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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趣味性;古代文學課堂;策略;提升
大眾化時代,使很多學生覺得古典文學的學習不僅枯燥乏味,而且還對現實的職業化沒有太大的幫助,這樣會無形中增加講課的難度。而作為漢語言文學中最重要的專業課之一的古文學,仍然有眾多的群眾基礎。據相關調查顯示,有超半數以上的學生對古文學中的唐宋文學比較感興趣。而如何讓這門課程在課堂上產生強烈的吸引力,教師的教學方法非常主要。教師應從自身出發,改變教學思路,使課堂教學的趣味性提高,幫助學生學好這門課程。
一、引入情境,制造懸念
為了使古代文學對學生產生一定的吸引力,教師應善于在課堂引入情境、制造懸念。大學生已經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學基礎,教師針對學生耳熟能詳的一些名篇,應將作品鮮為人知的內涵更多的挖掘出來,將一些有爭議性的問題引入,并對更多的資料進行搜集,盡量給學生帶來新鮮感,將學生原有的認識顛覆。如孟浩然的《春曉》,教師在講解的過程中,可圍繞“落花”“風雨”的意向內涵,講解“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的詩句,究竟是表示喜悅,還是代表憂傷?和宋詞相比較,區別究竟在哪里?通過這樣的講解,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學效果。再如,杜牧的《江南春絕》的“千里鶯啼綠映紅”的詩句,很多人都有爭議,認為此句描寫失真,誰人見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聽得千里鶯啼?教師可以此為切入點,通過引出質疑,抓住學生的好奇心,并提出如何更好地理解該問題。這種如抖包袱的講解方式,不但能將學生視野開闊,還能更好地理解文學的本質,讓陳舊的內容更加富有新意,將學生學習古文學的興趣激發出來,這比單純的講解寫作特點和對作品主旨的提問等,能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變換角度,轉變思維
教師在古代文學課堂上,對于作家作品的講解,需要不斷變換角度、轉換思維。如李白、白居易、李清照等作家,都是學生非常喜愛和熟悉的,這樣教師講課會比較輕松。但對于一些不容易被大學生所接受和了解的,如韓愈和杜甫等,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卻非常的突出。這就需要在講課的過程中,不斷轉換角度,對作品中的特征進行挖掘,以此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很多學生對李白的仙風道骨和瀟灑飄逸非常崇拜,而認為杜甫總是悲悲戚戚、讓人傷感,所以,對杜甫的詩歌不喜歡。這就需要教師在講課的過程中有效引導,而不應該僅僅是局限于杜甫詩歌的政治性和那種憂國憂民的詩史,通過圍繞杜甫“情圣”的特點,對其熱愛國家、人民和妻兒的真摯情感進行分析,并和李白進行比較,分析兩個人對情感的表達方式和對親朋的態度,這樣會使學生對杜甫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進而對杜甫人格、品行更加尊重。在對韓愈詩歌的研究中,學生也難認同其詩歌中古怪的意向,因此教師在講授時,可獨辟蹊徑,從詩歌創作的動機出發,對作者矛盾的心理和躁動的性格進行分析。通過了解作者的心理,而對詩歌外在表象的成因更好地掌握,進而對作者的詩歌和人品進行更深入的了解。由此可見,教師只有變換常規的角度,從不同的切入點入手,才能使教學更有新意,在將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出來的同時,來實現最佳的教學效果。
三、要使古典文學的教學更加富有生活化氣息
在古典文學教學時,應有機結合現代生活和古典文化,通過總結文學現象,并且從實際情況出發進行闡述,才會產生良好的教學效果。在唐詩教學中,為了能對李白詩歌的夸張與想象進行形象的闡述,教師可利用多媒體,播放蕪湖天門山和廬山瀑布的圖片,使學生真正的感受“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波瀾壯闊,并且能更深地領悟,在詩仙眼中“袖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的奇妙。在對王之煥的《登鸛雀樓》進行講解時,可比較大歷史時期同題詩。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盡管是面對同一景象,詩人卻有著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胸襟氣魄,進而產生了不同的境界。通過對這類古文學的學習,啟發學生要加強自我的修養,待人處事時要襟懷寬廣,只有不沉湎于自己預設的狹小空間,永遠心懷美好,才不會形成抑郁心理。學生通過正確理解古典文學作品的意蘊和作家心理,可幫助自身形成健康的人格。在學習古典文學時,教師應適當介紹作家的生平,如陳子昂、李商隱等,盡管滿腹才華,卻備受打擊,但他們在挫折面前卻敢于面對、勇于承受。這樣的感性認識,對學生所起到的效果,甚至高過思想政治課的說教。學生可通過學習唐宋文學而尋找到心靈寄托的凈土,并找到擺脫煩惱和減輕壓力的方法。
四、要實現古典文學的學以致用
準確和恰當地表達作者的所思所想所感,是唐詩宋詞的魅力所在。同時,用精妙的語言對古今人類所經歷的情感和事件進行傳達,更是它的魅力所在。因此,對于古詩詞的學習,并且能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信手拈來,熟練地運用,不單單能夠提高個人學習的動力,同時,還能增添古詩詞的魅力,并且使個人的表達能力進一步提升。心胸開闊是一種境界,妙筆生花是一種才華,出口成章是一種修養,教師應通過古典文學的學習,而使學生成為有才華、有修養、有境界的人。因此,通過欣賞古典文學,培養學生的審美,并且在運用中不斷思考,使學生的思辨能力和欣賞能力進一步提高。在《唐詩宋詞活學活用》這本書中,將唐詩宋詞分為九大類,即為人處世、理想抱負、思念情懷、戀情愛意等。先通過賞析詩詞,再對其寫作和口才運用進行舉例說明,最后對心靈的啟發進行探討。在唐宋文學教學中,完全可以應用這種模式,不單單是介紹文學知識、解讀文本,還需要進行適當的發散思維,從詩詞中獲得聯想和啟發,進而更好地在現實生活中運用。
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看似枯燥乏味,但教師在課堂上采取有趣和生動的教學方法,依然會使這門課程生趣盎然。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善于制造懸念、引發學生的發散性思維,有機地結合現代生活和古典文學,準確、細致地解讀文本。并以此為基礎,圍繞作家和作品創設教學情境,在提高課堂趣味性的同時,也不喪失必要的學術性,使古典文學的學習效果進一步增強,并且促進學生學以致用,培養審美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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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有了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分,近兩千年以來,兩者之間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現代文學的語境面臨著怎樣的現狀?中國古代的文學資源又該如何繼續發展,二者之間又存在著怎樣的一種關系,對此本文主要從這三點著手分析,以此促進我國古代文學資源的傳承以及現代文學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現代文學語境 古代文學資源 傳承
引言
隨著社會發展的演變,近代社會發展以來,文化的發展也朝著現代化方向發展變遷,在現代和傳統的交界之下,國內外相融合的發展中,中國現代文學得到了有效的發展。那么中國現代文學在古代文學資源的影響下是如何在現代性的語境中被充分激發出來的呢?這種進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種標準為依據的呢?同時應該如何在傳統的價值觀中把握中國古代與現代文學的內在聯系呢?傳統價值觀轉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我們認真探索的。
一、中國現代文學面臨的語境局勢
1.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與發展。
時期,西方國家在堅船利炮的協助之下打開了我國國家的大門,使得中國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我們國家的貧窮落后以及與西方技術發展先進之間的差距,深有感觸的文學人士開始將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壯我國威,舍我其誰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戰中來,一場場關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鋪天蓋地的襲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對文言文”,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帶有一定的倉促性,將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態勢打入了深淵,使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面臨著諸多阻礙。文學革命,自1917年開始在我國拉開了帷幕,帶有鄉土氣息的小說,蘊含傷痕的各類文學著作,九葉詩派等等,到當前各類穿越小說、都市言情的泛濫,在時代的發展變遷之下,我國的現代文學好似給人一種繁榮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細探究來看,這種繁榮的背后,所謂的文學大都不過是浮夸的、虛無的,并且在國外西方世界的影響之下,關于民族的東西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中國現代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已經處于瓶頸狀態。
2.文學“斷裂層”。
縱觀近百年以來的現代文學發展史,還沒有哪一本比得上《紅樓夢》的小說,也沒有一首能夠和唐詩三百首相抗衡的詩歌,現代文學語境在發展的過程中所面臨的無非只是在面對諾貝爾文學獎時所產生的尷尬,在面對世界經典文學時候的一種難以言說的無奈之感。但是作為一門獨具感性氣息的學科,文學不僅應該有著現代社會的影跡,同時還不能脫離歷史母體。縱觀現代看似發展繁榮的文學界,和古代文學有聯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編著的《屈原》、王獨清的《楊貴妃之死》、宋之問的《武則天》,等等,可以說與歷史有關的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別是在近幾年的發展中,優秀的文學作品真的是越來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對古代文學的觀望,使得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間出現了裂痕,就現代文學來說,古代文學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國現代文學的語境勢必會腐朽沒落。
二、古代文學資源的傳承
上述我們談到中國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間的語境出現了裂痕,也就是所謂的斷裂層,中國現代文學的創造缺少了古代文學所蘊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難道是因為古代文學資源的匱乏嗎?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說過,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像中華民族一樣有著數以千萬計的歷史編寫人員。由此我們可知,中國古代文學資源是多么的深厚和豐富。
1.豐富的古代文學資源。
為后人們所銘記和津津樂道的古代文學和歷史文人真的是數不勝數啊,先秦名著就有《詩經》、《莊子》和《周易》;東漢和西漢時期,出現了擁有磅礴氣勢的漢賦和《史記》;魏晉時期,文學作品更是如泛濫之江河,這一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唐宋時期的“詩仙”、“詩圣”、“詩鬼”所寫詩篇千古流傳,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約派為代表的詩詞文人獨領時代潮流;元代的雜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廂曲》、《牡丹亭》引領了一個時代的;明清時期,古代文學更是走上巔峰之路,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愛情、詩詞歌賦等于一體,不僅豐富了當時文人精神世界,更成為現代的經典著作,除了這些,各類民歌、史記也不甘落后,壯觀了古代文學。
2.古代文學資源傳承。
說起文學資源的文化傳承,我們不得不感到羞愧,在傳承方面,我們沒有做到主動積極,對此我們必須認真克服兩方面的難題,第一是將想當然的這種想法克服掉,在當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社會人們可能會根據自己的想法隨意去改變文學資源的發展,然后想當然的認為這是一種合理的發展演變。但是這種想當然絕對不能脫離歷史的發展,而是應該站在真實的角度,對文化進行傳承和接受。第二應該站在多種角度對古代文學進行解讀,歷史的久遠和文學資源的豐富這兩大特點使得古代文學資源的傳承受到了阻礙。對此就必須要求工作者能夠從多種角度對其進行全面綜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單一的角度去褒貶歷史人物和事實,應該做到客觀性和廣義性的評價。
三、中國現代文學語境與古代文學資源的關系
就像鳥兒離不開天空,魚兒離不開水一樣,現代文學也必須緊隨其根,而古代文學就是現代文學的根。盡管在中國現代社會文學發展的最初階段,其為了弘揚現代性,而企圖將古代文學拋離出去,但是實踐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而且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始終離不開古代文學資源這一豐富的源泉的,如當代以人為本的意識離不開古代文學思想的天人合一,現在的審美離不開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詩歌更是離不開古代文學資源的思想。因此當前現代文學的發展,應該站在現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學資源為發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潛力,從而有效的促進自我發展。在當前,人們精神世界的發展無非就是做到返璞歸真,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傳統,如此才能使得心靈獲得慰藉。因此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間的是統一的關系而不是對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學資源為根本和指引,現代文學是不能獲得長足的發展的,如果不能將現代文學的語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學也是不能有效發揮出其資源力量的。因此中國現代文學語境的發展和古代文學資源的挖掘,兩者之間可謂是相輔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發展。現代文學是在我國發生了歷史變化之后,人們的思想脫離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對外國文學所接受學習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學。其在表現現代的科學民主思想的時候所運用的現代語言,而且對藝術表現形式也進行了創新,形成了現代社會的小說、散文、詩歌等新的體裁。另外在各類表現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段都給予了創新,形成了現代化的特點,從而和世界文流緊密聯系起來,成為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文學。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學形態,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間是存在很大區別的,其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在精神層面來看,不管是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方面,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間都是存在一定的聯系的。但是也必須看到古代文學的精神注入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僅僅聯系在一起的,而且所體現的主要是精神文學的層次,還沒有和方法論結合起來,而現代文學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論,也包含了現代的文學思想。第二、在現代文學的內涵中雖然包含著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學意識是個性主義或者人道主義,這種因素是古代文學中所不具有的,它們是從近現代的西方國家引進來的一種文化,可以說是現代文學的靈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最主要的區別所在,現代文學中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形式的解放最終都是對人自身的一種解放,而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學中是不常見的。第三,古代文學主要是以文言文為主要符號的文學形式,而現代文學則是以白話文為主要表現形式,白話文這一語言符號雖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獨特性和新穎性,使得現代文學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學體裁主要是以詩歌和散文為主要形式,而小說和戲曲則是處于邊緣發展的形式;而到了現代,小說則成為了主流發展形式,詩歌和散文則處于了邊緣發展。結語:縱觀上述,我國現代文學的語境面臨著十分困難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學資源,需要被充分解讀和挖掘,二者之間要想得到永恒發展就必須不斷借助對方的力量來實現自我的發展,有效實現我國文學史的穩定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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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吟誦 教學 樂理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吟誦作為一門古老的學問,近年來受到了學術界及教育界的廣泛重視,不斷有學者和教育家重申“復興吟誦絕學”這個概念。據筆者不完全統計,近年來發表的有關論文不下30篇,其中既有對吟誦理論的技法的研究,也有對吟誦應用于教學的探討。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當代以大學生為代表的年青人似乎對此并不“感冒”。吟誦絕學仍在不斷衰退,照這樣發展下去,過不了多少年,吟誦可能就真的成為“絕學”,進入博物館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個局面呢?不可否認,經濟的發展、人心的浮躁等都會影響人們對傳統文學文化的興趣,但這些并不是絕對的。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曾經提出過“因材施教”的觀點,也就是老師必須根據學生自身的特點來制訂教學的方法和手段。但作為老師,我們真的已經充分掌握學生們的特點了嗎?對于當今的大學生來說,不僅要求老師在課堂上給他們講更多的知識點,而且要求教師要有更加靈活的教學方式,以及符合當代大學生心理特點的教學手段。和十幾年前相比,現在的大學接觸的各種信息更多,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更強,但同時也帶有更大的叛逆性。
在長期的教學過程中,筆者對當代大學生的愛好的興趣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當代大學生普遍喜愛音樂,特別是流行歌曲,比如周杰倫的“中國風”。而他們喜愛“中國風”的原因正是因為“中國風”融合了中國古典文學文化與當代流行音樂的長處。比如像《臺》這樣的歌曲,顯然是借鑒了黃巢的《不第后賦菊》詩和杜甫的《佳人》詩的內容。這種情況就說明,當代大學生對中國古典詩詞還是很感興趣的,重要的是怎樣把這些離我們已經很久遠的內容用更合適的方式傳授給他們。從這個方面來看,音樂顯然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載體。
然而,在吟誦與音樂的關系這一點上,以往學界卻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有不少學者認為,音樂性對于詩詞吟誦來說并不重要,吟誦應該更接近于“讀”而不是唱。如陳少松先生對吟誦的定義:“傳統的吟,就是拉長了聲音像歌唱似地讀;傳統的誦,就是用抑揚頓挫的聲調有節奏地讀。”①不管是拉長了聲音,還是抑揚頓挫,最后都要落實到“讀”上來。在另外一些學者看來,在吟誦活動中必須嚴格劃分吟誦與歌唱的區別,如“無論是‘幾近純讀’、‘讀中帶吟’,還是‘近于歌唱’,都必然含有‘讀’和‘吟’的成分,只是各自所占的比例大小不同而已,正因為如此,它們方有別于唱歌而稱作‘吟誦’。所以,就吟誦藝術而言,至多也只能是‘近于歌唱’,如果再進一步向歌唱跨近,兩者必然難于區分,吟誦便喪失了獨特的價值和地位。”②這種試圖嚴格區分吟誦與歌唱的做法盡管聽起來有一定道理,但實踐活動中卻很難做到。筆者過去就已經撰文指出,“在當代高校古代文學教學中,對于‘吟誦’的定義不能過窄,我們更應該提倡一種廣義的吟誦概念。這個概念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吟唱、吟誦以及朗誦。對于高校中文系的學生來說,他們所關心并不是‘吟誦’概念本身學術意義上的探討,而是這種學習方式對提高文學作品鑒賞分析能力的作用。所以筆者認為,吟唱、吟誦、朗誦都是古代文學教學中所需要的,三者若能結合起來加以運用,則可以取得更佳效果。”③對于初學者來說,“朗誦”比較容易掌握,但藝術性和感染力也最低;“吟誦”和“吟唱”掌握較難,但藝術性更高,感染力更強。有了這樣一種廣義的吟誦概念,我們在處理吟誦與音樂性關系的時候就可以更加靈活。
比如,我們在“朗誦”時,較少考慮音樂性的問題。在“吟唱”時,則必須充分考慮音樂性。而在“吟誦”時,情況可以介于前二者之間。總而言之,音樂性對于詩詞吟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完全拋開音樂性,廣義的吟誦就會變成單一的“朗誦”或“誦讀”;如果“吟誦”、“吟唱”不強調音樂性,就會導致喪失美感,甚至會引起聽者的反感。
現實的情況是,當今的詩詞吟誦者和教師往往都是比較純粹的文學研究者。他們優勢很明顯,就是對詩詞作品的思想情感的理解比較深。但同時劣勢同樣也很明顯,因為學科專業的局限,他們普遍對音樂知識的掌握較少,對詩詞吟誦規律的認識一般僅停留在平仄、節奏、古字古音等方面,很難將更多音樂性元素融入到詩詞吟誦活動中來,這會直接導致吟誦美感的下降和缺失,無法對當代年青人產生很大吸引力。當今是互聯網時代,從網絡上可以很容易就找到很多吟誦音頻資料。但令人遺憾的是,其中絕大多數都無法激起聽眾的美感。包括很多七、八十歲老先生的吟誦,按理說他們往往師出名門,從前輩那里曾獲得過“真傳”,但他們的吟誦作品大多得不到當代大學生的認可。在課堂上播放他們的吟誦作品時,不僅未能將學生帶入古典文學的審美世界,反而會引起哄堂大笑,似乎他們聽到了什么“怪物”一樣。究其根本原因,正是因為他們的吟誦缺少音樂的美感。在這種情況下,又有另外一批中青年的學者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即完全套用當代流行歌曲的樂曲來吟唱古典詩詞。這種做法表面上看起來很容易獲得成功,吟誦者也不必花費更多的力氣去研究吟誦,但實際的效果并不理想。因為盡管唐宋詩詞是可以歌唱的,但當代的流行音樂和中國傳統樂曲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忽視這種差別,就會鬧出生搬硬套的笑話。
筆者認為,有這樣一些樂理知識是當代的吟誦者必不可少的。
一是古今中外的音樂之間是既有明顯差異,又可以相互借鑒的。中國當代流行音樂從西方音樂學到的東西較多,而中國古典樂曲最早多用宮、商、角、徵、羽五聲調式,后來才逐漸加入一些半音,且記譜方法不夠嚴謹,這些都造成了與西方音樂及當代流行音樂的明顯的差異。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絕不能將中國古典音樂推向神秘主義的深淵,認為中國古典樂曲根本無法研究,根本無法窺見唐宋時代詩詞吟誦的原貌。前文中所說到的一些完全套用當代流行樂曲去唱詩詞的學者就是犯了這個錯誤,他們認為古典樂曲和吟誦已經無法研究,于是干脆套用流行樂曲去吟唱,這種做法顯然是不可取的。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通過較為科學的分析和推導,來相對復原一些古曲。當然,100%的復原可能真的做不到了,但大致的復原還是有可能的。當代流行音樂和中國古典音樂有很大的差異,不分青紅皂白的“套唱”只能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
二是要高度重視“調式”和“主音”在吟誦樂曲中的作用。何為“調式”?李重光先生的定義是:“幾個音(一般不超過七個,不少于三個)按照一定的關系(高低關系,穩定與不穩定的關系等)聯結在一起,構成一個體系,并以某一音為中心,這個體系,就叫做‘調式’。”④調式中不同是音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某些具有支柱作用的音被稱為“穩定音”,而調式中最穩定的音就是“主音”。除了主音外,還有“功能音”和“色彩音”。中國古典樂曲一般采用宮、商、角、徵、羽五聲調式,其中以宮音為主音的就叫“宮調式”,以商音為主音的就叫“商調式”,其他可以類推。每首樂曲都必須有自己的主音,主音是被多次強調產生的,有了主音,樂曲才有了穩定的傾向。一首樂曲就是圍繞的主音展開的復雜而嚴密的組織結構。調式、主音對樂曲的作用至關重要,不同的調式具有不同的表現特質。一般來說,宮調式和徵調式的色彩比較明亮,羽調式和角調式的色彩比較暗淡,商調式介乎兩者之間。樂曲的結束音一般都是主音,否則會造成一種不完整的感覺。而這一點恰恰是很多年齡較長的吟誦學者們所忽視的,他們的吟誦往往缺少明確的主音,因此導致整個吟誦缺少穩定感,而且在結束時顯得非常突兀,這樣的吟誦自然也就不美了。
三是要注意“宮調”與詩詞作品所抒感的對應關系。唐宋以來所謂的“宮調”,實際上除了調式,還包括“調高”也就是樂曲的絕對音高的內容。我國早在周代就用“三分損益”的方法定出了音階中的十二個音,即: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其中六個單數的叫“律”,六個雙數的叫“呂”。“六律”、“六呂”,合起來統稱“十二律呂”,或統稱“十二律”。有了樂音的絕對音高的標尺――十二律,只要確定一首樂曲中某一個音的絕對音高,那么該樂曲中的各音的絕對音高即整個樂曲的“調高”就確定了。如果用黃鐘、大呂、太簇等十二律標出調高,用宮、商、角等音名標明調式,合起來就表示出了宮調。如“黃鐘宮”表示宮音為黃鐘的宮調式,“夾鐘商”表示宮音為夾鐘的商調式,依此類推。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使用不同的宮調適合于抒發不同的情感,如元人燕南芝庵的《唱論》最早明確談到這一點:“大凡聲音,各應于律呂,分于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調:仙呂調清新綿邈,南呂宮感嘆傷悲,中呂宮高下閃賺,黃鐘宮富貴纏綿,正宮惆悵雄壯,道宮飄逸清幽,大石風流醞藉,小石旖旎嫵媚,高平條暢晃漾,般涉拾掇坑塹,歇指急并虛歇,商角悲傷宛轉,雙調健捷激裊,商調凄愴怨慕,角調嗚咽悠揚,宮調典雅沉重,越調陶寫冷笑。”此段文字最早附刊于元楊朝英所編的散曲選《陽春白雪》卷一,后來亦轉載于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韻》、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明朱權的《太和正音譜》和臧晉叔的《元曲選》等書。盡管《唱論》里的說法未免過于瑣碎和絕對,但大體上還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今天的詩詞吟誦者在吟誦作品時,不僅要充分理解作品蘊含的思想感情,同時還要注意選擇不同的宮調來進行吟誦,這樣才能做到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
以上三點都是吟誦教學中所必須具備的樂理知識,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比如發聲原理等,限于篇幅,只能留等以后再撰文討論了。
課題標注:海南大學教育教學研究重點項目(hdjy0809)
注釋
① 陳少松.吟誦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門絕學――古詩詞文吟誦漫談之一[J].古典文學知識,2005(2):91.
② 秦德祥.二十世紀吟誦音樂的嬗變[J].天津音樂學院學報(天籟),2004(3):73.
摘要:中華文學、文化、文明歷史悠久且燦爛輝煌,作為文學基本表現形式的詩歌和其他文學樣式一樣,經歷了一個自覺、不自覺的自身文化的發展與變遷,同時也呈現出獨具特色的文化特點,并由此反映出某一時代、某一群體獨特的文化內涵。本文按時間順序梳理一下我國古代詩歌的發展,進一步概括古代詩歌的特點并探討其獨特的文化內涵。
關鍵詞:古代詩歌;發展;特點;文化研究
中圖分類號:I1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0-0000-01
文學一直被視為美的“語言藝術”,作為一種獨特的審美形態,詩歌、小說、散文、戲劇文學、報告文學、影視文學等都是文學作品的基本體裁。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詩歌的地位舉足輕重,它可以看作是個體的喜怒哀樂情緒的宣泄或表達,可以看作是代表某一群體發出的呼聲或控訴,也可以看作是一時代的縮影或聚焦,它與人們和那一個時代一起存在著并發出自己的聲音。
中國有悠久的詩歌傳統,從遠古時代的最初萌芽到唐代的成長巔峰到近現代的改革創新再到當代艱難的發展,它不斷變化自己的表現形式,呈現出與大時代相適應的特點,同時也堅守著固有的詩歌表達傳統,這讓一代代人們感受到詩歌精彩紛呈的表現力。
一、中國古代詩歌的輝煌歷程
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曰:“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這既可以看出詩歌產生年代的古老久遠,又可以感受到作為具有審美功能的樣式之一的詩歌與人類和時代緊密相連。
周王朝為制作禮樂,收集了從西周到春秋大約五百年的詩歌305篇,這就是《詩經》,它被看作是我國古代詩歌現實主義的源頭。戰國時期,屈原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發展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后由西漢劉向編集《楚辭》,而它被作為我國古代詩歌浪漫主義的起源。秦漢朝,朝廷的音樂機構“樂府”把所有采集來的民歌進行集中編集,這就是《樂府詩》,多以五言為主,繼承了《詩經》的現實主義創作風格,如《十五從軍行》、《東門行》等。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古詩十九首》,這被看作是早期文人進行獨立創作的典范,漢朝末年的三曹、“竹林七賢”的創作風格等更是曾被后世當作詩風革新的一個榜樣。魏晉南北朝時期,看作我國古代詩歌發展的又一重要時期,出現了獨具特色的山水田園詩派,陶淵明被作為田園詩派的開創祖師,謝靈運被作為山水詩派的鼻祖,南北朝的詩歌藝術集大成者庾信在聲律、結構上更加接近律詩、絕句等近體詩,被作為唐詩發展的先鋒。
唐代可謂是我國古代詩歌發展的黃金時期,以唐為分界線,以前稱為古體詩,以后為近體詩。初唐四杰的斗志昂揚,并且在詩歌理論上也有所發展,盛唐被譽為“雙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斐然文壇,中唐“韓孟”、“元白”、“劉柳”的詩歌創新和改革,晚唐“小李杜”的明麗清婉等都為詩壇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宋代與唐比起來,詩風更加的平時,這時期豪放派代表“蘇辛”和婉約派的李清照、柳永詩風各有自己特色,進一步豐富了我國古代詩歌的內容和表現手法。
二、中國古代詩歌的特征
縱觀我國古代詩歌的發展歷程,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我們可以把詩歌分成抒情詩和敘事詩,格律詩與自由詩,近體詩與古體詩等等。不同時代,詩歌也在悄然的發生著改變,作為語詞簡練、結構緊湊跳躍、富有韻律性和節奏感的能夠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并表達思想情感的詩歌,它的基本特征是不變的的,主要概括為:凝練性、跳躍性、節奏韻律性。
凝練就是要用最少的字詞表達出最全面的意義,這就需要詩人有功底,反復錘煉語言,如宋祁在《玉春樓》中對“紅杏枝頭春意鬧”這句極具斟酌,最終敲定“鬧”字,使得簡單的景物深化為滿目的春色,頓時境界全盤而出。
跳躍性主要表現在詩歌的結構上,它沒有嚴格遵守傳統的思維模式、理性邏輯,經常會穿越時間和空間,造成一種樸素迷離、無法把握的神秘境界。如唐詩人李白在《金鄉送韋八之西京》寫到“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 想象沒有規律可循,變幻莫測,給人一種新奇之感。
節奏韻律性這是詩歌最為強調的一點,詩歌節奏性主要指長短強弱不同的音要有規律的起伏變化,使得詩歌能夠抑揚頓挫,更加淋漓的表達感情。我國古代詩歌停頓有嚴格的限定,并且講究平仄押韻。如五言律詩的平仄,有四個基本句式:(一)仄仄平平仄;(二)平平仄仄平;(三)平平平仄仄;(四)仄仄仄平平。像杜甫的《旅夜書懷》就嚴格遵守平仄要求。
三、中國古代詩歌的文化內涵
中國古代詩歌最初起源于遠古時代,早期的詩歌的創作不難發現應該是人民性、集體性的,正如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給我們做的通俗化的解釋,即那個叫“杭育杭育派”的詩派,這里詩歌的主要功能是協調行動,減緩疲倦,交流情感和信息。當然,作品中大都描寫了當時人們的勞動生活的內容,如《擊壤歌》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真實而具體的寫出了早期人們的農耕生活,正是因為有了詩歌做最早的記錄,當代人依舊可以看到很久之前先民們的生產、生活。
唐代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句,既描繪了詩人登上樓的情感體驗,同時也給讀者平添了很多想象的空間。一個“更”子讓人回味無窮,它可以是主觀的希望自己在某一時刻再一次的登上鸛雀樓,可以是登樓的的動作從低向高的增加,也可以是無論從動作還是數量都要不斷地向上攀登。這里有了很多可以挖掘的意義,讓人們體味到詩歌的魅力。杜甫《江漢》中“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這句仔細品讀也可以有多重的理解,一句中的正反,意義可以相似卻相反、完全相反或者本身只是在表一中存在的時空關系,總之也給讀者多了多種解讀,其中獨特的文化內涵含蘊其中。
結語
詩是記載人類生命文化最早的文學形式,它給人類巨大的精神支持,并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形成強大的一種文化精神,它本身經歷的變遷和發展,始終都在記錄著時代的面目,它本身固有的內容的凝練性、結構性跳躍性和本身字詞的韻律節奏性,讓它區別于其他藝術表現形式,而其背后深刻的文化內涵讓古代詩歌更加的光彩奪目,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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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研究方法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是南京大學著名學者程千帆先生的一部力作,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在當時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流舟先生稱其為“一把開啟疑竇的鑰匙”。(1)雖然這本書只有六萬多字,但是卻以犀利的視角、新穎的研究方法、扎實的考證和深厚的學術功底讓人折服,至今仍充滿著學術生命力。這本薄薄的小書不僅在知識上給我們以啟迪,更在方法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對以后的學術研究影響深遠,使文學研究出現跨學科和綜合化的趨勢,推動研究向深層次進一步發展。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共分九個部分,程千帆先生開門見山,在第一部分就提出問題:行卷風尚與文學發展的關系問題;第二、三、四部分,程先生展現了他扎實的史學功底和考證功夫,詳細探討了唐代進士行卷的由來、具體內容和行卷雙方態度等諸多問題,在充分弄清歷史事實的前提下闡述了進士行卷與文學發展的關系;第五部分,程先生旁征博引,在梳理前人關于唐代文學與進士科舉諸種言論的基礎上,考察各家觀點的得失,肯定唐代進士科舉對于文學的影響,并提出應該區分省試與行卷的不同作用;第六、七、八部分,程先生分別揭示了行卷對于唐詩、古文運動及傳奇小說等唐代最富代表性的文體地推動促進作用,把歷史現象與文學發展緊密地結合起來;第九部分程先生總結全文,得出結論:進士行卷“無論是從整個唐代文學史發展的契機來說,或者是從詩歌、古文、傳奇任何一種文學樣式來說,都起過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2)此外,程先生還指出了研究中可能存在拔高研究對象的誤區,即“強調到不符合事實,也就是不恰當的地步”。(3)
通觀全書,程千帆先生以文史兼治的方法為立論的基礎,另外運用批評與考證結合,以小見大、辯證法,歸納法,比較法等研究方法,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文史結合;以小見大;考證與文藝批評相結合。
一、文史結合
歷來都有文史不分家的說法,而文史結合更是中國古典學術的傳統研究方法之一,被廣泛地運用于古典文學研究中。從孟子的“知人論世”到陳寅恪的“詩史互證”,這一研究方法有了長足的進步,運用方式也越來越靈活多樣。
程千帆先生擁有深厚的史學造詣,他不僅對于中國歷史了如指掌,更深入研究過中國古代的史學理論,其《史通箋記》一書,廣搜善本,博采眾家校記及有關論著,被史學家周一良先生譽為“子玄(劉知幾)之功臣”。(4)程先生的史學成就不僅體現于史學專著中,更散見于他的文學研究之中,《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可以說是一本文史結合的典范之作。
進士行卷指的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這是與科舉制息息相關的一種社會現象,很長時間都被人們認為是史學的范疇,一般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很少涉及,即使陳寅恪等人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也沒有進一步探究。因此每每論及科舉制與唐代文學發展的關系,多是大而化之地說詩賦取士促進了唐詩的繁榮,很少能進行深入具體地分析。程千帆先生正是抓住這一點進一步挖掘,提出“對于唐代文學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的,并非進士科舉制度本身,而是在這種制度下形成的行卷這一特殊風尚”。(5)
程千帆先生的這一觀點是有堅實的史實依據的。他從唐代科舉考試不糊名開始談起,介紹了唐代科舉錄取人才的標準:不僅依據試卷,“還要參考甚至完全依據舉子平日的作品和譽望”,這就助長了行卷之風的盛行。(6)他還以豐富的歷史材料區分了省卷與行卷的區別:省卷是向尚書省所屬官府――禮部交納,而行卷則是獻給私人的作品。不僅如此,他還指出只有進士科才存在行卷之風,這與進士科的考試內容有關。接下來,程千帆先生又通過大量筆記、書信等材料地梳理,介紹了行卷之風的具體內容,從作品的題材、體裁到行卷所用的紙張,包括行卷時的服飾,展示了深厚的歷史功底。程先生通過對《北夢瑣言》、《唐詩紀事》、《唐音癸簽》等相關條目的引用,介紹了舉子及顯人對待行卷的態度,并嚴格區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行卷:省卷帶有敷衍性質,而行卷才是決定是否能夠高中的因素之一,因此行卷才是文人的心血之作,最能代表他們的創作水平和藝術成就。所以真正對唐代文學發展起促進作用的應該是行卷而不是省卷,這就指出前代認識存在的誤區,將前人大而化之的結論具體化、精確化。
書中的第二、三、四甚至第五部分大多是史學的考證和分析,但是程千帆先生并不僅僅局限于歷史的研究,而是站在文史結合的高度統觀歷史背景下的文學發展。他抓住行卷的特點,著重分析了行卷與詩歌、散文以及小說的相互關系,以宏闊的眼光去審視《唐百家詩選》、韓柳古文運動、傳奇小說的發展與成熟等文學現象,試圖尋找他們與進士科舉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歷史在他的手下不僅是一種背景,更是一種工具。在歷史的土壤中,文學這朵奇葩必然會有自己扎根的一方田地。程千帆先生在本書中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根須挖出來,讓我們清晰地看到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動。
不得不承認,程千帆先生這本書的選題非常新穎,他站在交叉學科的臨界點上進行了一次有深度有廣度的開掘。他憑借自己淵博的學識和過人的眼光,游走于歷史與文學之間,旁征博引,信手拈來,將進士行卷與唐代文學的關系考察得清清楚楚,盡顯大家風采,這本書可以說是文史結合的典范之作。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文史結合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運用自如的,它要求使用者必須具有深厚的史學修養和文學功底,二者缺一不可。有史無文,文章會淪為史實的羅列;有文無史,文章沒有扎實的根基。如果僅僅具備了這兩方面的能力還是不夠的,如何將兩方面貫穿起來才是最考功夫的地方。因此,這種方法對于我們這種初學者來說,沒有十成把握就不要輕易嘗試,因為我們在知識儲備和學術眼光上都還有所欠缺。以后隨著知識和閱歷的增長,運用也會越來越純熟了。
二、以小見大
以小見大是一種很常用的研究方法,它往往從一位詩人、一件軼事、一首作品甚至一句詩句入手,從微觀一步步走向宏觀,乃至輻射到整個文化歷史背景,最終得出帶有普遍意義的結論。以小見大也是程千帆先生文學研究慣用的方法之一,在《一個醒的和八個的――讀杜甫札記》一文,他從《飲中八仙歌》這首詩歌入手,把杜甫與飲中八仙對立起來,在盛唐的浪漫氣息之下嗅到了杜甫的與眾不同,提出此時杜甫已經從浪漫主義詩人的詩歌陣營中分裂出來,從而深化了盛唐到中唐詩歌轉變的研究,也豐富了對杜甫思想感情的探究。以小見大的方法到了程先生的手中,被運用得出神入化。
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中,程先生以進士行卷這一唐代特有而又普遍存在的歷史現象為切入點,開拓了唐詩研究甚至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關于唐代進士科舉與文學的關系,陳寅恪先生等已經有所涉獵,但是程先生敏銳地捕捉到進士行卷這一問題的學術價值,并進行了一番“小題大做”,上升到文學發展史的層面得出自己的結論。第二到五部分程先生圍繞著行卷的問題,進行了扎實地考證,將這個問題弄得清清楚楚。如果文章到這里就結束了,整部書的價值將大打折扣,第六到八部分,程先生展示了他銳利的學術眼光,他分別探討了行卷對詩歌、古文、傳奇的影響,幾乎將唐代最有成就的文體一網打盡,說到了行卷促使詩人對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韓、柳等人也正是通過批點行卷的方式來宣傳和傳授古文,“唐代進士曾用傳奇小說行卷是個事實,現存唐代傳奇小說的作者與進士科舉有關的,又占有一定的數量,為古今學者所認為是曾被用來行卷的三部專集又是比較優秀的作品”。(7)在此基礎上,程先生在第九部分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存在拔高的嫌疑。可以說,第六、七、八這三個部分是最見功力的,沒有數十年的積淀是不可能達到的,這也是本書運用“以小見大”方法成功的關鍵所在。程千帆先生一直都很重視“大”的發掘,主張把具體的小問題放到大的歷史背景中考察,“從更大的范圍來看,中國古代文學又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與古代的哲學、史學、藝術乃至科技等各種文化形態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它作為古人心靈活動的最鮮活、最細微的記錄,理所當然地反映著中華民族文化性格的各種特征。所以,研究古代文學,又不能不考慮到它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這樣才能更準確地把握它的精神實質,才能提高這種研究的學術品位”。(8)
以小見大,是我們這些初入門者最經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那能夠彌補我們閱讀面不廣、無法駕馭宏觀題目的弱點,但也對我們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小見大首先要選擇合適的“小”。不是所有的“小”都能見到“大”,這就要求我們要有敏銳地學術觸覺,挑選真正有研究價值的“小”。譬如唐代進士投卷有行卷和省卷之分,如果程先生沒有犀利的學術眼光,而是把省卷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那么也就不會有本書了。其次,如何從“小”上升到“大”更是對自己眼光的考驗。如何從偶然中得出必然,又如何讓這個必然具有深刻的學術價值,這都非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需要長期的熏陶。如陳文忠老師在《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一書中提到《漱玉詞》的接受史研究,普通讀者一般能想到李清照的接受史,而陳老師則從中看到了婉約詞在各代地位的變遷和女性作家在歷代的評價。
雖然以小見大的方法對于研究者的眼光有著較高的要求,但是作為初學者的我們還是可以去試一試的,即使選題不是很巧妙,論述不夠深刻,但這是一個拓展自己思維的好方法,能夠激勵自己如深入挖掘一些東西(也許挖不了多深),提高自己的眼界和見識。
三、考證與文藝批評相結合
考證與批評相結合是以后興起的一種新趨勢,它將中國傳統的考證與西方文藝批評結合起來,采二家之長,在文獻的整理與考據的基礎上運用現代的批評方法,深入到文學內部進行研究,即擺脫了傳統考證重視作家作品、生平而輕視文學內部研究的缺憾,又避勉了一味注重批評而疏于文獻整理的偏差,為以后的文學研究開辟了道路。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中,以扎實的文獻整理和考證為基礎,運用文學批評的方法對考證的結果加以提升,即保證了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又賦予考證結果以新的生命。如他在研究行卷風尚的盛行與唐代傳奇小說的勃興時,首先對唐代進士為何使用傳奇這種新興文體行卷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通過對《國史補》、《云麓漫鈔》、《南部新書》等材料的整理,認為唐傳奇可以發揮作者在敘事文學方面的能力,而這正是科舉考試科目中所不能體現的;并推斷出《幽怪錄》、《傳奇》、《續玄怪錄》等,很可能是行卷之文。在此基礎上,程先生運用分析綜合的方法,提出傳奇小說的創作受到行卷的影響。為了證明這一結論,程千帆先生考證了《幽怪錄》、《續玄怪錄》、《傳奇》這三本唐人傳奇小說集的基本情況,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觀點。
在具體的行文中,程千帆先生又不拘泥于某一種模式,往往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不同的方法,有時甚至將幾種方法結合起來使用,從而是自己的研究靈活多變。如他在研究進士行卷與古文運動的關系時,他不僅從《郡齋讀書志》、《幽閑鼓吹》等書中尋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將韓、柳等人放在中唐大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考察,還運用文本內部證明的方法,通過對作家作品的分析考察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可以說,考證與文藝批評相結合的方法在程先生的手里收放自如,成為眾人學習的典范之一。
相對于前兩種方法而言,考證與文藝批評相結合的方法是最難的。考證需要扎實的文獻功底,而批評則要求很高的理論素養,能夠將這二者完美結合的學者,目前學術界也為數不多。精通兩門之中的一門已屬不易,要將二者融會貫通更是談何容易,因此這種方法是很見學術功底的。
總之,《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這本書雖然只有87頁,卻是多種研究方法的結晶。程千帆先生在本書中闡述,不僅給人知識上的啟迪,更帶來方法上的思考。此后的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戴偉華《唐代幕府與文學》等著作,無一不是本書啟發下的產物,對八十年代以后的學術界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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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流舟:一把開啟疑竇的鑰匙――讀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2).P84.
(2)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5.
(3)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7.
(4)見周一良先生1981年6月6日致程先生書,《程千帆友朋詩札輯存》第十冊下.
(5)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4.
(6)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