟“綠色”核算體系;四是建立科學的政績考核機制，從根本轉變唯“GDP”論英雄的干部考核和提拔、任用制度，推動廣大領導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以及人和自然的和諧發展上;五是疏通百姓維權渠道，堅持協商民主，民眾不同意的影響生態環境的建設項目，不管有多少理由，也不能付諸實施，更不能強制實施;六是建立健全一系列生態、資源保護的法律體系，真正實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總之，大力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及全過程中，不僅要大力加強生態文明意識的培育，而且需要有科學的規劃和統籌，更要有健全、嚴格的制度建設及其執行作保障。

作者：楊興林單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學高教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