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榮辱觀及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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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榮辱觀自古以來就受到人們的重視,它是人類社會調整個體行為､從而使之符合社會規范的重要手段｡荀子的榮辱觀可以說是對先秦儒家榮辱思想的一個比較系統的總結,對于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們有著極為深刻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荀子,榮辱觀,勢榮,義榮,啟示

榮辱觀自古以來就受到人們的重視,它是人類社會調整個體行為､從而使之符合社會規范的重要手段｡在先秦典籍中“榮辱”一詞就已多次出現并且連用,這表明那個時代的人們就已對它進行了探討｡在先秦儒家那里,榮辱取決于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于道義,而荀子對何以為“尊”､何以為榮的闡釋更有著豐富的內涵,對現代社會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

一

荀子的榮辱觀可以說是對先秦儒家榮辱思想比較系統的總結｡荀子認為,在現實生活中榮與辱可以分為兩種不同形態:“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謂義榮｡爵列尊,供祿厚｡形勢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大夫,是榮之外至者也,夫謂之勢榮｡流淫污亻曼,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扌卒搏,捶笞臏腳,斬斷枯磔,籍靡舌,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荀子•正論》)即,由個人道德高尚而獲得的榮譽為義榮,由個人不道德的行為而遭到的恥辱為義辱,這都是“由中而出”,取決于己｡而由權勢地位帶來的榮譽為勢榮,外界強加于己的侮辱為勢辱,這都屬于“外至”,與個人的善惡無關｡

荀子進一步說明,在實際生活中不同的人在榮辱的獲得上是不同的:“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為堯,有勢榮無害為桀｡義榮勢榮,唯君子然后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君子然后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荀子•正論》)也就是說,無德的小人雖有可能享受到勢榮,但卻永遠得不到義榮;有德的君子雖然往往得不到勢榮,但卻能取得義榮,且部分君子尚可兼得二榮｡小人雖可逃避勢辱,但卻無法擺脫義辱;君子雖有時會蒙受勢辱,但卻不會有義辱,且小人還有可能兼受二辱｡荀子進而又認為,勢榮雖然也是榮,但這種榮與德行､才智無關,它并不能改變其小人的性質､面目;勢辱固然為辱,但這種辱并非由自身無德所招致,它并不能改變其君子､賢圣的評定,無損其為君子､賢圣｡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荀子雖然將勢榮､勢辱也同樣地稱作榮辱,但他所看重的乃是義榮和義辱,認為這才是與個人德行有關的真正的榮辱｡因此,荀子的這一榮辱觀與其他儒者“由義為榮,背義為恥”的榮辱觀并不矛盾,甚至是對它的進一步充實和更深入的說明｡所以,荀子指出:“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荀子•榮辱》)

荀子說:“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荀子•勸學》)即,榮辱與一個人的德行相符,是由他的德行定的｡因此,一個人努力從事道德修養,行善行義,乃是求榮的唯一正確途徑｡事實上,孟子也曾說過,“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孟子•公孫丑上》)就是說,要想避免辱則必須求仁;如果心欲免辱而甘居不仁,就不僅不能免辱反而要帶來新辱｡

由上述我們可知,荀子關于榮辱的看法,是對當時社會生活中復雜的榮辱現象所作的分類和界定說明｡這對于我們今天正確認識榮辱現象,樹立正確的榮辱觀,依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

必須承認的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求利”是合法的｡人們在創造財富的同時追求財富,追求生活的品質和品位,追求更高的社會地位,以荀子的話說就是追求所謂的“勢榮”,其行為亦無可厚非｡但是如果不能把勢榮和義榮統一起來,僅僅追求外在的表面的榮耀,就會變成不義不榮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市場的本性使得人們對利益的追求愈加公開化甚至極端化｡拜金主義,這個被馬克思痛撻的怪物,在當今中國似乎廣有市場｡如果進行歸類,荀子所說的“勢榮”現象在今天有如下諸種表現:

其一,以富貴為榮｡這是以對財富占有的多少來評價人,以地位的高低來衡量人的價值｡這種榮辱觀不問財富到底是通過誠實勞動､技術創新､合法經營､誠信經營得來的,還是通過坑蒙拐騙､逃稅行賄得來的;也不問富起來之后,到底是熱心公益､回報社會,還是窮奢極欲,歧視､鄙視､坑害那些還沒有富起來的勞動者;有了一點社會地位,就忘乎所以,搭架子,擺闊氣,頤指氣使,而不知道社會地位､權力以及各種獎勵和榮譽稱號,都來自社會和人民｡地位事實上意味著對社會承當更大的責任､對人民､對國家有更多的義務和自身對社會的以身垂范｡

其二,以奢侈為榮｡可以肯定地說,市場經濟使每一個自我生命對財富的創造欲和享受欲大大地激發了｡對這種生命之欲的張揚應該給予肯定,但由此要完全放棄艱苦奮斗的美德,走向驕奢淫逸的縱欲主義追求,那無疑是一種倫理上的迷誤｡在生命之欲問題上,縱欲主義的錯誤不在于首肯､張揚個人諸如對財富､享受的欲望,而在于把這種對財富､享受的欲望的首肯和張揚置于不合理的地位｡事實上,在艱苦奮斗還是驕奢淫逸問題上的善惡不分､榮辱不辨,已經成為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改善的一大障礙｡在現實生活中,許多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例已經充分表明,忘記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追求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從來就是滋生腐敗的重要誘因;忘記艱苦樸素的美德,講奢侈､比排場,更是導致社會風氣敗壞的不容忽視的根源｡

三

在現今的道德實踐中,以商品交換為主導的市場經濟與以道義為原則的道德建設的沖突是一個最基本的現實存在｡其實,對市場經濟與現代道德建設關系問題的思考,應該立足于這樣的前提下:正如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一樣,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同樣是當代中國的必然選擇｡因為歷史已用極為沉重的經驗教訓,證明著我們無法跨越市場經濟這一具體的社會經濟形態｡而要解決的真正的歷史課題,是如何有效地建立起有效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規范｡在這個過程中,積極汲取那些傳統道德精華顯然是一條重要的途徑｡由于此,荀子的榮辱觀對增強個人德行修養就有頗多啟迪:

其一,荀子的榮辱觀對公共道德建設的啟迪｡公共道德又簡稱為公德,它作為人們在社會公共生活領域里自覺遵循的行為規范原則,對社會風氣的好壞起著最直接的影響與制約作用｡在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發展中,包括荀子在內的思想家盡管有重私德而輕公德的傾向,但由于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向來強調“家國同構”,強調群己合一,因而其私德規范也內在地包容了基本的公德要求｡其實,以荀子“以義為榮,以不義為辱”的思想為特征的儒家道德,在榮辱觀方面,千百年來形成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進取精神和博大胸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氣節追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操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準則;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濟世情懷等等｡這一切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規范,對于我們在公德方面的行為規范顯然提供了境界頗高的原則｡

其二,荀子的榮辱觀對職業道德建設的啟迪｡職業除了對技能與專業的要求外,還必然地有道德方面的要求｡荀子“以義為榮,以不義為辱”的榮辱觀,對職業道德建設的啟迪首先表現在守持“義利合一”的原則方面｡職業道德不同于社會公德的顯著之處就是,職業道德與職業的功利行為直接相關｡因而如何在職業的謀利行為中又遵循基本的道義原則,使謀利行為與道義行為達到內在統一,就是職業道德建設中所必須正確處理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荀子的義榮義辱觀必然以“義利合一”原則為前提｡這個原則的內涵包括如下兩方面:一是見利思義,不謀不義之財,亦即所謂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荀子認為:“義與利者,人之所以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故義勝利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荀子•大略》)｡另一則是當義與利發生沖突時,自覺地恪守義在利先的原則,在必要的情形下做到舍利取義,甚至不惜舍生取義｡以荀子的話說就是“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荀子•儒效》)荀子的這一“義利合一”思想,對于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正確義利觀,從而有效地改變當前職業道德唯利是圖的不良傾向,顯然極富針對性｡

其三,荀子的榮辱觀對家庭道德建設的啟迪｡由于中國古代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宗法社會,家庭生活是社會的最基本生活,所以在中國古代的倫理家那里向來特別注重家庭道德的建設,荀子也不例外｡在荀子看來,對飲食男女之欲必須給予承認,“人生而有欲”(《荀子•禮論》),欲求是不可消除的;但荀子從來反對那種“縱情欲,安恣睢”(《荀子•非十二子》)的縱欲態度｡在荀子看來,無止境地追逐名利聲色,必然會對一個人的自我心性乃至生命造成巨大危害,也會對他人､社會帶來巨大危害｡因此,荀子的結論是“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荀子•樂論》)荀子“以義為榮,以不義為辱”的榮辱觀,啟迪我們必須懷道抱德,不為外在的聲､色､貨､利所迷惑,不貪求耳､目､口､鼻､身等感官享受｡正因這樣一個緣由,荀子也特別重視“以道制欲”的教化功能｡在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成人”之道中,“齊家”既被視為“修身”的結果,又被認為是“治國平天下”的起點｡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形成了以慈､孝､貞､敬､悌等為核心范疇的豐富的家庭道德規范｡當前的家庭道德建設當然要從當代社會生活的實際出發,其道德規范也要從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中提升而來;但與此同時,對儒家“以道制欲”傳統美德的繼承和弘揚,也應該是一條重要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