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鑒定發展管理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檔案鑒定發展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從20世紀初至今的檔案鑒定理論的發展趨勢來看，來源原則在檔案鑒定領域的應用成為其一個顯著的特點。
來源原則，即“按照文件的形成機構劃分和管理檔案”，它起源于1841年法國提出的“尊重全宗原則”，百余年來，歷久彌新，
其應用價值日益拓寬。它反映到檔案價值領域就是依據檔案形成者及其職能鑒定檔案的保存價值。（注：晉平：檔案價值鑒定的來源
原則及其應用》，2000年第2期《檔案學通訊》。）
從檔案鑒定理論和方法的發展趨勢來看，來源原則的指導作用不容忽視。邁斯奈爾提出的鑒定體系中，第二條標準就是以來源原
則為基礎的。他認為不能把案卷作為零碎的材料孤立地分別單獨評判，而應該以它們固有的行政關系為具體背景進行鑒定，即在鑒定
時，應該考慮各行政單位在政府機構中所處的地位，其活動性質，以及這種活動與上下級行政單位活動的關系。此后，卡林斯基的職
能鑒定論主張按照機關在政府體系中的地位和職能的重要性來確定文件的價值和保管期限的做法，也是奠基于來源原則之上的。當然
，此時的來源是文件的狹義來源，主要指文件的形成機關。但是，來源鑒定的標準使檔案價值鑒定開始擺脫純經驗操作階段，鑒定工
作有了指導思想和鑒定標準。
來源原則也影響了謝倫伯格的理論。20世紀50年代，謝倫伯格在他的代表作《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一書中提出“公共文件
具有對產生文件的原機構的原始價值，以及對于其他機構和非政府使用者的從屬價值”，因而在判定文件價值時必須知道文件是怎樣
產生的，如果對文件“產生于什么樣的政府行政單位或特定的來源不明，它的作用和意義也可能就難以確定。”（注：（美）謝倫伯
格.《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黃坤坊等譯，檔案出版社，1983年版，P153。）這些論斷體現了檔案的來源特征對其價值鑒定的影響
，也是謝倫伯格對檔案鑒定理論的新貢獻。
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分析和職能鑒定論與加拿大國家檔案館的“新宏觀鑒定接收戰略”更是充分體現了來源原則對傳統鑒定
理論和方法的改革，這可從庫克的報告中窺見一斑。1991年，漢斯·布姆斯就指出，“檔案人員需要對文件形成者職能進行有效分析
，以便將利用需求與文件自身聯系起來。”認為按照這種方法，就會出現一種“迅速轉變”，即從復雜的社會價值、問題與趨勢轉變
為由文件形成者職能顯示出的文件來源，并進一步指明：“這就是為什么來源必須是檔案鑒定永恒的基本原則的原因所在。”（注：
特里·庫克：《1898年荷蘭手冊出版以來檔案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影響》，《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文件報告集》，P153，中國檔案出
版社，1997年10月出版。）而特里·庫克在1996年的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的主報告中系統地總結了20世紀檔案理論與實踐，提出“
新來源觀”和“新宏觀鑒定”。由庫克的報告看出，基于“檔案價值取決于社會結構，通過社會職能體現出來的‘新來源觀’”，歐
美各國先后把鑒定的重點“從文件實體轉向文件的形成過程”。
當然，來源鑒定的標準和方法比較客觀，簡捷實用，是研究判斷檔案價值的重要依據，卻不是惟一標準，不應該排斥其他的鑒定
標準和方法。檔案價值鑒定是檔案學理論與實踐中一個頗為復雜的難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們在堅持以檔案來源特征為標準
同時，還要結合其內容和形式等特征進行綜合分析，以全面、準確地甄別和判斷檔案的保存價值二、史學影響的色彩在消褪
在檔案價值鑒定問題上，傳統史學理論及思潮的影響及滲透逐漸減少，檔案鑒定標準越來越社會化。
19世紀以來，流傳于西歐的實證主義歷史學研究思潮，嚴重影響了檔案人員對文件開展鑒定的行為。如19世紀最有影響的德國歷
史學家馮·蘭克，就宣稱“歷史是怎樣發生的就怎樣敘述，”認為“當事人的信函比史學家的記錄更有價值。”當時的檔案工作者認
為：他們的職責只是“為國家和民族乃至社會文明保存史料，積累知識，因而認為鑒定檔案是對歷史的褻瀆和冒犯，原則上反對一切
鑒定和銷毀檔案的行為”（注：何嘉蓀、傅榮校：《文件運動規律研究——從新角度審視檔案學基礎理論》，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
年出版，P247。），在檔案鑒定問題上表現出極端的保守性和片面性。
希拉里·詹金遜最初也是堅決反對鑒定，其思想突出的特征是：檔案“證據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對此，加拿大的庫克批評他執
著堅持的是一種“狹隘的證據性特點”。后來，由于機關產生了數量龐大的文件，鑒定工作不得不開展時，詹金遜做出了一些讓步，
提出“讓行政官員成為選留和銷毀其文件的惟一人……”，雖然他仍過分地強調檔案的證據性，反對檔案人員參加鑒定和挑選文
件。
誠然，詹金遜關于檔案的證據價值和必須維護檔案證據價值的思想是可貴的。但是，他卻走到了極端。詹金遜過分地強調事物的
一個方面，卻忽略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被他當做選留和銷毀文件惟一人的行政官員，并不能確保文件證據的神圣不可侵犯，他
們可能會因各種原因而過多或過少銷毀文件，“甚至為歷史研究和提供活動證據而刻意編制文件”。由于在理論上的片面性，他無法
找到滿意的解決方法。詹金遜的鑒定思想把本來合理的東西絕對化、片面化，這就把科學轉化為謬誤。
謝倫伯格以其卓越的雙重價值鑒定理論否定了詹金遜的檔案鑒定思想，為檔案價值鑒定理論與實踐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他把
關注焦點放到史學研究需要的思想，他的后繼者甚至越行越遠，提倡決定檔案根本性質的應當是從屬價值，提出了“利用決定論”，
強調“學者特別是歷史學家的實際利用和預期利用”是檔案鑒定的“最重要標準”。當時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局的重要鑒定思想家米
耶·菲斯拜甚至主張“編史工作的最新趨勢是判斷文件價值的首要標準”（注：特里·庫克：《1898年荷蘭手冊出版以來檔案理論與
實踐的相互影響，《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文件報告集》，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幸虧這種觀點并沒有在檔案界達成共識。比如，杰拉爾德·漢姆就認為這種觀點最終的結果是“檔案館藏只限于滿足狹隘的研究
需要，無法廣泛地反映人類生活方方面面”，他進一步指出，“利用決定論”實際上破壞了文件在其形成者業務活動中形成的自然聯
系，完全忽視了形成者的延續機構記憶的需要。按照漢姆的觀點，顯然可以認為傳統的史學研究遠不能代表廣泛的社會需求，因而，
從這個意義上說，漢斯·布姆斯的“社會分析與職能鑒定論”的產生，就顯得再自然不過了。
事實上，在最后一個古典檔案學者——希拉里·詹金遜的理論影響日趨式微后，檔案鑒定理論研究基本上脫離史學思潮的影響，
不再受歷史學家思想觀點的擠壓。而在電子文件出現之后，技術鑒定的難度與受關注程度超過了對內容的審視，電子文件鑒定的這雙
重支點的建立，完全宣告歷史主義色彩的淡化，現實需要以及技術性屬性越來越成為鑒定理論研究的重點了。
三、職能鑒定論以一種新的面目回歸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波蘭檔案學家卡林斯基接受并發展了邁斯奈爾鑒定理論這已孕含的職能鑒定的重要思想，提出了更具操作性
的鑒定理論和標準，其理論核心是“職能鑒定論”，即檔案文件的價值取決于產生機關的職能及其在政府機關體系中的等級地位。按
照這一理論，高級機關和職能重要的機關形成的文件價值大于低級機關或職能不重要的機關形成的文件。“職能鑒定論”使鑒定工作
由過去被動銷毀檔案轉到了主動按檔案價值決定留存上來，這是指導思想和方法論的轉變，具有重要的、突出的意義。
“職能鑒定論”在謝倫伯格的雙重價值鑒定理論中得到進一步應用，謝倫伯格把職能鑒定論的主要思想當做鑒定檔案證據價值的
主要標準，因而也被歐美國家普遍接受。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期，文件數量的驚人增長、文件類型的日益復雜，以及社會對檔案利用范圍的擴大，給鑒定工作提出了一系
列的新問題，許多檔案學者和檔案工作者對鑒定的新理論、新方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由此，檔案鑒定理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
這一時期，世界各國的檔案研究人員逐步堅信檔案應當反映其產生的社會，因而，檔案理論的思想基礎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
即從一個國家的理論發展到一種全社會的理論。這就促使檔案鑒定理論的發展空間更加廣闊。“社會分析和職能鑒定論”在此背景下
得以全面發展和論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