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三年農民將重新面對三個老大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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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03年糧食出現“安全”問題以來，解決“三農”問題的利好政策一個接著一個出臺（取消農業稅、糧食提價、糧食和農機直補、增加六小建設投入、降低教育收費、農村合作醫療補貼、農村金融改革、鄉鎮體制改革），盡管農業生產資料大幅上漲，但多數農民還是得到了實惠（去年農民收入增長6。8％）。非常遺憾的是，這些好政策的主要策略目標是——通過刺激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增產而增加農民收入。當糧食產量達到一定的目標后，這些政策就失效了，如果沒有新的好政策出臺，農村的三個老大難問題必然重現，并會衍生一系列全局性的嚴重后果。

一，三個老大難問題

1，種糧生產無利。

如果按照現在的生產資料等成本價格水平，糧食市場價格如果低于0。55元/斤，糧食生產基本無利。今年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區的早稻市場價格已經跌破0。55元/斤。正常情況下，中稻和晚稻的價格比早稻高0。05元/斤，預計今年中晚稻的價格在0。6元/斤上下小幅浮動。如果保護價執行得好，農民得到的實際價格會高于0。65元/斤，如果保護價執行不好（短斤少兩、除水除雜、關閉市場、限收拒收、議買定賣等等），農民實際得到的價格可能低于0。6元/斤。再考慮今年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因素，可以預見的是，今年糧農每畝的實際收入將比去年減少100元以上。

根據過去的經驗，糧食定購政策是難以執行到位的，朱鎔基總理過去為了保證定購政策執行到位，曾經使用過“鐵碗”，但糧食部門對農民的服務絲毫沒有改進。在期待糧食部門保護農民利益的同時，也應該不要有太天真的想法。

根據過去20年的經驗，糧食種植面積達到一定的水平后，即使糧食價格下跌到種糧無利的水平，糧食生產面積也不可能在兩年之內減少到上個低谷時期的種植面積。這是因為農民難以支付重新調整結構的成本——種糧雖無利，但不種會更不合算。所以，未來三年，會面對種糧無利的局面。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幾年中國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偏多。

糧食生產無利的時候，一般情況是養殖業也無利。當主要的種植和養殖業生產無利時，必然導致農民農業收入下降。

由于中國農村有2。5億個農戶，只要農業生產有利可圖，千家萬戶就大力生產，處于壟斷地位的生產資料廠家必然乘機漲價。當農民高成本生產出農產品時，2。4億個農民同時進入市場交易，形成無序過度競爭，農產品價格必然快速下跌。

所以，中國農民經常遇到溫鐵軍先生所說的“兩個失靈”——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面對兩個失靈，2。4億分散的小農絲毫沒有辦法。

2，結構調整無路。

如果主要種植業和養殖業都無利，大規模的農業結構調整是必然選擇。但中國農民始終面臨這樣的背景，一是國外、境外農產品比國內便宜，同時要對外開放農產品市場；二是2。4億個農戶生產能力強大，大面積、多品種、長期性的農產品過剩的格局已經形成；三是農民缺乏有效的市場組織，機構調整往往是上面發號召，下面的干部搞政績工程；四是調整結構除增加巨大生產成本外，產品還要找市場，需要新增銷售成本。

這樣的背景下，怎么搞結構調整？如果各地只是在增加或減少生產面積和品種上做文章，少數局部的調整是可能有效果的，但從全局的角度要考慮，多數地方的農業結構調整必然是瞎折騰，往往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對農業機構調整而言，最緊迫的一個問題是要搞清楚我國到底需要多少糧食，至今我們還在糧食不是多了就是少了的困惑之中打轉轉，導致民力和國家財力的巨大浪費，實在是悲哀！如果糧食問題吃不準，我們的三農決策就永遠被“糧食安全危機”牽著鼻子走，而實際情況是最近十年，中國的糧食總體看不是短缺危機，而是過剩危機。憑經驗判斷，我同意厲為民先生的觀點——中國糧食安全不存在危機，人均需求400公斤的標準太高了，國家糧食儲備最高時達到5200億斤實在是太浪費了。

假如中央政府不想辦法控制大宗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總量，不嚴格區域種植規劃，不支持農民組織化，不開放農村金融，不對農也進行有效的保護，不推進農業專業化、工業化、企業化、產業化，農業結構調整是無從談起的。

3，勞動力就業無門。

最近兩年東部發達地區出現了“民工荒”，主要的原因是農村種植業和養殖業收入上升，農業和鄉鎮企業吸納了大量勞動力所致。隨著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業收入下降，農村2億多絕對剩余勞動力必然在非農領域尋求就業。只要農村種植業和養殖業不景氣，鄉鎮企業新增就業機會就會大幅下降（1997——2003年相對1983——1996年，每年較少數百萬人）。如果前兩年農業和鄉鎮企業吸納的勞動力吐出，加上農村勞動力的自然增長，預計未來每年從農村擠出的勞動力不會少于1500萬，而中國經濟保持9％發展速度，每年實際只能為農村接納1000萬左右的勞動力。未來農民就業問題將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頭等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

二，衍生的全局性后果

如果上述三大難題重現，必將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后果。一是農民需求下降，農村市場萎縮，加劇宏觀調控的壓力；二是下崗工人、城市高中生、大學畢業生、農民工第二代、新進城農民工的就業問題，集中于城市解決，考驗和諧新政；三是胡溫新政解決“三農”問題成果毀于一旦，已經初現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機散失。

三，建議。

總的建議是：堅定不移的、不折不扣的實施“以工補農”戰略，大幅度增加對三農的投入，給農民平等國民待遇；要通過建立“依法配置三農資金的新體制，高效透明轉移支付三農資金的新路徑，民主管理和使用三農資金的新機制”，杜絕三農資金“張冠李戴式的權力配置、層層雁過拔毛式的轉移支付、家族式的使用管理”；建立和健全農業保護政策體系、農民社會福利政策體系、農村民主自治政治體系，促進農業和農村現代化改造，實現農村和諧發展。具體而言，重點為：

第一，堅決落實糧食保護價收購政策的同時，堅定不移的開放國內糧食市場，嚴格控制主要農產品進口。積極尋求糧食出口或援助缺糧國家。多余的糧食，出口不了，援助不成，寧可倒入大海，也不要留給糧食部門的“糧耗子”。

第二，嚴格控制生產資料漲價。要特別支持農民合作組織生產、經營、消費農業生產資料。

第三，放手和支持農村農民組織發展，主導“組織民間化”，推動“民間組織化”。大力補助民間組織動員農村勞動力大搞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用“勞動換福利、勞動換權利”的辦法提升農村民主自治水平。

第四，完善基本農田保護制度和主要農產品區域種植計劃，基本穩定主要農產品產量。

第五，開放民間金融，創建農村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將農村土地產權納入現代金融體系，大力發展村社（集體）資本主義經濟。同時，支持農業向專業化、工業化、產業化、企業化方向延伸。

第六，積極推進鄉鎮有限自治，擴大人民民主政治權利。在《憲法》的框架內，最大限度的保障農民的公民權利。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央轉移支付資源最大限度的直接用于老百姓身上。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