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政治倫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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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政治倫理作為社會倫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從廣義上講是指調整人與人之間政治關系的道德規范，從狹義上講則是指政治工作者（在我國是指各級公務員和領導干部）的職業道德。這方面的思想，在中國古代極為發達，它對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乃至社會發展過程都產生過極為深刻的影響。在當代中國，我們仍然不可忽視它在實際生活中的作用。鄧小平政治倫理思想作為鄧小平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政治學、倫理學研究的深入進行，也有利于社會實際生活的發展。本文初步提出幾點看法，與同志們共同探討。
一、鄧小平政治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
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把廣義的政治倫理和狹義的政治倫理綜合起來一起考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鄧小平政治倫理思想歸納為以下七個方面。
第一，發展中國式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之間的政治關系的基礎。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包括所有干部和人民群眾，大家都是有平等權利的社會主人。對于干部來說，必須遵循的基本的政治倫理原則，就是尊重和維護人民群眾的主人地位。這是就社會主義社會一般而言的。在當代中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還要強調發展中國式民主。這是鄧小平一再強調的我國政治制度、政治倫理的一個基本原則。鄧小平認為，一方面，必須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以下凡引該書均只注卷次和頁碼）；另一方面，必須從中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現實出發，強調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與民主建設的有機結合，通過加強法制建設促進社會主義民主發展，并且首先通過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來推進政治民主建設（參見第2卷，第348頁；第3卷，第163～164頁、第177～178頁）。這就是說，只有在發展中國式民主的基礎上，才能較好地處理發揚人民民主過程中的各種關系。
第二，堅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一項基本原則，歷來受到革命導師和各國共產黨的關注。能否堅持和如何堅持好這一原則，已成為社會主義條件下政治倫理的一個重要方面。鄧小平在這方面有自己的獨到貢獻。他指出：“我們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第2卷，第144頁）他還要求，為了保證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必須始終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權；堅持樹立集體權威，反對個人崇拜。他指出：“重大問題一定要由集體討論和決定。”（第2卷，第341頁）“各級都要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第2卷，第282頁）他還明確區分了對領袖的愛護與對個人的神化：“對于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于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于個人的神化。”（第1卷，第235頁）在他的倡導下，中央專門作出了少宣傳個人的決定。
第三，強調大局意識。鄧小平一貫認為，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黨員，都要始終把黨和國家的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有明確的大局意識。就是說，有利于維護黨和國家的全局利益亦即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政治道德評價的一個原則和標準。他指出，大局就是政治，而政治則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第2卷，第179頁）。他在不同場合把經濟建設、領導班子建設、安定團結、共同富裕、軍隊整頓等都看作全黨工作的大局，要求全黨全國人民“以大局為重”（第2卷，第256頁），“從大局著眼”（第2卷，第265頁、第385頁），“照顧大局”（第2卷，第176頁）。他特別強調“到什么時候都得講政治”（第3卷，第166頁），這實際上就是要求全黨在任何時候都要有強烈的大局意識。
第四，強化服務觀念。鄧小平一貫堅決反對官僚主義作風，主張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和強化服務觀念。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當官做老爺，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道德與官僚主義作風的根本區別。鄧小平多次提出要肅清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特別強調反對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的陋習。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領導就是服務”。（第3卷，第121頁）這個論斷，既是一個政治原則，也是社會主義政治道德的一個原則。強化服務觀念，就是強化干部是社會公仆的觀念，也是強化群眾觀念，對領導干部的這些政治道德要求，正是由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所決定的。鄧小平強調：“領導者必須多干實事。那種只靠發指示、說空話過日子的壞作風，一定要轉變過來。”（同上）
第五，主張行為磊落。這里所說的行為，是指政治行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是鄧小平一再強調的政治道德規范。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常常自我標榜“正大光明”，但受其階級的局限，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恰恰相反，他們往往在政治上采取各種陰謀手段，用以爭權奪利和欺騙、愚弄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政治倫理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要真正做到光明磊落，心懷坦蕩，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一再強調的“講正氣”。鄧小平在強調選拔接班人時提出：“要選那些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思想，在斗爭中經得起考驗的人；要選那些黨性強，能團結人，不信邪的人；要選那些艱苦樸素，實事求是，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作風正派的人；要選那些努力工作，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有魄力，有實際經驗，能夠辦事的人。”（第2卷，第75頁）這樣的要求，實際上既是對領導人的政治人格的要求，也是對領導人的道德風貌的要求。
第六，嚴肅用人之道。各級領導干部都有一個選拔、任用干部的問題，這方面的道德規范也是很重要的。這些道德規范主要是指用什么樣的標準選拔干部和怎樣對待下級干部。鄧小平明確提出了新時期選拔干部的標準，主張“干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第2卷，第326頁），“當然首先是要革命化”（第2卷，第361頁）。他還特別強調在實行集體領導的同時，還要搞“集體接班”，認為這樣做“很重要”（第2卷，第282頁），不能用“封建主義的做法”“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第2卷，第347頁）。對待下級干部，在選拔上要解放思想，“打破老框框”（第2卷，第326頁）。對選拔上來的干部，要給以關心和支持，“當好他們的參謀，支持他們的工作”（第2卷，第321頁）。
第七，注重以身作則。以身作則歷來是政治倫理的一個基本要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更應當如此。鄧小平反復強調，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和改善執政黨建設，關鍵是各級領導干部做到“以身作則”（第3卷，第7頁）。他特別重視領導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對整個社會風氣的引導作用，一再提倡各級領導干部通過自己好的言行，影響、帶動下級、群眾、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家庭成員，從而使整個社會風氣和社會面貌發生重要的變化，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向前發展（參見第2卷，第124～125頁、第177～178頁；第3卷，第144頁）。在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方面，鄧小平同樣給我們樹立了榜樣。主要有：寬廣的政治眼界和巨大的政治勇氣，不為眼前的某些得失而動搖革命信念和意志，在大起大落中，永葆革命者的青春；在保持作風正派、處世穩重的同時，不失幽默和灑脫，使人感到可敬、可親；在公務活動中既有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又不拘泥于某些教條而富有靈活性；把國家大事時刻放在心上，而對個人去留并不計較，晚年在主動辭去重要領導職務之后，又以一個普通老干部、老黨員的身份始終關注黨和國家的發展。
二、鄧小平政治倫理思想的基本特點和歷史貢獻
鄧小平關于政治倫理的思想以及他本人的實踐，具有鮮明的個人特點和中國特色，同時在政治思想、倫理思想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強調在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非常重視發揮思想道德的示范、推動作用，同時又特別強調各項規章制度、法律規范的制約、保障作用。這一思想一改中國（也包括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時期）在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中長期形成的那種重教育、輕制度的認識和做法，在中國和社會主義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倫理的國家，在傳統政治文化中，倫理治國的思想基本上占支配地位。孔子要求為君者應以堯舜為榜樣，做到“為政以德”，君臣之間的關系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孟子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君子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司馬光的一部《資治通鑒》，充滿著這種政治倫理思想。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更為歷代傳誦。不少官員高堂懸掛“正大光明”、“愛民如子”之類的牌匾，也是這種政治倫理的表現。應當說，這些政治倫理思想對治理國家、管理社會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雖然不能認為中國幾千年的發展都是靠這些東西來維系的，但它們的作用卻是不可否認的。我們當然不能否認歷朝歷代法律、典章的作用，但比較而言，中國更重視政治倫理的作用卻是毫無疑問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受傳統文化慣性作用的影響，我們在政治和思想領域依然強調政治倫理的作用。“為人民服務”、學習英模人物，一直是我們黨所倡導的。應當說，我們的思想道德教育，從內容到形式都與封建社會倡導的政治倫理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它們仍然屬于政治倫理的范疇，則是毫無疑義的。我們不僅不應當否認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而且必須大力提倡。但我們也必須正視這一點：僅僅強調思想道德教育，并不能完全解決我們的干部隊伍建設問題。很明顯，如果有的干部不為人民服務、不學英模人物怎么辦，這就需要有制度、有紀律、有法律來解決。如果說，以前我們治理國家、發展經濟、管理社會等，主要地依靠官員、群眾的思想認識和覺悟來推動，那么，現在我們越來越重視各種規章制度、法律規范的作用，如對黨員和干部的管理，各種制度越來越精細和科學，管理的效果也越來越明顯。當然，在這方面我們還做得很不夠。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這方面的制度建設更顯得很不完備、很不及時，以致許多重大問題出現之后，我們才痛切地感受到規章制度、紀律規范的薄弱和松弛。尤其是有了規章、制度、紀律之后不能得到很好的貫徹，更是現實生活中令人感到憂慮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做出了自己的獨到貢獻。一方面，他非常重視發揮政治倫理的調節作用，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扭轉社會風氣、領導干部思想作風建設等方面，反復強調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推動作用和黨員干部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他特別強調制度建設的根本性作用。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直到去世，他反復強調這一點。早在80年代初他就明確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第2卷，第333頁）在著名的南巡談話中，鄧小平在談到廉政建設時，再次強調：“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第3卷，第379頁）在前面論及的鄧小平政治倫理思想的七個方面中，有三個方面帶有制度建設的特點，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堅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等。應該說，在重視發揮政治倫理的作用，并在政治倫理思想中貫徹制度建設思想的同時，更加重視加強政治制度、法規紀律方面的建設，是鄧小平政治倫理思想的突出特點和獨到貢獻。
第二，在重視發揮政治倫理作用的過程中，鄧小平要求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自己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徹底改變了歷史上統治者只是用政治倫理要求下級官吏而自己很少做到的狀況，從而在政治倫理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中國歷史上，政治倫理主要是由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家和學者提出來的，其中許多規范來源于孔子、孟子。后經各代文人學者加以發揮并經朝廷認可而在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統治階級中雖然也曾出現過一些所謂“清官”、“廉吏”，但他們畢竟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官吏都不能真正按政治倫理去行動。這是由封建制度的本質所決定的。
在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之后，這種情況有了根本性的改變。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能身體力行社會主義道德規范，在政治倫理的提倡和貫徹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本來一些政治倫理思想是非常正確的，但由于領導體制上的局限性，如上級的主要工作是對下級發號施令（表現為發號召和下達任務），而下級又無法監督上級，這就使得許多先進、正確的倫理思想僅僅停留在一般性要求上，往往很難認真貫徹，難以取得好的實效，許多口號僅僅是“一陣風”吹過了事。這就大大影響社會主義政治倫理的引導和示范作用的發揮，這顯然是與社會主義倫理建設的初衷相悖的。特別是由于封建思想殘余和小生產習慣勢力的存在，由于西方資產階級道德思想、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侵蝕，在一些黨員干部和領導干部中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思想也有所反映，甚至走上腐化墮落的道路。鄧小平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因而在號召我們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時，反復強調各級領導干部都要做到以身作則，發揮表率作用。更為可貴的是，在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在新老交替過程中發揮好的作用方面，他自己努力做到總是讓年輕的同志在一線鍛煉，并在適當的時候鄭重地向黨中央提出退休的申請，用實際行動率先打破領導職務終身制。這不僅在我國，而且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也是極為少見和難能可貴的。從政治倫理的角度講，這一事實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第三，在政治倫理的價值判斷標準上，突出強調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這不僅順應了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把政治倫理與實際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在倫理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政治倫理與生產力發展的關系看起來似乎不是十分緊密的，但在鄧小平的視野中，二者的關系非常密切。一方面，一定時期政治倫理的提出，必須反映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領導干部在遵從這些政治倫理時，判斷他是否做到、做好了，關鍵看其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鄧小平一再強調，各級領導干部在實際工作中，一定要自覺地服從現代化建設的大局，努力做到總攬全局，使各個方面的工作為黨的中心任務服務。這里所說的大局和中心任務，就是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這里所強調的領導干部的服務觀念，也就是指為發展生產力服務，并最終用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來檢驗其服務質量的高低。
在當代中國，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實現現代化，是舉國一致的奮斗目標，同時也應當是領導干部的最終評價標準。因此，對領導干部，必須提出無功即為過的要求。有的干部政治上不犯錯誤，生活上也算清廉，但就是政績平平，所在單位工作無甚作為，這樣的干部就不能算是好干部。在今天講政治倫理，必須深刻反映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鄧小平在談到干部問題時，一再強調要選拔敢想敢干、勇于探索和創新的人，要用政績來評價干部的工作。這不僅是對黨的建設理論的重要貢獻，也是對倫理學的重要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