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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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第1篇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Y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

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

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獨特論”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

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第2篇

關鍵詞：詮釋學；自然科學；詮釋學解讀

中圖分類號：B0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3-0030-02

科學觀察的中立性、科學事實的客觀性是自然科學自我認識所奉行的基本準則。可是，在科學研究的實踐中，人們發現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思想習慣以及社會文化因素對于科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影響，對于科學發現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觀察滲透理論、科學事實的價值負載成為科學哲學研究必須面對的問題，由此促成了人們從詮釋學、知識社會學等角度理解和認識自然科學的思潮。本文將從分析德國哲學家狄爾泰將詮釋學理解為與經驗自然科學對立的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觀點入手，通過解析當代美國學者克里斯和科克爾曼斯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與本質層面的雙重解讀，闡釋自然科學自我理解形成的基本邏輯。

一、詮釋學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

詮釋學最早的形式是對神圣文本的解釋，最早的詮釋學可稱為圣經注釋理論的詮釋學，指的是研究圣經的解釋原則。19世紀中葉，狄爾泰將詮釋改造為與自然科學方法論相對的、普遍的人文科學的方法論。狄爾泰認為，自然科學同人文科學同樣都是真正的科學。只不過，自然科學是從外說明世界的可實證的和可認識的，人文科學則是從內理解世界的精神生命。因而，說明和理解分別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各自的獨特方法。

狄爾泰的觀點代表了人們當時對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關系的基本共識，即“在經驗的自然科學和理解的人文科學之間存在著以下的幾種差別：第一，自然對于對象的經驗材料或對所有科學家都相同，或是所有科學家共同約定而毫無爭議的。無論哪一種情況，它們都是客觀的、確定的，任何分歧都能通過經驗檢驗來解決。人文科學很難有這種無可爭辯的經驗材料。它們只涉及意義的對象，這些對象的解釋建立在解釋者不同的旨趣、狀況和先驗信念的基礎上，因而總是易于受到質疑。第二，自然科學的理論是通過觀察、陳述、歸納和演繹形成的說明性的思維產物。而人文科學只限于重新描述材料，以一種更清晰、更一致的方式重現材料的意義，它們力圖理解而不是說明。第三，自然科學所使用的語言很大一部分可以公理化，形成一個形式語言系統。它的語言具有直白性、單一性、確定性。相反，人文科學不能避免使用日常語言，它的語言帶有隱喻性、模糊性和歧義性。第四，自然科學的成果能夠得到沒有理論負荷的材料的證實或證偽，理論和材料之間唯一重要的關系是所屬關系。在人文科學中，材料只能在某些解釋里表現出來，不同的解釋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顯示材料，人文科學的材料是不斷地被詮釋和被塑造的。第五，自然科學的概念力圖消除擬人的指稱或內涵，即自然科學的概念是不被人的任何主觀的或非理性因素所污染的，而人文科學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人類的各種主觀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影響。第六，自然科學理論只有具有概括性和普適性時才有意義，而人文科學并不避免概括性，同時，它們也關注特殊性。自然科學家追求普遍性的知識，人文科學家還追求局部性的知識。第七，自然科學原則上是無個人專斷特征的，斷言的可靠性可辯明性與本人身份無關。人文科學卻帶有權威的痕跡，人文科學家的一系列個人非科學背景總是為它的解釋提供辯護。第八，自然科學是一種缺乏終極基礎的科學，它切斷了與日常生活的利益關系和實踐聯系，而詮釋人文科學本身就沉浸在日常生活之中，它與日常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1]35

狄爾泰的觀點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在自然科學的探討上，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并沒有對自然科學理論作詮釋學的解讀。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20世紀中期，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對立集中表現為詮釋學與實證主義的對立，美國學者D·伊德（DON IHDE）在文章中把這種情形描述為“實證主義解釋學（H/P）的二元復合體”。克里斯（ROBERT P.CREASE）則認為，在這個復合體中，似乎每一方都向另一方讓予領土，幾乎沒有人嘗試使這個二元復合體的一方參與到另一方之中，特別是在自然科學的探討中，人們一直把解釋學作為一種潛在的資源放在一邊不予追究，當受實證主義影響的對科學的理解暴露出弱點時，這些弱點并沒有因為通過對整個自然科學的解釋學范圍作更為深刻的評價而得到應有的彌補。

二、詮釋學作為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

自覺地對自然科學進行詮釋學解讀開始于20世紀晚期。按照克里斯的觀點，大致有三類學者率先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一是少數受過大陸哲學訓練的專業哲學家，如希蘭（PATRICK A.HEELAN）、伊德、基西爾（THEODORE J.KISIEL）、科克爾曼斯（JOSEPH J.KOCKELMANS）；二是具有現象學、解釋學哲學的背景的科學哲學家，象M·埃杰（Martain Eger）；第三類學者克里斯稱他們為更具主流特點的科學哲學家，象J·羅斯（Joseph Rouse）和受分析哲學影響的社會學者。

克里斯認為，到目前為止，還不能把對科學的解釋學的解讀看做是對科學研究的解釋學綱領的構建。但是，對科學的解釋學的解讀，他提出了一組富有啟發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可稱之為意義先于技術。這是對實證主義和主流哲學家科學觀的無意義前提的批判。實證主義和主流科學家雖然給予科學發現、科學理論的形成一個理性的理由或非理性的范式，但是，他們沒有追問科學發現和科學理論構建的意義前提，他們把科學描述為只是由實踐、由技術或計算方法的運用構成的，這是一種錯誤的定性。因為，數據、結果及實驗室的活動都是由解釋而形成的。如果人們作出蹩腳的解釋，那么就將得到錯誤的描述。在解釋學看來，意義的產生在科學中如同在其他人類活動中一樣，不僅僅依據從部分到整體的運動，而且要借助于這樣一個過程，即把現象置于現有的意義框架之中。當這種意義的假設部分地引起了疑問的時候，則通過進一步的探究在持續進行的解釋活動中做進一步的考察和改進。

第二種觀點，可以稱之為實踐比理論更重要，這個觀點既對第一種觀點作了解說又將人類應對世界的認識活動，建基于實踐活動之上，突出了人類活動的合理性、合歷史性特征。第一種觀點認為在科學活動中，意義先于技術，就第二種觀點來說，據以解釋現象的意義框架，并不僅僅包括工具、文本和觀點。而且涉及主體和客體分離之前，由文化與歷史所決定的人與世界的沖突。也就是說，當一個人試圖進行解釋時，他會受到歷史與文化方面的歷史傳統的影響；尤其當一個人試圖發現一種深刻而豐富的與世界的聯系時，更是如此。因此，這種解釋學實踐的本質和范圍就是科學中解釋學研究的主題。

克里斯所講的第三種觀點，稱之為境遇先于抽象的形式化。這種觀點認為，真理只是涉及特殊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向某人揭示某事，甚至科學知識，也絕不可能完全超越這些文化和歷史所決定的復雜情況，即絕不能把它們撇開，仿佛科學知識是從無有中抽象出來。科學所揭示的這種現象的特殊性，往往被這樣一種事實所掩蓋，即如果科學的（實驗室）環境無誤，這些現象就可以在許多的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自己說明自己。這種概括可能使人們對脫離實際的知識產生錯覺，因為科學工作始于與某種具體情境現有的關聯及對這種情境的理解，科學絕不會把具體情境拋在一邊，理解決不會超出解釋學的范圍。在模糊的、高深莫測的、自相矛盾的情境中，意義的獲得并非是超越個人與世界的關系，或是從這種關系中抽象出來的，而是對這種關系的深化和擴展 [2]4-5 。

三、詮釋學作為科學研究的綱領

克里斯雖然承認解釋學對科學的看法是必要的，但是他反對把從詮釋學的角度解讀科學看做是對科學研究的詮釋學綱領的構建。其他學者希蘭、科克爾曼斯等人則明確地提出了構建一種對科學做詮釋學解讀的研究綱領的必要性。希蘭指出：“如果哲學想要找一個良好機會來完成它對自然科學和一切科學的普遍反思的作用，那么通過詮釋學的探討，在科學哲學中恢復那些要素卻是必不可少的” [2]10 。科克爾曼斯是科學的詮釋學—現象學的創始人之一。他提出：“自然科學生來就是詮釋學的事業，自始至終就是徹頭徹尾的詮釋學事業，也就是說，在每一方面它都具有詮釋學的成分” [2]41。

科克爾曼斯認為，自然科學詮釋學的現象學（他基本上關注的是本體論問題）應當在具體的歷史境況中和歷史條件下研究團體和科學家個人所從事的科學事業，應該把注意力放在作為整體而持續發展的科學上。他認為，自然科學作為一個整體科學過程，是一項不斷發展的科學事業，他具有徹頭徹尾的詮釋學本質。說明、發現、實驗、觀察以及尋求所觀察到的事物的詮釋總是聯系在一起的。作為一個整體，科學實踐生來就具有詮釋學的成分，它的所有組成部分也是如此。

科克爾曼斯的貢獻在于他指出了現代科學的詮釋學特征的最具重要的方面：首先，科學的所有形式的描述、說明和理解都是詮釋學的高級形式。科學家并不說明某物是什么，而只說明在一定數量的假設下，它將有什么表現。因此，科學家的工作總是從典型的預先把握、預先洞察和預先構想等詮釋學方面著手。其次，無論科學家怎樣觀察、測量、描述，從經驗概括中進行歸納、推理，并闡明所謂的“自然規律”，他們總是依據一個意義框架來闡明他們所探討的現象。而且，從一定程度上講，這種框架與所觀察到的現象不是無關的，經過考察可知，即便這些有獨創性的世界圖景，也是以一些源于以前的理論或構想的要素為基礎才得以構成的。再次，所有科學工作都是在詮釋學的范圍內進行的，沒有哪一門科學能超越這一點，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科學家無法對那是什么作出真實的描述；也并不意味著這些陳述中沒有一個是絕對的或永恒的，沒有一個是決定性的或全面的；應該說，它們窮盡了一些真的東西，但是并沒有一勞永逸地窮盡關于“那是什么”的真理。

四、結語

施萊爾馬赫將詮釋學看做神圣經典的理解技術，狄爾泰將其看做是與自然科學無涉的人文科學研究方法論，伽達默爾則在既遵循又超越狄爾泰的意義上將詮釋學闡釋為一種人文科學的本體論。克里斯與科克爾曼斯在汲取上述觀點的基礎上從方法和本體角度依據詮釋學對自然科學的雙重解讀則真正地實現了詮釋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即揭示了自然科學研究的詮釋學條件，又使詮釋學成為自然科學自我理解的本體論，最終促進了科學詮釋學的出現。

參考文獻：

[1]黃小寒.“自然之書”讀解—科學詮釋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第3篇

系統法學是將系統科學與法學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法學思想、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其核心思想是法或法律就是系統，任何法的現象都是具有系統意義的現象，可以運用系統科學方法加以解釋和說明。有觀點認為，嚴格意義上的法學與系統科學“合流”已經面臨急需解決的技術性問題，既不僅要在法學研究中運用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而且要利用系統技術學、應用學和科技成果來定量表述法律現象，構造法學研究、法制建設的新圖景。法學研究引進系統科學的技術性難題，反映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統一合流的普遍性問題，這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某些由來已久的“鴻溝”。這種鴻溝主要表現在：第一，兩者研究對象的差別，自然科學以某種相對穩定的自然現象或較為簡單的機能系統作為研究對象，而社會科學則主要以人和人類社會這一復雜的巨系統作為研究對象；第二，兩者理論體系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在兩者的理論在可預言方面、可重復方面和清晰性方面的差別。

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區別對待，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存在上述觀點所說的“鴻溝”。由于系統科學主要來源于自然科學，而法學又屬于社會科學，上述觀點無疑隱含著認為系統科學和法學也存在“鴻溝”的觀點。這個隱含著的觀點無疑構成將系統法學引進到法學領域中的一個重大障礙。這里就涉及到一個如何認識系統科學與法學的關系的問題，或者說如何加深對系統科學方法的認識的問題。

提出量子論的普朗克（M.Planck）認為，“科學是內在的整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部門不是取決于事物的本質，而是取決于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實際存在著由物理學到化學、通過生物學和人類學到社會科學的連續的鏈條，這是一個任何一處都不能被打斷的鏈條”。 “系統”、“信息”、“概念”與一切哲學范疇一樣具有最廣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它們不只是概括物質世界或思維中某一領域或某一比較狹窄的方面，而是概括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領域的一切現象和一切過程所共有的東西，解釋這些現象和過程的一般規律。“以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為中心的系統科學，用整體論的、嚴謹精細的綜合分析方法，將填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鴻溝，沖破因專業劃分過細而形成的學科間的屏障。”根據這個論斷，我們可以認為，那種認為法學研究中，必須在社會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作出明確的區分，必須在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方法之間化出一條界限的觀點是片面的和不成立的。在這里我們可以說，系統科學與法學不是同一層次的知識體系，法學的研究對象包含于系統科學的研究對象之中。因此，那種認為由于系統科學與法學存在研究對象的差別而構成系統法學研究的一個技術性難題的觀點，實質上是對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系統科學與法學的關系的一種錯誤理解。

但是，我們還必須承認，相比于系統科學，目前的各種法學理論在理論的可預言方面、可重復性方面和清晰性方面是有距離的，有“鴻溝”的。在某種意義上，系統法學正是為了使傳統的法學理論在這幾方面有所改觀而興起的。如何使系統法學具有某種程度的可預言性、可重復性和清晰性，確實存在一定的技術性難題。如何解決這些技術性難題，我們可以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移植到法學研究中得到初步的啟示。經濟學和社會學與法學一樣同屬于社會科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在相當程度上和范圍內與法學的研究對象是重合的、相同的，而且經濟學和社會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術語與法學中的一些概念和術語在直觀的形式上和實質的內容上具有很強的“親和性”，這使得經濟學和社會學相對容易地移植到法學研究中，并建立相應的法學理論。系統法學研究中，也應當參考這種思路。解決這些技術性問題的過程，也就是一種系統法學理論確立和完善的過程。

二、知識結構與研究方向

一個法學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決定著其對系統科學的理解和認識。而其對系統科學有怎樣的認識和理解，又決定著其如何將系統科學移植到法學，決定著其怎樣研究系統法學。系統科學，首先是我國系統科學界的科學研究成果，對于系統科學的具體內容和理論框架，我國系統科學界也有不同的認識。系統科學中包含了很多復雜的數學原理和公式，法學學者是很難到達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的。也許有個別法學學者有這樣的能力，但是如果對系統法學不感興趣，對系統法學研究也沒有任何意義。作為法學研究，法學學者也不必對這些數學知識要到達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只要具備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只要對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有正確的和一定程度的認識和理解，就可以進行富有成果的系統法學研究。至于什么屬于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目前的系統科學學科本身并沒有明確的規定。作為法學研究者，在進行系統法學研究中，我們既應當尊重目前系統科學研究成果中的“共識”，也很有必要從系統科學研究成果中“各取所需”，充分發揮我們的想象力，形成我們自己的對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的理解與認識。任何學科移植性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簡單的生搬硬套，想象力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個法學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的知識結構背景下產生一些法學理論觀點的，這些觀點是先于他們的完整的法學理論而在頭腦中就形成了的。這些觀點可能是研究者們思辨的火花，也可能是受他人理論或觀點的激發而形成的靈感。這些觀點一旦確定，思維過程以及理論創新就必然受到相應的影響和指引，或者說受到相應的束縛和制約。在那一層次、那一角度形成這些觀點，就在相應的層次上、角度上展開思維。比如，將法的現象視為階級現象，就自然而然形成階級分析法學。系統法學也同樣對法形成了一個基本觀點或定義，既法或法律是系統。系統是個抽象的概念，同時也是容易理解的和接受的概念。因此，這種定義或這種思想，對法學研究的制約最小，為法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如果我們在法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兩方面到達相當精通的程度，我們的系統法學就可以在“法哲學”方向、“實證法學”方向和“社會法學”方向取得均衡的豐富的發展，使得系統法學成為一個內容極其豐富的理論體系，我們對系統科學方法的運用，我們的思維過程以及理論創新就會呈現出一種相當美妙的景象，可上，可下，可“軟”，可“硬”，可大、可中、可小，可定性描述，可定量描述，可局部描述，可整體描述。目前，在系統法學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在我國法學界整體上知識結構有所缺憾的時候，我國法學界系統法學的研究應當側重于作為系統法學基礎的“法哲學”研究方向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在我看來，也就是運用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進行系統法學研究。

已有的非屬于系統法學倡導者的學者的具有系統法學意義的研究成果，應當屬于系統法學的“法哲學”研究方向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這些研究成果，相比一些倡導系統法學的學者的“定量分析”、“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等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顯然要具有更高的法學理論層次和法律實踐應用價值。這說明，系統法學研究，必須首先重視某種“法哲學”和“實證法學”方向的研究。系統法學長期沒有體現出其應有的理論地位和價值，沒有受到我國法學界的相當重視，我認為，那些倡導系統法學的研究者沒有在“法哲學”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上深入下去并取得一定成果，而是過多地側重“法制建設”、“定量分析”和“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這類問題，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系統法學倡導者們所進行的很多系統法學研究，由于大量充斥“法制建設”、“定量分析”和“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等內容，并運用一些數學模型來表述這些內容，這構成了我國整個法學界了解和認識系統法學的技術性障礙，實際上也降低了系統法學的理論層次，削弱了系統法學應當呈現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思辨性，容易使我國法學界對系統法學誤解為只能研究一些細致末節的法的現象，甚至只是故弄玄虛。我認為，在系統法學研究中，運用系統科學的原理和基本概念解釋和說明法的現象，與應用系統工程方法解決或預測立法、司法、執法實踐活動中的一些具體問題，是應當區分考慮的。

三、誰會進行系統法學研究

作為一種事實情況，一個受過法學高等教育的人，沒有極特殊的情況，是不會繼續另一種自然科學方面的高等教育的，也不會去從事一種專業技術工作。目前我國法學界的中堅力量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接受了法學高等教育，而后又直接從事法學教育和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其中很少有人具有相當的自然科學的知識，不少人還不能說對哲學以及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我國確實有一些人受過自然科學方面的高等教育后來又接受了法學高等教育，或者從事了法律職業，這些人從事系統法學研究時非常適宜的。不過這一少部分人很少會有進行系統法學研究的動力，這又與我國學術研究的評價和激勵體制有關。系統法學研究是一件很辛苦的創造性工作，是一件相當耗費精力、時間和金錢的事情，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即使同時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法學知識結構，也不一定在這一過程中做到實質性突破。”如果按照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對傳統的階級分析法學進行改造和完善，對西方法學流派進行探討，甚至是基本沒有思想的抄襲，都能獲得一定的學術名聲、職稱和經濟利益，那么一部分有潛力的研究者當然就會認為，沒有必要去辛苦地冒險地研究起初看起來注定是有些陌生和粗糙的系統法學。系統法學興起時，我國的法學理論和法學方法都很“貧困”，科學和科學技術受到國家的鼓勵和支持，強調按照科學和客觀規律辦事，那段時期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都面臨很多具體問題，可以說是“百廢待興”。在這些背景下，系統法學研究主要體現在“法治/法制系統工程”方面，是在所難免的，但是，在今天，系統法學研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和成果，我們不得不說與我國法學界的總體上的知識結構和法學研究的評價體制有相當關系。

一個受過自然科學領域高等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進行適當的觀察與分析，就會發現法學研究本身、法律推理、人類設計的法律制度、法的實際運行、法律制度的演變等許多法的現象都體現了系統科學的原理，這些法的現象都可以進行系統科學的解釋。他會認為一些法的現象可以成為系統科學的很好的素材和例證。邏輯上如此，事實上也是如此，幾十年來，很多杰出的科學家從數學、物理學、生物學、計算機科學、經濟學等方面大大豐富和發展了系統科學，他們的很多關于系統科學的研究成果都論及了法和法律，只不過他們基本上是點到而止，一代而過，沒有展開論述。當然，系統科學的合理性與正確性也無需法學的參與和貢獻。法學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對所有學科的學者都開放，絕不僅僅是受過法學高等教育的人們的領地，其他學科的學者對法學研究作出了巨大的重要的貢獻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常有的。如果我國法學界長期忽視和漠視系統法學，那么有一天,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搞出了一個系統法學研究成果，也是很正常的。

作者email:lijingju@public.tpt.tj.cn

參考文獻

《系統科學》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許國志主編，2000年9月第1版。

《系統科學論著選（2）》，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中國政法大學法治系統科學研究會編。

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第4篇

一、心理學自然科學模式產生與發展的背景

主流心理學(MainstreamPsychology)與科學心理學(ScientificPsychology)同義，即心理學的主流是一種采用了自然科學模式的科學心理學。諸多知識本身與知識之外的原因使得自然科學模式成為心理學研究一直以來的主流。

1．知識背景

哲學和生理學是心理學產生19世紀末的雙重知識來源。“心理學雖有一長期的過去，但僅有一短暫的歷史”［2］(P2)，在馮特之前的幾千年間，心理學長期作為哲學的一個知識門類而沒有獨立的地位，但哲學卻為整個心理學提供了認識－欲求的基本概念體系;笛卡爾以來的近代二元論傳統以及實證主義精神同時也為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化做了哲學鋪墊。19世紀中期，赫爾姆霍茨、韋伯與費希納等生理學家首開通過實驗和測量研究人類心理的先河，證明了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心理過程的可能性。生理學家的心理研究為心理學的先行者提供了方法－技術模板，直接促進了(實驗)心理學的建立。自然科學模式心理學“誕生”以及此后發展的宏觀知識氛圍是啟蒙以降科學理性思維方式的主導地位，即研究主體與客體的本質二分，對客觀、一元真理在場的形而上學預設，對研究主題的對象化、客觀化處理等。這種思維方式甚至滲透到了人類學和社會學等經典的社會科學之中，心理學也不能避免。在這種知識氛圍和相應的評價標準下，人文科學知識在價值序列上自然處于低位，這也解釋了人文科學取向心理學在心理學學科內部的邊緣地位。

2．知識社會學因素

知識社會學關注知識的社會性維度，致力于考察知識與學科中的社會、文化、心理、利益等非真理性因素。心理學從整體上采用自然科學模式并非純粹出于學術理性的考慮，而是在學科內外有著諸多知識社會學因素的參與。從心理學外部的社會背景來講。社會公眾對(自然)科學及科學專家的信奉使得自然科學模式心理學的存在與發展有了一個良好的輿論氛圍;其次，資本主義的興起即與自然科學在技術領域的應用有關，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對工具、實效知識的普遍高揚使得易于應用的自然科學模式心理學有了較大的發展空間。

至于心理學內部，建制化、專業化、職業化后的學科，會相應產生出相應的科學共同體，科學共同體作為一個權力－利益系統必然尋求擴張壟斷與自我辯解，這使得其信念與利益時常高于真理本身:人的心理行為并不等同于客觀自然物但卻套用了研究客觀自然物的研究方式，如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所言，“這一錯誤發端于心理學家們對曾給自然科學帶來輝煌成就的機械主義方法論的崇拜”［3］，即非學理的自然科學崇拜與科學共同體的群體協商、默認是自然科學模式在心理學研究中長期合法的保證。二、自然科學模式心理學的理論特征心理學在知識上的最高追求是達到客觀普適的、價值中立的真理。而其對真理的理解則攀附了自然科學的標準，因此其效仿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物的主客分離的研究范式來研究人及其心理與行為，這深刻貫穿到了心理學的方方面面。

1．強調研究對象的可觀察性

實證主義哲學本身承接了近代經驗哲學的傳統，與這一經驗傳統相對應，從早期的內容－構造心理學到隨后的行為主義心理學至今日的認知心理學，皆主張研究對象的可觀察性，往往為可直接觀察性。馮特和鐵欽納強調心理學研究的對象為可內省的內部經驗;行為主義心理學則認為心理學應排除無法直接觀察的內在意識，而應代以可直接觀察的外顯行為;當今的認知心理學也保留了行為主義的這一主張，并進一步通過外部行為反應推論內部的認知過程規律。必須提及的是，強調研究對象的可觀察性不僅僅關聯對研究對象的選擇與取舍，同時也是對研究對象的理解與建構。這一建構在本體層面將人視作動物或機器，將人的心理與行為視作客體、對象甚至是物理事實的存在;在技術實施層面，這一建構直接導致了心理學中的還原主義與元素主義，“心理學研究的根本途徑在于將心理分解為一些基本的元素，或將心理、行為歸結為低級運動形式如物理、化學、生物過程，然后以元素說明整體的性質，或以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規律說明人及其心理、行為的規律。”［4］

2．實驗室實驗法及方法中心

自然科學的研究目標通常為對研究對象進行本質觀察或發現研究對象間的因果關聯，同時這些研究應是可重復、可驗證的。為此，諸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在實驗室中即控制條件下對研究對象進行數量化觀察和相應的數學分析。現代心理學“誕生”的標志即是馮特等人采用了這種自然學科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人類心理。自馮特以后，雖然心理學中實驗、問卷－測量和觀察等方法并存，但實驗法(主要為定量的實驗室實驗法)一直是心理學方法的主流和心理學知識的主要來源。心理學中實驗室實驗法的要義在于通過脫離日常生活情景，在實驗室中對變量進行精心控制，對心理的外部結果———生理和行為進行數學統計分析，以達到因果關系的解釋。對科學方法的過度強調也使心理學陷入了方法中心的誤區:首先，以方法作為評價心理學科學性和心理學知識客觀性的唯一標準，正如卡特爾所言:“心理學除非建立在實驗和測量的基礎上，否則就不能達到自然科學那樣的明確和精密。”［2］(P173)其次，方法的意義高于問題本身的價值，對程序和技術的關注優于對問題價值的關注，除卻規定研究對象的可觀察性之外，能否對對象施以科學研究也決定了心理學對研究問題的取舍。

3．個體主義

通常認為心理學的分析水平多在微觀的個體層面，在個體之外往往最多延伸至家庭，這種角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心理學在其自然科學模式下卻普遍存在著將個體視角走向極端個體主義的誤區，即使心理學中的社會心理學也秉持個體主義。所謂個體主義是“強調個體心理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否認或忽視個體心理與社會文化的內在聯系，把個體研究同社會文化孤立開來而從個體內部尋求心理或行為的解釋。”［5］在心理學中，個體主義和自然科學模式內在契合，造成這種個體主義的直接原因仍然要歸結于心理學的自然科學模式，正如葉浩生教授所言:“文化因素、社會影響在實驗室中則無法控制和操縱，更無法操作化和量化，為了維護科學研究的可信度和效率，只能棄之不顧。”［6］

4．價值中立的知識立場

價值中立立場的背后是一種客觀主義的認識論，其要求在研究中排除所有成見，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性態度”，如實地觀察和描述事物以發現客觀普適的真理。不過即使在自然科學中，是否存在著價值中立的客觀真理，也成為了一個引起廣泛爭論的學術議題:庫恩范式論和科學知識社會學皆懷疑自然科學知識的客觀性。不過心理學科學共同體通常信任自然科學知識的價值中立性，同時認定在心理－行為領域也存在著類似自然科學的不牽涉主觀因素的普遍知識或規律。如若采用自然科學式的客觀方法來研究人及其心理與行為，并基于數學方式來呈現、分析研究結論，將會避免價值涉入，從而達到希求中的普適真理。即心理學家認定，在自然科學模式指導下其自身的科學活動以及科學活動的結果都因科學方法的帶入而得到了價值中立性的保證。

三、單一自然科學模式下心理學的困境與出路

作為心理學主流樣態的自然科學模式心理學，對心理學的產生、發展與實際應用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其對科學的信奉優先于對人的關切，不顧人不等同于動物或機器的獨特本質，執著于套用上述研究自然物的立場去研究人及其心理與行為，使得心理學成為了一門充滿了困境與危機的科學。

1．困境

首先，心理學是研究人自身的一門科學，但人在心理學中的形象至今仍是還原式的動物或機器，“科學心理學將人性降格為單一的自然物的存在，消解了人的獨特本質，使得人在心理學中被遺落或消解。”［7］學術界作為一個精英系統，其觀點本身就需要超群出眾，而心理學研究往往通過復雜的技術程序來驗證一個生活智慧中早已存在的觀點;執著于方法－技術的心理學用力于枝節、瑣碎的問題而沒有興趣也無力建構出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具有真正影響力的理論，在科學心理學100多年的傳統中，尚未產生出可以廣泛影響周邊學術領域的學者和理論。其次，從學科的最高追求———科學性上來講，心理學并不成功。著名理論心理學家SigmundKoch曾指出，“心理學自一百多年前脫離哲學以來，一直未能成為獨立科學，且因受其本身條件限制，心理學將來也永遠不可能發展成為獨立科學。”［8］最后，心理學過度張揚了科學性，采用缺乏生態效度的實驗室實驗法而導致了與真實人性和現實生活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正如英國心理學家P．凱林在《心理學大曝光———皇帝的新裝》中指出的，“科學心理學已經避免去研究那些人類存在的真正問題。它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選擇了一個自然科學的方法，而這種方法是不能很好地勝任調查這么一種問題的，同時也因為許多實驗心理學家通過求助于不人道的客觀科學以避免他們的個人沖突。”［9］

同時與科學模式相關聯的個體主義立場也無力面對復雜的社會政治生活現實，有學者對實驗社會心理學做出了批評，認為這種實驗室實驗是“真空中的實驗，宏大的社會現實被彎曲為人為的實驗室中漠不相關的個體之間虛假的社會互動”。［10］面對六七十年代席卷歐美的學生運動、女權運動和黑人運動，科學心理學家束手無策。此外還需指出的是，學科建制化也給心理學帶來了負向的后果。后果之一即是學科封閉，對生活世界和周邊學術領域中優質、精彩的心理學資源視而不見。甚至在心理學內部，各分支領域也往往秉持專業化態度，這造成了心理學在內部的分裂。后果之二在政治－倫理層面:正如愛德華•薩義德(EdwardSaid)所言，持專業態度、職業態度的知識分子，將會“無可避免地流向權力和權威，流向權力的要求和特權，流向被權力直接雇傭。”［11］

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第5篇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源過度開發和環境污染，致使地質災害頻發，嚴重影響到社會安定、和諧。地質災害發生時，可能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如何能夠更為客觀、全面的了解地質災害問題，選擇合理的防治措施顯得十分重要。經過多年來的研究和實踐，逐漸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兩種角度對地質災害進行闡述。認識論強調地質災害是可以預防和控制的，地質災害發生的根源在于地質體重力作用失衡，地質體邊界條件、激發條件和初始條件發生不同的組合搭配，導致地質災害出現。方法論則是從地質災害防治工作角度開展工作，尋找問題的合理解答，為后續防震救災工作開展提供指導和依據。由此，本文主要就地質災害防治研究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進行分析，結合實際情況，提出合理改善措施。

關鍵詞：

地質災害；災害防治；認識論；方法論

經過多年來地質災害防治工作的研究，在防治工程研究上取得了較大的進步，盡管當前理論研究成果較多，分析技術和快速反應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但是在實際管理決策中運用的技術卻存在明顯的缺陷和不足，針對性不強、不準確問題尤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經濟持續增長。出現此種問題的原因在于地質災害防治研究工作未能得到正確的方法論和認識論指導，致使實際工作出現偏差，影響到地質災害防治工作成效。由此看來，加強地質災害防治研究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對于后續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開展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1認識論與方法論概述

1．1認識論

認識論主要是對人類認知本質和發展過程的理論研究，通過對發生、發展和影響全過程的規律摸索，尋求事物本質所在。認識的根本任務在于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逐漸上升，更為深刻的探究事物本質發展規律。就認識論本質來看，可以將其看作是自然觀的具體成效，結合自然科學的發展來不斷創新和完善人類對社會的認知，深入挖掘信息觀、時空觀、運動觀之間的內在聯系，從而更好的適應自然科學的發展，提升人們的思想境界［1］。

1．2方法論

方法論是一種對認識過程的圖示，將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更為形象的展示出來。科學方法論是在科學認識研究相關方法和結構基礎上，進一步解決實際問題，了解到各種理論、結構和發展趨勢之間的關系。自然科學方法中觀察法、數學法和實驗法，哲學方法中則包括了思維與實證、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自然科學方法和哲學方法在邏輯上是存在密切聯系的，均是強調內容和形式、結構與功能之間的和諧統一［2］。在利用科學方法探索客觀事物本質內涵過程中，主要包括對理論和實踐、結構和功能、組合和要素之間的關系探究。系統科學是由于學科特性，方法論中涉及內容較廣，除了部分與整體、簡單與復雜以及原因與結果傳統哲學內涵以外，進一步整合了要素、結構、功能和層次等新式內容，具有更為深遠的哲學意義。對于自然觀的認識論，則主要是強調探究事物本質內涵，了解到事物的矛盾論，主要是指事物運動個性是具有的獨特本質，為自己特殊矛盾規定。自然科學觀方法論并不僅僅局限在理論層面上的研究，更加傾向于實踐活動，通過大量的實踐來積累經驗，獲取更多的知識。科學行為的方法論主要包括分割論和整體論。

2地質災害研究的認識論

2．1地質災害共性

地質災害的共性主要是強調地質災難事件在發生、發展和運動過程中存在相同的屬性，即自然屬性、資源屬性和社會屬性。就地質災害事故來看，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和崩塌等均屬于此列，這些地質災害事故發生后將造成巖土變形和破裂運動，進而帶來嚴重的危害。地質災害共性成因要素主要包括地質體所在區域的水文條件、氣象環境因素以及地層地貌等，其內在本質則是重力作用失衡，呈現出來就是地質體微觀到宏觀的破壞運動，在條件的誘導下漸變逐漸超臨界變化［3］。

2．2地質災害的個性

地質災害個性表現為地質事件的發生、發展和運動過程中呈現出來的特殊性，更多的是反映出地質災害本身的成分和環境作用特性，伴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表現出明顯的不確定性。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在受到不同外部作用力影響下呈現不同的形式。認識個性則是為了更進一步認識這一特性，從而有針對性建立模型進行修復，降低地質災害事故發生幾率。崩塌作為地質災害中較為常見的一種，具有十分突出的運動特征、突然性特點，崩塌事故在發生和發展過程中，可能轉化為滑坡和泥石流更為嚴重的地質災害，帶來更大的損失。滑坡災害的發展過程是水平運動，表現為牽引式、推移式和坐落式等等，進而產生不同程度上的地質危害。地面塌陷是巖體內部結構斷裂發生沉降，地表出現連續性的變形，帶來危害。

3地質災害防治的方法論

3．1方法論的選擇

地質災害防治工作涉及內容較廣，在防治相關研究中應該注重復雜系統非線性科學思維的吸收和培養，更要充分的掌握分割論的核心思想內容。地質災害防治的整體論則是實際工作開展的指導思想，結合實際情況為工作決策提供參考依據和支持，優化工程布局。分割論在地質災害防治研究中應用，主要是用來深入解剖地質災害個性，客觀闡述地質災害的成因，探究地質災害發生規律，將最終得到的計算結果反映到整體論層面上，進而通過全局的對比和分析，實現逼近實在［4］。

3．2基于整體論的方法

地質災害防治工程研究更加傾向于整體集成方面的研究，通過提煉主要問題，對比概念設計。整體論的方法主要包括歸納、類比和演繹。其一，歸納是指深入挖掘事物本質，對比多個事物的發展規律，總結出一般性概念，并結合實際案例產生結論［5］。其二，類比是利用已經被證明的公式去驗證案例，對比研究對象，從而為后續決策作出更正確的判斷，有針對性開展工作。其三，演繹則是從普遍性理論知識角度去探究個別事物本質內涵和規律，得出特殊性結論的一種研究方法。

4結論

綜上所述，地質災害是一種可以了解和認識的問題，在充分認識的前提下選擇合理的防治對策，由于地質災害的個性和共性具有復雜性特點，所以從宏觀角度去衡量是可以將其簡化為線性、可確定問題進行處理，以此為后續防災工作開展提供堅實保障和支持。

參考文獻:

［1］劉傳正．地質災害防治研究的認識論與方法論［J］．工程地質學報，2015，11(5):809～820．

［2］周彬，朱曉強，楊達源等．長江三峽水庫庫岸消落帶地質災害防治研究［J］．中國水土保持，2014，31(11):43～45．

［3］王得楷，馬琦明，陳懷錄等．甘肅城市建設地質災害防治研究［J］．甘肅科學學報，2012，22(3):53～56．

［4］劉廣潤，徐開祥．三峽水庫岸沿岸移民區地質災害防治研究［J］．工程地質學報，2013，11(1):8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