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文學創作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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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的困境

與創作一樣,海外華文文學批評也出現了一些誤區與困境。尤其是大陸文學批評界的海外華文文學批評,表現得更加明顯。第一,批評家人格良知的淪落。文學批評是一種科學的認識活動,是普希金所說的揭示藝術品“美和缺點”的科學。真正的文學批評,必須如魯迅所云: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因此,批評家堅持獨立自主的人格操守尤為重要。然而,在一個缺少詩意歌吟的物化時代,許多批評家紛紛放棄了客觀公允的批評原則,人格、操守和道義等開始大面積淪陷。筆者曾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參加一個北美作家的專題研討會,出席會議的有國內許多知名專家、學者。會前,每位與會代表均收到作家發給的“紅包”;會后,又參加了這個作家出資的宴會。中國民間有一句諺語,“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于是,我們這些“無恥”的另一種意義上的“御用文人”,一方面努力尋找并極力放大作家作品中那些無足輕重的所謂“優點”,另一方面又極力淡化或遮蔽作品中那些致命的“缺點”。這種“紅包”和“宴會”前提下的文學批評,又能有幾許客觀性、真實性與學術性可言?與此同時,也多多少少反映出“第三世界”批評家面對“第一世界”作家的卑微心理。第二,批評個性的喪失。這是批評家人格、操守淪陷后的必然結果。真正的文學批評,應該是在對作品實事求是評析基礎上的“再創作”,應該在對對象的精彩占有與深刻把握中高揚起獨特的批評個性與嚴肅的批評態度。然而,對海外華文文學的批評,我們的批評家(包括筆者)多扮演“友情客串”的角色,幫助“造勢”。國內某學術刊物要為北美某著名作家開辟一個批評專欄,受朋友之邀,筆者為其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本欲要對這部長篇小說的敘述話語方式、語言結構模式進行尖銳批評,可在朋友的再三規勸下,筆者只好放棄,也放棄了批評應有的原則和個性,卑瑣地加入了“造勢”的不光彩行列。第三,“情人式”的批評模式。中國的文學批評有兩種基本模式,一是“法官式”批評,二是“情人式”批評。這兩種批評范式均為批評的失語狀態。中國大陸批評家對海外華文文學的批評多屬于后者,夸大“優點”,甚至將“缺點”也看成是“優點”。這種批評家與作家相互撫摸的批評對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傷害是巨大的,因為在泡沫化膨脹的鮮花和掌聲中,作家會誤以為自己就是杰出的曹雪芹、托爾斯泰,自己的作品就是《紅樓夢》,就是《戰爭與和平》,會在批評家言不由衷的“捧殺”中迷失創作方向。

走出困境之徑

海外華文文學在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其創作與批評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盡管各個地區存在不平衡現象。但也毋須諱言,其創作與批評目前已出現致命困境。幸運的是,當我們認識到困境存在之日,也就是我們走出困境之時。對于創作而言,海外華文文學作家一定要全方位提高自身的各種素質,一定要把文學當作一項重要“志業”。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創作出大境界、大氣象的經典作品。海外華文文學作家雖然身處中國文學的“邊緣”,但“邊緣”往往是文學魅力生成之所在。對于批評來說,批評家必須堅持自我的人格操守,堅持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批評原則,堅持獨立自主的批評個性,剔除“人情”因素的干擾。只有胸懷浩然正氣,筆下才能舒卷風云之色。我們不僅呼喚真正的文學創作,也呼喚真正的文學批評,因為文學創作與批評是文學天宇上兩顆相互照耀的太陽,無論是作家還是批評家,他們的表達必須對文學負責、對當代負責、對歷史負責。也許,筆者就是那個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在此發出幾句真誠的“惡聲”,希望能夠對海外華文文學創作與批評有所警示有所裨益。

本文作者：王金城作者單位：閩江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