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環境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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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環境的辦法范文第1篇

[關鍵詞] 骨不連; 驚恐障礙; 心理控制源

[中圖分類號] R68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0)07-03-03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Bone-nonunion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Locus of Control

WEN Chuanfeng MENG Zenghong LIU Hua

Jiangyou Municipal People’s Hospital,Jiangyou 6217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in bone-nonunion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 and analyze their correlation with locus of control. MethodsBoth 87 bone-nonunion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 and 87 patients with normal bone fracture as control were surveyed by using illness behavior questionnaire(IBQ),and the 87 bone-nonunion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multi-dimensional health locus of control scale(MHLC). ResultsSuch scores as general hypochondriasis,disease conviction,emotional depression,mood disorders,denial mind and irritability factor in bone-nonunion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s (P

[Key words]Bone-nonunion; Panic disorder; Locus of control

驚恐障礙[1]是一種反復出現顯著的心悸、出汗、震顫等植物神經癥狀,伴有強烈的頻死感或失控感,害怕產生不幸后果的驚恐發作為特征的急性焦慮障礙。由于骨不連伴發驚恐障礙患者不良情緒明顯,嚴重影響手術治療。為了解驚恐障礙患病行為特點,筆者于1998年10月～2008年11月對骨不連伴發驚恐障礙患者進行了調查,并探討心理控制源與驚恐障礙的關系,以對骨不連伴發驚恐障礙患者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預措施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1998年10月～2008年11月骨不連患者87例。骨不連原因有:(1)患者本身患有嚴重的骨質疏松癥;(2)在骨折尚未痊愈即過早負重;(3)其他原因。87例患者同時伴有驚恐障礙,均符合CCMD-3關于驚恐障礙之診斷標準,其中男性35例,女性52例,平均年齡(36.28±7.6)歲;文化程度:初中33例,高中25例,大專及以上29例;婚姻狀況:已婚68例,未婚6例,離異13例;職業:農民52例,教師12例,工人11例,其他12例。將以上患者設定為觀察組。同期選取與觀察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職業相匹配的87例骨科患者作為對照組,其中男性42例,女性45例,平均年齡(25.3±8.3)歲;文化程度:初中35例,高中32例,大專及以上20例;婚姻狀況:已婚52例,未婚27例,離異8例;職業:農民54例,教師8例,工人16例,其他9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職業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方法

采用患病行為問卷(IBQ)[2]對兩組患者進行調查。分別于患者入院第2天采用IBQ問卷對受試者進行測評。IBQ包括一般疑病(GH)、疾病信念(DC)、心理取向(P/S)、情感壓抑(AI)、情緒紊亂(AD)、否認心因(D)、易激惹性(I)共7個因子62題,每題根據回答“是”或“否”,分別計1分或0分。綜合了2個次級因子,即情緒狀態(AS=GH+AD+I)和疾病確信(DA=DC+5-P/S),將上述因子分成2個緯度,即反映情緒的GH、AD、I和AS;反映病感的DC、D、P/S、DA及WI。DC的正常范圍是3～6分,P/S的正常范圍是0～1分,WI的正常范圍是8～14分。

對87例骨不連伴發驚恐障礙患者進行調查,入院后第5天,由經過培訓的護理人員按統一的指導語對其進行測試。共發出多維度健康狀況心理控制源量表(MHIC)[3]87份,回收有效問卷82份,有效回收率94.25%。多維度健康狀況心理控制源量表(MHIC)包括三個分量表:內控性(I)量表、有勢力他人(P)量表、機遇(C)量表。每個分量表包含6個量表共有18個條目。每個條目以6分制評定,評分從l(很不贊成)～6(很贊成),每個分量表分值范圍是6～36分,高分代表人們有較強的傾向性。MHIC量表從心理控制源角度出發,用來評定人們對健康的看法。

1.3 統計學處理

用SPSS12.0對數據資料進行數據分析,采用t檢驗和逐步回歸分析。

2 結果

2.1 兩組IBQ結果比較

兩組IBQ評定結果顯示,驚恐障礙組的一般疑病、疾病信念、情感壓抑、情緒紊亂、否認心因及易激惹因子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2.2 骨不連病人健康心理應激源與驚恐障礙關系

健康心理控制源三因子中的機遇因子(C)與驚恐障礙呈顯著正相關(P

2.3 健康心理控制源對驚恐障礙的預測作用

以控制源內控(I)、有勢力他人(P)、機遇(C)3個因子作為自變量,驚恐障礙為因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以檢驗健康心理控制源對驚恐障礙的預測作用,控制源內控(I)、有勢力他人(P)、機遇(C)3個因子進入回歸方程,結果見表3。

3 討論

一些研究表明,驚恐障礙不僅明顯影響著骨不連病人的舒適感和生活質量,而且影響著病人的判斷和對治療的依從性,從而有礙于骨折的康復[4]。本研究結果說明驚恐障礙患者不良情緒增強,他們較正常人更加關注軀體不適、關注健康問題,尋求對癥狀的解釋甚于尋求治療;面對應激事件時,較正常人更多采用情感壓抑的方式。從心理學角度來講,采取情感壓抑方式的個體將更多以轉換性癥狀表現出來,此方面也解釋了驚恐障礙患者作為一種精神障礙,卻以大量軀體癥狀表現出來的原因。心悸、呼吸急促、出汗、眩暈、震顫、面部潮紅是絕大多數驚恐發作的一級或核心癥狀,此類患者入院后就極度緊張,驚恐不安,或蹲于地上或蜷于床上,兩手抱頭,大聲哭泣。并伴有植物神經癥狀,如心悸,多汗,震顫等。有交感神經系統亢進體征如血壓升高,心率加快,面色蒼白,皮膚發冷等[5]。因此對于這些患者我們入院后就立即進行危機干預。危機干預屬廣義的心理治療范疇的問題,恢復心理平衡,安全度過危機。通過調動干預危機方法有關注、傾聽、評價及心理干預等。

健康心理控制源是指個體對健康結果是取決于自己的行為還是取決于自己控制之外的力量的一種知覺與因果信念[6]。國外一些研究者認為內控者能夠看到自己的行為與后果之間的一致性,并體會到控制感;而外控者往往把行為的后果歸結于機遇、運氣或自己無法控制力量[7]。健康心理控制源以內控為主的病人有強烈的自我信念,更傾向于自己對健康負有責任,往往希望與醫務人員共同參與決策。健康心理控制源以他控為主的病人傾向將健康的結局依賴于他人的支持和幫助,患病后往往更能積極地尋求醫護人員的幫助,表現出對醫務人員的高度信任和依賴。而健康心理控制源以機遇為主的病人則認為外在的生活事件在自己的控制能力之外,身體好壞是注定如此的,康復速度與結果的好壞,運氣從中起了很大作用,很少積極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根據心理控制源理論,不同心理控制源類型的人對事件結局的期待以及所采取的行為不同,這勢必會導致其所經歷的心理情緒反應的不同。有關心理控制源與驚恐障礙關系的探討也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本研究結果顯示,三種健康心理控制源中機遇因子(C)與驚恐障礙呈正相關,即健康心理控制源以機遇性為主的骨折病人更容易產生驚恐障礙,分析原因可能是該類病人缺乏健康信念,不能很好適應環境,較少采用積極的方式解決問題,從而產生驚恐障礙。有勢力他人控制因子(P)與驚恐障礙呈負相關,即不愿意依賴他人支持和幫助的病人容易產生驚恐障礙,原因可能為該類病人對醫務人員缺乏信任度,一方面易產生無助感,另一方面治療依從性差影響康復效果,從而易產生驚恐障礙。內控因子(I)與驚恐障礙無顯著相關性,可能原因為內控的人比外控的人更多地使用問題為中心的應對方式,而少使用情感為中心的應對方式。

對骨不連驚恐障礙病人的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機遇(C)和有勢力他人(P)預測驚恐障礙,有一定的效度。在回歸模型中,控制源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提示僅僅用健康控制源判斷和預測驚恐障礙,其效力是有限的。個體的控制源期望是在過去強化歷史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這種強化經驗既包括親身的經歷,也包括觀察學習的結果,以及社會文化因素的復雜影響。心理控制源不是一種特質,也不是一種先天性傾向性,可以通過改善認知,達到重建控制源的目的[7]。因而我們認識到在臨床實踐中護士可以通過講道理、擺事實、舉實例來實現對控制源這種認知的重建,對病人的驚恐障礙進行有效地預防和干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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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fcourt HM,Holmes J. Research with the locus of control construct[M].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30-35.

治理環境的辦法范文第2篇

企業運行實質上是制定并執行一系列決策，決策乃基于各種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治理環境，而這兩者被統稱為公司治理。在一定意義上，公司治理是企業發展的制度性決定因素，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業規范發展的保障。外部治理環境的差異可以解釋不同國家或不同地區企業群體的差異；在同樣的外部環境下，內部治理機制的差異可以解釋不同企業的績效差異。也就是說，為促進企業發展，既需要政府優化政策，為企業提供優良的運行環境，也需要企業層面理順治理結構，完善治理機制，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創造更大的價值。然而時至今日，不少人對內外部治理仍存在認識上的偏差。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全面深化改革、落實新發展理念是相通的，核心是體制機制創新，最終目標是形成經濟增長新機制。落實供給側改革背景下，亟待厘清觀念，創新公司治理。

優化外部治理環境需改革

目前各界對公司治理的認識普遍停留在企業層面，認為公司治理無非是股東、董事會、經理層和員工那些事，沒有認識到法治環境、政府行政效率和監管嚴厲程度等也屬公司治理范疇，而且這些外部因素關乎企業群體的發展，對企業的影響更大。從公司治理的角度看，這些因素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的，法治環境決定企業行為的受保護范圍，行政效率決定企業重大項目的最快前進步伐，監管嚴厲程度決定企業行為的邊界。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打破政府部門的條條塊塊，形成一股合力，共同為企業提供優良的外部治理環境。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政府一直在加快法治化進程，修改了《公司法》、《證券法》等多項法規，大刀闊斧簡政放權，減少審批項目，提高審批效率，并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和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監管方式，加強事中事后監管。這些舉措提高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積極性，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業的交易成本，釋放了企業的活力。但有些文件尚停留在指導意見層面。從優化企業外部治理環境的角度，以下三方面的改革需要繼續推進和強化。

一是繼續簡政放權。優化行政環境方面，各級政府可以從兩方面加以改進：設立所有審批事項的時間表，若未完成則給出合理解釋，以供外部監督；提高審批過程的透明度，對于超過1個月的審批事項，在相關網站上開辟專門通道，供申請者查詢審批進度。

二是完善投資者保護法律。目前中國還沒有關于投資者保護的法律，只有一些規定，如《投資者關系管理制度》和《投資適當性管理辦法》，由證監會和交易所履行投資者保護的職責。美國有《證券投資者保護法》。中國應在《公司法》、《證券法》中增加對投資者權益的論述，并立新法，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提高上市公司管理層侵害股東權益的成本，使投資者維護自身權益更有可操作性、更方便。若如此，公眾將更愿意進入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將在更大范圍內發揮資金優化配置的功能。

三是調整稅收政策。英美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減稅，這對中國的當前改革有很大啟示。中國除了推行減稅措施外，需在特定領域內調整稅的征收方式。除營改增外，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調整股權激勵的稅收政策。現行稅收政策下，被激勵者需要在行權日先投入一筆資金，以購買相應數量的股票，并按照行權價和市場價格的差異所得支付一筆個人所得稅。這一筆先期資金和個人所得稅成為諸多高管的難題，因為大多數行權者很難有此筆閑余資金，或短時間籌集到此筆資金。并且，只有將來把股票以高于行權價的價格售出，并能抵補行權時支付的稅金，行權者才稱得上獲得收益。由于我國股票二級市場不完善，即使公司業績穩步上升，未來禁售期之后股票價格也有可能低于行權時的價格，行權者面臨被套牢的困境。

完善決策激勵機制正當時

從企業的角度，供給側改革是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契機。在外部壓力下，一批企業將關停并轉，不少企業面臨很大競爭壓力，只有主動調整經營思路，完善治理機制，才能不被淘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公司治理并非無關緊要，中小企業從創立伊始就需注重公司治理，不能等出了問題再亡羊補牢。那些治理規范的公司，更受投資者的青睞和追捧，也通常發展得更快更好。問題是，很多企業以為設立了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等治理機構，公司治理就算規范了。實際上，公司治理的形式規范并不意味著功能的完善，不能發揮功能的形式，對企業反而是成本。廣大企業需從公司治理的功能出發，調整治理結構，完善治理機制。

從功能上看，通常認為最重要的治理機制是決策機制和激勵機制，治理結構的建立，需立足于促進這兩種機制發揮作用。決策機制主要有集體決策和一人決策兩種，決策機制決定公司的運營風格和企業文化，也影響企業的活力。激勵機制的目的是激發員工創造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主要有短期激勵和長期激勵兩種。短期激勵乃薪酬和津貼，長期激勵主要是股權激勵。從現實情況看，大部分企業的長期激勵主要面向管理人員，尤其是高管，其他員工以短期激勵為主。近年來隨著知識、技術等因素在企業中的重要性超過資本，擁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員工也希望持股，提高在企業中的話語權，以往的激勵機制顯得古板僵硬，落后過時。

因此，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廣大企業除在治理結構方面滿足基本的規范外，需著力完善決策機制和激勵機制，實現本企業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一方面，理順股權結構和控制權結構。到底是股權集中好，還是股權分散好，理論和實務上一直存在爭論，各種股權集中度下均有業績好的企業，也有業績差的企業，這說明股權集中度并非企業績效的唯一決定因素。但是大量研究表明，由股權集中度決定的控制權結構對企業績效有決定性因素，那些有實際控制人，實際控制人為自然人，且實際控制人擔任董事長的企業，業績通常優于其他企業。實際控制人與績效的這種聯系在中小企業中更為明顯，需引起重視。當然，隨著企業發展壯大，決策機制需從一人決策轉向集體決策，實際控制人需創造條件，匯集眾人智慧，為企業發展獻策獻力。

治理環境的辦法范文第3篇

關鍵詞：排污 收費 制度 發展

中圖分類號：X-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3）03（a）-0-02

當今世界在經濟日新月異迅猛發展的同時，作為經濟發展的附屬產物-環境污染已經開始作為人們必須要正視的問題。清新的空氣、純凈的飲用水、沒有被污染的土壤等環境要素是人類生存的必需條件，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把環境當作污染物的凈化場所，任意排放污染物，而不付出任何代價。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人類社會上百年的經濟發展沉淀，污染物的排放超過了環境凈化能力，使環境質量發生了從量變到質變的惡性循環，人民健康受到危害。世界上許多城市和工業區，人們用來賴以生存的新鮮的空氣、清潔的水現在已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凈化這些被污染的空氣和水，或者從遠處和地層深處獲得潔凈的水源，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筆費用應由污染者來負擔。污染者既然污染了環境，也就是損害了環境質量，就應該理所應當的承擔這一切的后果，應該像消耗其他物品一樣支付一定的費用，并應承擔治理污染的費用和補償受害者的經濟損失，不應該把因環境污染而支付的費用轉嫁給社會和人民，從而提出了向污染者征收污染稅的主張。

1 排污收費制度的起源以及在中國的起步

德國于1904年在污染嚴重的魯爾重工業區最先實行排污收費制度。1976年9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征收排污費的法律─《向水源排放廢水征稅法》。目前實行排污收費制度的有法國、日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中國在197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中規定：“超過國家規定的標準排放污染物，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數量和濃度，根據規定收取排污費。”1982年 2月國務院公布了《征收排污費暫行規定》，同年7月1日在全國各地實施。排污收費是控制污染的一項重要環境政策，是運用經濟手段要求污染者承擔污染對社會損害的責任，把外部經濟內在化，用以促進污染者積極治理污染。中國在《征收排污費暫行辦法》中指出，排污收費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企業事業單位加強經營管理，節約和綜合利用資源，治理污染，改善環境。實踐證明，排污收費能起到促進治理污染的作用。

2 排污收費制度在我國的具體實施

（1）收費范圍和標準的確定。《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規定了廢氣、廢水、固體廢物以及噪聲污染四個方面的排污費收取辦法。這也開創了我國排污收費理論制度的里程碑，緊接著2003年2月28日國家計委、財政部、國家環保總局、國家經貿委令第31號《排污費征收標準管理辦法》對排污費的收費標準做出了具體規定，這項排污收費制度細則的適時推出，更加從理論上做了完善，從法律層面上對收費的具體實施座了相關的配套和補充，做到了有法可依。

（2）加倍征收或減收、免收的條件。《排污費征收標準管理辦法》中對于排污企業的排污類型進行了分類處置，從人性化方面科學有效的規范了排污者的排污行為。企業的過度排污，勢必對環境造成更大的污染，就應該承擔過多的治理環境污染的責任，加倍征收排污費，從經濟手段上對其進行了懲戒。但是如果企業由于不可抗力因素遭受重大經濟損失，國家允許其減收排污費，但是前提是企業采取積極的措施治理環境污染，國家也確實做到了“以人為本”，在企業和人民群眾的環境權益間做到了有機的平衡。但是由于我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地域經濟結構的差異，導致了從國家層面上制定的法律還存在著地域性的差異，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向中西部轉移，致使越來越多的高污染、高耗能產業向中西部集聚，這時候地方標準的橫空出世，也從制度上實現了創新，為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序實現提供了有利的地方保障。其中山西省新出臺的二氧化硫收費標準，更是對嚴重污染空氣和影響大氣環境質量指標的二氧化硫做出了嚴厲的規定，從2008年4月1日起，山西省將執行新的二氧化硫排污費征收標準，對不同的排污行為實行差別收費，每公斤收費相差了一倍。根據山西省物價、財政和環保部門聯合下發的文件，對未完成煙氣脫硫設施建設或二氧化硫排污超標的單位，二氧化硫排污費收費標準由現行的每當量0.6元，提高到每當量1.2元；對已完成煙氣脫硫設施建設并且二氧化硫排放達標的單位，二氧化硫排污收費仍執行每當量0.6元的老標準。據了解，對不按規定核定排污量、計征排污費或者減免緩繳排污費的單位，山西省環保、財政、物價部門將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責令限期改正，對拒報、謊報排污量，以及不依法按時足額繳納排污費的，要依法予以處罰，源頭上結合經濟手段對超標排污者進行制裁，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相結合，出組合拳，為山西省乃至全國“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的順利實現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保障。地方標準的建立，是對國家相關制度的補充，根據地域性的差異，從而選擇適合本地區的收費標準，這就徹底要求政府決策者審時度勢，在國家宏觀政策的指引下，為了更好的完成國家節能減排的目標。

（3）排污費用收繳。《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規定排污者在規定期限內繳納排污費，滯納金的出現無疑是排污費征收過程中的一大亮點。如果逾期未繳納排污費，企業要承擔相應的滯納金責任，使得排污者拖沓的投機心理蕩然無存。拒不繳納企業要承擔被關停整改的嚴重后果。從征收源頭和執行過程中，始終利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相結合的方法，無論從力度還是廣度上，都是要確保排污費的足額征收，堅決杜絕掉漏征等現象的發生。

（4）排污費的使用。我國排污費使用堅持的是“收支兩條線”的原則，最大限度的使排污費使用到排污企業的污染治理中去，但是并不免除排污者治理環境污染的責任，在繳納排污費的同時，企業必須嚴格規范排污口，保證污染防治設施的正常運行，最大限度的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可見排污費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3 我國排污收費制度的弊端

我國排污收費制度起步尚晚，這套制度還是借鑒西方，西方已經走完了工業化社會的上百年的起步時期，但是我國工業化起步晚，現在還處于工業化的初期，環境污染乃是工業化初期的不能避免的，我們也不得不踏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是積極嘗試引進各類新的制度加強地方環境立法，作為法律來約束企業的排污行為，堅決杜絕企業“先上車后買票”的老套路子，實踐上處理好排污收費與排污許可、排污行政處罰、排污申報登記制度的關系，乃是做好我國“十二五”節能減排文章的重中之重。

（1）排污申報制度執行不到位。排污申報制度作為西方國家后工業化時代的產物，這個制度作為排污費征收的重要依據，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我國幅員遼闊，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企業排放污染物制度登記表》的填報對于某些企業主來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電腦都不會使用，而上述填報數據需要有在線監控設備的監控數據，而這個在企業來說是不太現實的，而西方社會已經高度工業化，企業的各個生產流程均采取計算機操作，填報上述數據輕而易舉。由于排污申報制度的執行不力，直接導致排污費征收的數據、征收期限等大打折扣。

（2）排污費行政處罰執行太難。現階段環保部門只有監管權力，一紙文書的下達輕而易舉，但是沒有相應的執行權力，造成了監管和執行的斷檔，而人民政府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有些時候可能無暇顧及上述問題，直接導致了環保部門的權威受到了挑戰，企業由此可以不拿環保部門當回事情，為“先上車后買票”埋下了伏筆。

（3）收費環節監管難。我國現行的排污收費制度中存在著制度和實踐脫節的窘境，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存在著執法不嚴、協商收費等問題，對于一些像磚廠等類似的小企業，各自為政，鼓勵經營，沒有具體的賬目可查，排污費收取時參考的具體產量只能參照企業申報量，而收費中如果夾雜協商收費，討價還價，拿回扣等問題，更是非常隱蔽，然而這些企業為了成本計算，污染防治設施更是一紙空文，這樣就使國家積極的排污收費制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打了嚴重的折扣，作用可見一斑。

4 我國排污收費制度的改進

排污收費制度是現行世界范圍內綜合運用政府管理職能和經濟杠桿治理環境污染的最有效的制度，但是面臨我國沒有積極穩妥的探索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排污收費體系，在我國排污費作為行政收費立法層次較低，排污稅的可行性這時候提上了日程，使得排污費作為國家的稅收強制執行，排污稅則體現國家意志，除了采取收取排污費的行政收費措施，還可以通過責成提供納稅擔保、凍結納稅人的存款賬戶和扣押、查封納稅人的商品、貨物等采取稅收保全措施和強制性措施，對于偷稅數額較大或抗稅行為觸犯刑法的，可以依法給予刑事制裁。費改稅”后，這項稅種將由稅務機構代替環保部門征收，行政色彩有望隨之淡化。而且，相比排污費僅針對產業鏈末端環節征收的做法，稅收的征繳環節則較為靈活，可以同時對生產、消費等多個環節征稅。以環境稅替代現有排污費將會是大勢所趨。積極適時的探索排污稅的可行性迫在眉睫，關系到國家“十二五”節能減排任務的順利完成，實現排污企業污染物的零排放，最終實現環境質量的徹底改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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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環境的辦法范文第4篇

論文內容摘要：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治理環境污染成為我國當下一個緊迫的問題。本文闡述了環境污染的現狀，試圖用經濟手段為我國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提出可行性對策。

環境資源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和基本條件。在我國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環境資源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極大地影響和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人和環境之間的辯證關系

人類不僅是環境的產物，而且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需條件。主要表現在，環境為人類提供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種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環境能夠吸納生產和生活所排出的廢料（廢氣、廢水、廢渣）等；環境為人類生產和生活提供空間場所，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人類發展的好與壞，快與慢是與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的。人在環境面前也不是消極被動的，而是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之更加適合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促進人類文明進步。自從工業革命以后，人類為了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量消耗環境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使得現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必須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提到當下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環境污染問題不改善和解決，就會危及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環境污染的現狀

所謂的環境污染，在經濟學家看來，是指環境的變化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有害和不合需要的因素。現今的環境污染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大氣污染

長久以來，人們認為大氣是人類所擁有的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但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及物質消費的迅速增長，使大量的廢物進入大氣，遠遠超過了大氣自然的擴散能力，從而使空氣質量不斷下降，嚴重影響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溫室效應”的出現，使得南北極的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威脅沿海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類似于印度洋海嘯、沙塵暴、局部地區異常干旱缺雨等不正常的天氣現象會更加頻繁地發生。

（二）土地污染

目前，我國20％的耕地遭受污染，每年因此造成的直接損失相當于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的1％。土地污染的危害不亞于水污染和大氣污染，但人們卻遠不像關注水污染和大氣污染那樣關注土地污染。土地污染最直接的危害是不利于植物生長，導致農作物減產乃至絕收，嚴重污染的土地可能寸草不生。土地污染的罪魁禍首是來自工礦業廢水的灌溉。我國每年由于污染水、污染農用地造成的損失達90億元。不科學的開采和利用重金屬、開辦造紙廠、重化工廠等高污染企業，在短時期內拉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甚至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但是長期以來，這類企業嚴重污染了當地環境。大片土地寸草不生，不得不荒蕪，迫使當地百姓背井離鄉。

（三）草原退化

由于草原的過度放牧，導致草原退化嚴重。我國90%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嚴重退化草原近1.8億公頃。草原退化的標志之一是產草量的下降。據調查，全國各類草原的牧草產量普遍比20世紀50～60年代下降30%～50%。全國退化草原的面積每年以200萬公頃的速度擴張，天然草原面積每年減少約65～70萬公頃。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北方主要草原分布區產草量平均下降幅度為17.6%，下降幅度最大的荒漠草原達40%左右，典型草原的下降幅度在20%左右。草原退化的標志之二是牧草質量上的變化，可食性牧草減少，毒草和雜草增加，使牧場的使用價值下降。草原退化，植被疏落，導致氣候惡化，許多地方的大風日數和沙暴次數逐漸增加。氣候的惡化又促進了草原的退化和沙化過程。我國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重的國家之一。我國北方地區沙漠化面積已近18萬平方公里，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間，因沙漠化已喪失了3.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四）水體污染

上世紀70年代以前，我國近海總體未受到污染，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海洋污染、江河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到上世紀末，已有20萬平方公里的近海岸和近海海域受到污染。

2005年，我國有317億噸的污水排入大海，其中有50%沒有經過任何處理。我國的環渤海領域每年吸收的工業排污量高達57億噸，另外還有每年200萬噸固體垃圾。重金屬含量已經超出正常標準的2000倍，在排污口附近方圓幾海里已經沒有魚類生存。據海洋專家測算，即使現在停止向渤海排污染物，恐怕需要至少200年的時間才能讓渤海徹底恢復清潔。同樣長江和黃河的污染情況也不容樂觀，由于西部大開發，各地政府積極發展重化工企業，使得黃河上游污染極其嚴重，到了下游黃河水已經變成劣五類水質，無法飲用。由于長江三角洲經濟發達的省份治理工業帶來的污染，使得重污染企業紛紛轉向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污染也隨之侵入到長江中上游。現在，長江和黃河的污染已經是全流域的污染。

用經濟手段治理環境污染的措施

從經濟學角度上講，環境污染問題是外部負效應的典型表現。所謂的外部負效應，也稱為外部成本、外部不經濟，是指對交易雙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帶來的在未來價格中得以反映的成本費用，或是說，是指某一產品的社會成本大于生產者私人成本的現象。

（一）押金——退款制

這是歐盟國家處理各種有毒垃圾（如硫酸瓶、鉛酸電池等）的有效辦法。按照這種制度規定，在制造商向零售商出售油漆時，要收取押金作為一種稅，零售商將他們用過的油漆桶送到回收站后，就可以把押金收回。同樣，回收站就可以從管理機構那里把押金收回。這種辦法同樣適用于電池生產企業，如果能有效地執行這一辦法，將會大大減少土地污染問題。

（二）庇古稅和庇古補貼

用征稅或罰款的辦法來解決外部負效應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來的，也被稱為“庇古稅”。“庇古稅”主張的是，對產生外部負效應的企業或個人，課征相當于它所造成的外部邊際成本的稅收，外部成本便成了當事企業或個人的內部成本，即實現外部負效應的內在化，從而迫使其考慮該成本，達到糾正外部負效應的目的。另一種手段就是對污染的企業征收排污費，即向污染物排放者根據排放量征收一定的費用。污染企業面對這些收費，一方面將縮減產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措施控制污染。

對于污染性的企業，政府除了對其征收稅收和排污費之外，還可以向企業提出補貼，鼓勵其擴大投入采取消除污染的措施，改進生產工藝，從而達到糾正負外部性的目的。原則上補貼額應該等于污染治理的邊際社會收益。如果企業每減少一單位的污染物排放量，既可得到一份補貼，那么對企業來說，當治理污染的邊際成本大于補貼時，他會選擇放棄補貼而繼續排污；而當治理污染的邊際成本小于補貼時，他將選擇接受補貼而減少排污。

庇古稅和庇古補貼在解決環境污染方面是一種應用最廣泛、最典型的方法。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的污染者付費原則，OECD國家普遍實行了征收環境稅的政策，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噪聲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方面，征收排污費以及產品稅等。比如，對于汽車燃料，依據有鉛和無鉛，幾乎所有的OECD國家開征了有差別的稅收。在日本，還對下水道排污量的多少進行征稅，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進入20世紀90年代，OECD國家開始綠化其稅制體系，比如，開征新的生態稅，實行對環境有害的產品全面征稅的政策。與前面的辦法相比，經濟學家和政府決策者更加偏愛庇古稅和庇古補貼，但是他們也存在較大的缺陷，要消除外部負效應，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其征稅和補貼數額應該等于該企業造成的外部成本或收益。然而，在實際中，很難衡量和掌握各企業的外部成本或收益，而且也很難避免政府尋租的出現。

排污權交易許可證制度

排污權交易許可證制度是科斯定理在治理環境污染問題的實際應用。科斯定理是美國經濟學家，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提出的。科斯定理認為，只要明確界定并切實保護產權，隨后產生的市場（產權）交易就能自然消除和解決外部性問題，使經濟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由于生產者和消費者不可能實現污染的零排放，所以排污權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利用環境資源的問題。政府如何規定和限制排污權的大小以及如何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分配這種權利，成為問題的關鍵。其實，政府在可接受的排污總量的限度內，將排污許可證分發給污染制造者，并允許排污量較低的企業將剩余的配額進行出售，也允許超標排放的企業從其他企業那里購買排放量。這一方法不僅沒有超出規定的排污總量，而且在企業間實現了資源的最優化配置，促進個人或企業改進控污技術，從而降低控污費用，最終達到減少污染改善環境的目的。利用市場機制，使得排污權交易許可證在企業之間實現最優配置，也會大大減少政府部門尋租的現象出現，最后實現雙贏。

美國是這一制度的最早實踐者。1979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開始試點實行一項新的政策——“氣泡（Bubble）政策”。即把一個工廠當作一個氣泡，只要該氣泡向外界排出的污染物總量符合政府按環境要求計算的排污量，并保持不變，不危害周圍的大氣質量，則允許氣泡內各排污源的自行調整。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清潔空氣法》修正案，推出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政策。該項政策實施的第四個年頭，已經產生了顯著的效果，二氧化硫排放消減量大大超過預定目標，許可證市場的價格遠遠低于預期水平，充分體現了排污權交易政策保護環境質量，降低交易費用的巨大優勢。超級秘書網

我國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試點工作開始于1988年。首先考慮控制的是水污染物。1988年3月，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1988年6月，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確定在上海、北京、天津、沈陽等18個城市進行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試點工作。1989年9月，在河南召開的“第二屆全國水污染防治工作會議”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1990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開始選擇試行排放大氣污染物許可證制度的城市。1993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又在6個城市開始了大氣排污交易政策的試點工作。到1996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普遍實行了排放水污染物許可證制度，共向42412個企業發放了41720個排污許可證。從1991年開始，包頭、開遠、柳州、太原、平頂山和貴陽等城市嘗試大氣污染物的排污權交易。在滿足大氣環境質量的前提下，通過排污許可證的買賣，運用市場刺激手段，鼓勵企業采用低費用、少污染的措施，并促使污染源的合理布局。

總之，環境污染問題是外部負效應的典型表現。我國應該結合國情，總結和借鑒外國治理環境污染的寶貴經驗，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有步驟、有措施地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陶文達.發展經濟學[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2.張培剛.發展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治理環境的辦法范文第5篇

[摘 要] 公司治理問題是現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問題。獨立董事制度在中國的發展,必須與我國現有的法律環境相融合。但由于我國法律體系不健全、立法規定不明確、法律意識淡薄等,導致獨立董事制度本土化融合發展滯后。為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改善獨立董事的生存環境,有必要加強獨立董事制度的法律建設,通過借鑒國外一些較為成功的公司獨立董事制度安排模式,從而給轉軌經濟中的中國帶來一定的啟示。

[關鍵詞]獨立董事制度;本土化;建設

美國公司治理模式正常運轉的前提為監督主體和對象之間的獨立和自由,各主體主張自己的權利并互相制約。類似于中國古代的“五行思想”――“相生”即“相克”,用“相生相克”的方法來控制經營者的行為。在我國引入獨立董事制度,對公司正常運轉起到了一定的制度上的保障作用。雖然國內外學者雖然褒貶不一,但其積極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本文通過對獨立董事制度的法律發展現狀進行反思,在此基礎上,對如何加速獨立董事制度本土化進程、完善獨立董事制度的法律建設提出了若干條建設性的意見。

一、獨立董事制度――公司內部制衡的有效選擇

一般認為,公司治理涉及三方面的問題:一是企業控制權的配置和行使;二是對董事會、高層管理人員的監控以及對其工作績效給予的評價;三是激勵方案的設計和推行。公司治理的這三個方面,其實質是一種責權利的安排。設置獨立董事的目的是分離戰略決策權與經營權 ,加強對經營者的有效制衡 ,促進經營機構的轉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更好地實現了責權利三方面的安排。

獨立董事制度是針對英美公司治理結構中“一元制”的董事會而建立的一種獨特的現代企業制度。所謂獨立董事是指來自公司外部,用以制衡執行董事,確保公司安全穩健運行,保護股東利益不受侵犯的董事。作為一種替代方式 ,獨立董事制度是英美國家強化公司內部制衡機制的一個有效選擇。在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的功能和作用越來越明顯,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 ,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例越來越高。

二、獨立董事制度的作用――完善公司內部監督

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 ,獨立董事主要作用體現為:第一,從防止公司違法行為的發生方面看,由于獨立董事獨立于任何一股東、不在公司內部任職、與公司或公司人員沒有經濟的或家庭的密切關系等原因,獨立董事可以不受利益的局限而公平地對待全體股東、董事和經理人員,維護全體股東和整個社會的權益。第二,從經營戰略的角度來看,獨立董事擁有的各方面專業知識和社會資源有利于企業做出更為合理的決策,能以其專業知識及獨立的判斷,比具有被動的非獨立董事公司運行得更好。第三,從監督的角度來看,獨立董事不在企業任職,不僅可以在地位上對公司經營者形成更有效的制衡,還可以通過行使提名權、報酬決定權等權限,對經營者的業績做出公正的評價。

三、中國獨立董事法律制度本土化建設――存在的問題與制度的完善

1997年12月中國證監會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首次引入獨立董事以來,開啟了我國獨立董事制度的發展歷程。2005年新修改的《公司法》123條規定,“上市公司設立獨立董事,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一)獨立董事本土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還不健全,公司治理結構存在很多缺陷,獨立董事法律制度主要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環境缺失。我國法律法規的制定抑制獨立董事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使獨立董事不能發揮應有作用。我國設立獨立董事制度主要是防止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的局面,在政府的主導下,強制性地引入,實為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背景下對國外法律的一種移植行為。但毋庸置疑的是獨立董事要想發揮其應有的監督職能,還需要與我國現有的法律環境相融合。需要進行本土化的吸收、融合,使之符合該國的基本國情。

2.獨立董事不獨立。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只是理論上的。他們實際上很少了解公司的業務情況 ,只是通過總經理的眼睛看問題,獨立董事無法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進一步說,獨立董事制度要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發揮作用,僅僅依靠公司內部股東或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的自發行為是行不通的,須要立法機關制定強制性的法律法規。

3.現行立法缺乏對獨立董事的有效監督和制約。花瓶董事對法律法規的規定模糊,為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選擇不作為,不惜犧牲中小股東的利益。法律對此懲罰力度過輕,導致獨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不能正常發揮監督職能。

(二)獨立董事本土化法制融合建設

1.改變一元化的公司治理環境。獨立董事法律制度的完善亟須迎合多元化的公司治理環境,發揮公司股權多元化的結構,促使獨立董事制度行之有效。

2.建立健全獨立董事法律體系。在法律層面上對引入獨立董事形成強制性要求,公司還應根據自身情況,配合公司治理結構的調整與改革,對獨立董事制度的運作作出具體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