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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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第1篇

【關鍵詞】儒家文化 大學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10-0062-01

一個人智育不過關是次品，體育不過關是廢品，德育不管過則是危險品。大學生擔負著促進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任務，因此，對大學生進行健康、全面的教育是提高大學生素質的重要途徑。全面教育不僅意味著知識的傳授，更重要的是培養大學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儒家文化在中華文化中占據重要位置。高校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如果能將儒家文化融入其中，不僅能夠加深大學生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理解，更能幫助學生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一、當代大學生思想道德意識的缺陷

近年來，我國大學生的思想道德意識逐漸滑坡，暴露出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誠信的缺失。大學生不誠信的行為到處可見：考試作弊、遲到早退、欺騙師友、偽造證書等等現象愈演愈烈，甚至成為了大學生學習、生活和工作中的常態。

二是價值觀出現偏差。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大學生出現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傾向，對缺乏國家意識、民族自豪感和社會責任心，而是熱衷于追逐金錢和名利，價值觀物質化、庸俗化現象嚴重。

三是心理素質薄弱。部分大學生心理素質差，遇到一些坎坷和挫折便容易想不開，甚至輕生。這種對生命的否定感是大學生思想意識中的大蛀蟲。

二、將儒家文化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

將儒家文化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主要體現在：

第一，豐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儒家文化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其十分注重人的道德修養，可以幫助學生重塑道德意識，提高其人文素質。

第二，有教無類的教學方式可以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種新的教學思維。在與學生建立平等關系的基礎上，對學生進行循序漸進、潛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達到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教學效果。

第三，因材施教、溫故知新等教學思維能夠增強大學生思想政教育的實效性。儒家文化重視學生的個體性，強調根據不同學生的不同特點進行針對性教育，擅長啟發學生、引導學生，通過學與思的辯證教學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儒家文化強調在向學生灌輸知識的同時提高學生的思考能力，在學與思的循回往復中實現知識的滲透和精神的領悟。

三、探索儒家文化融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徑

儒家文化強調以人為本，而現代教育理念也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二者不謀而合。大學生思想政教育應該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有的放矢、全面系統地對學生展開教育，才能真正做到繼承傳統、把握現代。

（一）引進儒家經典，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體系。

目前，我國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依然采用傳統的課堂式教學，將中國傳統文化植入思想政治教育課堂是針對學生特點進行的一次課堂完善，能夠在提高課堂吸引力的同時加深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認識，這不僅是課堂和教學方法上的完善，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過程。因此，我們要將儒家經典融入思想政教育內容中，讓學生領悟儒家文化價值，將儒家文化精髓內化在學生的思想意識中。

（二）注重知行合一，促進儒家文化從理論走向實踐。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儒家文化追求知行合一的教學效果，要求學生不僅能領悟某一真理，更要在實際生活中踐行。具體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們可以通過舉辦經典文化講座、知識競賽等方式促進儒家經典文化的傳播，學以致用，將內化于心的文化修養外化到行動中。

（三）營造校園文化，形成濃厚廣泛的儒家文化氛圍。

校園文化對大學生的影響是無形的，要想將儒家文化徹底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須營造出深厚廣泛的儒家校園文化，潤物于無聲，充分發揮文化滲透的作用，利用校園廣播、宣傳標語、社團等方式，使學生每時每地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另外，還可以通過互聯網和新媒體，如微博、微信、博客、論壇等平臺，不遺余力地進行儒家文化傳播，營造出真正濃郁的儒家文化氛圍，讓學生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其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有著共同的價值目標。我們應該充分地吸收儒家文化中的精華，將其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三觀，陶冶學生情操，提高學生素質，促進大學生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周春暉.中國傳統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實現[J].中州大學學報.2014（4）：102-105

[2]周捷.將儒家文化精髓融入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J].黑龍江科技信息.2009（24）

[3]王曄華.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積極作用[J].黑龍江史志.2009（24）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第2篇

在社會發展中，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至關重要。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復雜因素。如何有效弘揚社會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管理中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儒家思想是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旌表制是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威評價機制。在傳統社會，國家通過旌表制彰顯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取得了顯著效果。儒家思想在旌表制的影響與滲透下深入人心，贏得了全社會的廣泛共識。

一、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

中國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對東方文化的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積淀，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念。“仁”與“禮”是儒家核心價值觀念的兩個基本內核。在儒家思想中，“仁”以個人道德品質為依據，“禮”以社會等級差別的合理性為基礎，二者共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觀念。二者互為表里，共同構成儒家思想中“愛有差等”的基本原則，規整了人們的行為和心理，促進了社會有序狀態的形成。“仁”與“禮”猶如兩塊基石，從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鞏固維護著封建統治，促進了社會有序狀態的形成。它們在理想人格、價值取向和社會心理等文化深層結構方面，影響了中國社會2000多年，被奉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金科玉律。“仁”與“禮”的有序結構結束了這一社會核心價值出現之前的無序與困惑，為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適應了封建經濟關系與政治制度的需要。

至漢代，“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獲得了獨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道德論，至此，儒家核心價值體系獲得了完備的理論形態，并獲得了社會的法律認可，得以確立。之后，歷代統治者均大力倡導，以此作為倫理導向與秩序約束，實現了封建社會的延續與發展。“仁”與“禮”的思想構成了“三綱五常”的基本框架。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禮”的基本原則和具體體現。“綱”原指網上的總繩。《尚書?盤庚篇》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意即，只要提起總繩，就可以迅速并且有條不紊地帶動起全網來，引申為主導、支配、核心、宗旨、目的等意。君臣、父子、夫婦是所有社會關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種關系，只要解決好這三種關系，就可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1]，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所謂“五常”，原指處于特定關系和地位中的某些人所應當遵從的特殊道德規范。《尚書?泰誓》云：“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孔穎達曰：“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2]后指仁、義、禮、智、信五個德目。“仁”是“五常”之首。

如果把“三綱五常”比喻為一張網，“仁”就好比一條橫向的網線，從主體內在修養與家庭倫理的層面提供價值準則；“禮”就好比一條縱向的網線，從社會外在約束與宗法秩序的層面提供行為規范。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張網上的一個網格，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確切的位置，每一個人的言行都有具體的約束和規定。這樣，作為儒家核心價值體系的 “三綱五常”就以“仁”與“禮”為基本內核，從家庭倫理與宗法秩序兩個層面為封建社會提供了一套嚴整的行為價值準則，將不同社會角色的人規整到自己的位分之上，使整個社會處于有序的狀態之中。“三綱五常”是中國封建社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和價值準則。它將政治強制和道德自覺相統一，把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行為納入各自軌道，使社會行為帶有模式性。這種模式性的出現，正是思想統一、文化統一的必然要求和具體表現。“三綱五常”的出現不但從理論上總結了先秦直到漢代多種流派發展的結果，而且在社會實踐上適應了中國古代宗法等級制度的需要，對統一思想，統一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從而促進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儒家思想對秦、漢以降兩千年的中國文化具有定型作用，并對中國封建社會價值體系產生廣泛而又深遠影響的。春秋時代，社會急劇動蕩，思想界百家爭鳴，大倡己說，各訴其所是，非其所非，沒有統一的價值觀念，正所謂“禮崩樂壞”，社會秩序十分混亂。正是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孔子提出了“仁”與“禮”的思想，用以匡正社會規范和道德倫常。儒家的“禮”促進了人的社會化過程，并在客觀上起到了增強社會穩定和持久發展的作用。在尊賢有等，親親有術的等級秩序中，每個人都有一個特定的位置。個人在宗法血緣上，在家與國同構的網絡中，都受到具體的約束和規定。儒家的“仁”又為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維護民族的統一和團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儒家的綱常倫理、仁愛思想為在失序的社會中無所適從的人們提供了一套嚴整的行為價值準則。儒家“仁”與“禮”思想既是封建階級的官方意識形態，又是現實生活實踐中人們進行價值選擇和評價依據的依據，為中國古代社會歷代統治階級所倡導。中國傳統社會在“仁”與“禮”的導向下，產生了超常的穩定結構，社會處于長期穩定和團結的局面。

二、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威評價機制

旌表是以皇帝名義授予獎勵的國家表彰制度。通過為民眾樹立榜樣，表彰儒家所倡導的忠、孝、節、義等道德行為，彰顯儒家核心價值體系。旌表活動一方面使旌表者美名遠揚、榮宗耀祖；另一方面使儒家核心價值觀念在民眾中扎根。“三綱五常”成為主流評價標準[1]。

“旌”的原意是一種旗幟。《周禮?春官?司常》載：“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通帛為，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龜蛇為，全羽為，析羽為旌。”[2]“表”原指裘的有毛的一面，引申為儀范、表率之義。“表”與“標”音同義通，意指立木來標志、彰顯、告示某事物。《管子?君臣上》謂：“猶揭表而令之止也。”唐代尹知章注曰：“表謂立木為標，有所告示也。”后來“旌”和“表”通用均為表彰、表揚之意。如《左傳嘻公二十四年》：“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連用意即樹立匾額、碑石、牌坊等標志以示表彰。

旌表制度萌芽于先秦。《尚書?畢命》中記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3]“宅里”即居處，“淑慝”即善惡。“旌別淑慝”、“彰善癉惡”即對善惡作出區分，表彰善、懲治惡。春秋時期，齊桓公曾令各州：“表稱貸之家，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4]齊國對慷慨捐獻、樂善好施、佐國家之急的“義民”用白泥粉刷門墻、增高里門的方式予以表彰。先秦時旌表的對象除佐國家之急的“義民”之外，還包括殷遺民中的善者以及作為前朝賢達的商容等，旌表主旨尚不十分確定。后世則明確將忠、孝、節、義之人作為國家旌表的對象。秦漢時朝廷多次表彰對國家對人民有杰出貢獻或者品節高尚之人。

漢代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國古代產生最早、影響最深的一個家族道德觀念和倫理范疇[5]，是儒家的核心觀念。孔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也就是說，能遵守孝道的人大多具有向善的基礎，很少有為惡作亂的。對于“孝”的重要性，《孝經》有言：“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孝經?廣要道》）在儒家看來，孝乃“百行之冠，眾善之行”，是道德的根源。漢代實行察舉制，通過舉孝廉選拔的人才最多。《文獻通考》記載：“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為至重，而得人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及。”（馬端臨：《文獻通考?選舉》）通過孝廉選舉出來的人才不再經過考試而直接被任用。漢代皇帝如漢昭帝、漢宣帝、漢元帝、漢順學習過《孝經》。在皇帝的率先垂范下，最能集中體現孝道理論的儒家典籍受到了高度的重視。漢代重視學校教育對推行孝道的教化作用。無論官學、私學，入學弟子除《五經》之外，均需學習《孝經》。呂思勉說：“古代學校本講教化，非重學業，漢人猶有此見解。故武帝興學之詔以崇鄉里之化為言，而公孫弘等之議，亦云建首善自京師始也。”[6]漢代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是道德教化。通過學校教育，“孝”在社會得到了廣泛普及，儒家以孝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得以廣泛傳播。自漢以降，孝成為重要倫理精神支柱，在治國安邦中發揮重要作用，成為旌表的主要德行之一。

魏晉南北朝沿襲漢代以孝治國的做法，并開始以載入史冊的方式旌表孝行。正史中的“孝義傳”、“孝友傳”、“孝感傳”和“孝行傳”等表彰孝行的類傳都是對篤行孝道之人進行旌表。魏晉南北朝時期還規定在立太子時要旌表孝子節婦，表其衡閭，赍以束帛[1]。至隋唐，旌表制度逐漸成為定例。隋朝已見旌表詳案，如：“田德愚，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上聞而嘉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并賜帛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后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為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2]可見，隋朝旌表已采用更易地名、賜物、旌門、授官等多種形式。

唐朝在《冊府元龜》旌表部中對旌表的教化功能與目的詳加闡述：“王者甄明高義顯異至行，所以激揚風化敦率人倫也。蓋天下至大士民至眾不可家喻而戶曉故顯其忠，所以勵事君也褒其孝；所以勸事親也尊賢者；所以善也表烈士；所以義也。或授之爵秩，或祿其子孫，或旌其門閭，或賜以帛以至其征賦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獎一而勸百，故能述宣王度丕薄俗民德厚有恥且格……”（《冊府元龜》卷一三七）旌表制以儒家道德規范“忠”、“孝”、“賢”、“義”作為評價標準。為使儒家核心價值體系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民眾明善而效仿，朝廷對被旌表者授以爵祿、賜以帛、旌其門閭以“激揚風化”、“敦率人倫”。與此同時，民眾通過這些醒目的、顯見的、外在的物化標志，能夠更好地了解官方倡導的核心價值體系，以致競相效仿，蔚然成風。

自秦漢以降，旌表制度成為朝廷對臣僚百姓的一種最高榮譽和獎賞，不僅從對象、程序上進行了規定，而且規定了多種旌表方式，并逐漸成為定例，沿襲傳承。旌表對象是符合儒家禮教的模范人物。《后漢書?百官志五》明確指出： “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魏書?世宗宣武帝紀》也規定：“孝子、順孫、廉夫、節婦旌表門閭。”《元史?百官志八》亦謂：“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高年曹德。”可見，歷代王朝均對義夫、節婦、孝子、賢人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贊賞。忠君、孝悌、貞節、賢義成為朝廷確定的旌表對象。旌表方式靈活多樣：“或授之爵秩，或祿其子孫，或旌其門閭，或賜以谷帛以至復其征賦，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冊府元龜》卷一三七）朝廷和官府通過樹立物化標志、給予經濟獎勵、提高政治地位等多種手段對“忠”、“孝”、“節”、“義”等道德行為加以旌表。

樹立物化標志主要有表閭、立闕、立碑、立牌坊、立祠建廟等形式。表閭、立闕即由朝廷官府或賜匾額懸于門上、或于門前建立高大門觀以崇聲勢，亦稱旌門、旌閭。立碑即將碑立于村頭街坊、孝子廬墓之所。一人賢德，里閭增輝。立牌坊、立祠建廟即建牌坊、建置祀廟于其里巷，如各種功德牌坊、孝義牌坊、貞節牌坊、科舉牌坊、關帝廟、岳飛廟等。牌坊匾額上題有“樂善好施”、“義方世訓”、“力孝遺芳”、“嘉德懿行”等字樣，并記載著主人的姓名、功勛、事跡。這些醒目的物化標志一方面是表彰個人忠、孝、節、義的道德行為，同時也為更多的人樹立道德楷模、行為典范。給予經濟獎勵主要有賜給實物和減免課役兩種形式，以米、絹、金銀等實物作為獎賞，或減免稅賦課役以示旌表，給予旌表者以經濟補償。提高政治地位主要有賜爵和授官等形式。賜爵即給予名譽爵位，授官即給予官職，以示表彰。唐宋時期因“孝悌”而得旌表者具有任官資格。雖然由此謀得官職并不占入仕主流，但也并非罕見。這在封建社會無疑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除此之外，還有更易地名、賜予名號、榮蔭子孫、載入史冊等多種形式。更易地名即改所居鄉里的名稱，賜予名號即賜予如“孝義”、“貞德”等名號以示表彰。載入史冊即將旌表者事跡列入史書記載。二十五史中的《孝子傳》、《烈女傳》、《忠義傳》等記載的都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典范。在封建社會，科舉取士造就了數量龐大的讀書人，許多人并不能幸運地踏上仕途，“英倫沉下僚”的現象在所難免。儒者理想有三立，曰“立德”、“立功”、“立言”，亦稱“三不朽”，是儒者的畢生追求。為鼓勵這些歸于民間的讀書人“立德”，朝廷官府通過榮蔭子孫、載入史冊等手段，為難以“立功”的讀書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使他們在基層民間發揮敦化民俗的表率作用。

由于旌表是直接由皇帝或朝廷頒發的最高榮譽，且一般情況下終生享用，這在崇尚禮儀的時代是莫大的榮耀，因此受旌表者不僅本人深受鄉里仰慕，子孫后代亦深得裨益。在榜樣的示范下，人們紛紛為光耀門庭而身體力行。通過旌表制上下互動的方式，國家權威評價活動引導著民眾評價活動。儒家核心價值體系不僅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而且內化為民眾的價值信念并轉化為實際行動。

宋代旌表已有一定程序，包括受旌表人的事跡、條件、薦舉人的權限、上報公文的格式、審批的程序，以及審查和檢測制度等。明代制定了嚴格的審查和檢測制度，防止出現腐敗和不作為現象，保證旌表制度落到實處。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下詔榜示天下：“本鄉本里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但有一善可稱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實跡，一聞朝廷，一申有司，轉聞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惡，每遇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來，里老人等亦要報知，以憑覆實入奏。”[1]里老上報的請旌名單需經各級政府主管部門嚴厲把關，層層核實，同時還需鄉鄰擔保。如經監察部門審核發現問題，須承擔連帶責任，朝廷將予以嚴厲打擊。

清代旌表制度更為完善。建立一個貞節牌坊需層層核實、審批、上報。表彰須經過州縣題請、冊結、駁查、題達、（都撫學政）具題或匯題、發建坊銀兩等步驟，手續繁雜。可見清代旌表程序管理更為嚴格。清人尹會一說：“節孝為風化攸關，表揚實朝廷大典。”（尹會一：《撫豫條教》）不可忽略輕慢。旌表制度的不斷完善保證了旌表手段的落實和旌表目的的實現。通過對禮樂教化的不斷強化與引導，國家的權威滲透到基層的民間，儒家核心價值體系成為社會規范。

三、結語

旌表制度的發展史直觀地反映出中國傳統社會國家權威評價活動的引導方向及評價標準的最終確定。旌表的目的在于為民眾樹立道德楷模，教育民眾忠君、孝悌、貞節、仁義。通過物質獎勵與精神表彰等多種形式，使民眾在對榮譽的追求中認同并遵循儒家禮教，儒家核心價值體系得以內化并轉化為實際行動。歷代王朝均十分重視發揮旌表的教化功能和導向作用，通過旌表忠臣、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以及累世同居等儒家所倡導的道德行為，樹立標識、引導民眾，從而實現儒家核心價值體系的滲透與認同。在旌表活動中，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凝聚力，有效地發揮了權威評價的強制作用與導向功能。成為社會發展的有效激勵機制。對此，伏爾泰在其《風俗論》中這樣說：“在別的國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國，其作用更大，用以褒獎善行。若是出現一樁罕見的高尚行為，那便會有口皆碑，傳及全省。官員必須奏報皇帝，皇帝便給應受褒獎者立牌掛匾。”[2]在人們內心深處，“三綱五常”實際上已具有法律的約束力，甚至比法律更有威力、更深入人心。這正符合儒家“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國理念，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禮法融合的趨勢。

旌表制符合民眾心理，促進了儒家核心價值體系的普及與認同。人們從匾額、碑、祠、牌坊中獲得具體的教諭。這些物化標志傳遞著忠、孝、節、義的價值信息，成為“一種凝固的社會記憶”[3]，是儒家核心價值體系傳承的重要載體。賜物、賜名號、授爵、拜官等旌表形式又以功利引誘民眾爭相效仿實踐。自周至清，無論朝代如何更替，但是民眾對旌表的追求始終不變。儒家核心價值體系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得以傳承而綿延不絕。

儒家思想的產生是以封建經濟為基礎的。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儒家思想賴以產生的經濟基礎已不復存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西方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念對我國民族文化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中華民族經過長期歷史實踐所形成的獨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在全球化過程中一度遭到排擠和消解。強調秩序和整體觀念的儒家思想及其評價機制一度遭到批判，西方價值觀念中的個人主義、民主、自由觀念及其管理制度被奉若神明，大肆吹捧。然而，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所揭示和反映的，正是一個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世界和價值追求。核心價值體系只有依托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才能為新秩序的建立，為未來社會的發展提供動力。面對變化了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現實，儒家思想如何為現實社會、為未來社會服務是當代儒家核心價值體系發展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在面臨傳統與現代的矛盾與沖突中，我們應該積極探索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新途徑。一方面繼承、發掘傳統價值在現代社會的積極內涵；另一方面，開放吸收現代文明的成果，使儒家思想跳出傳統文化的囿苑，彰顯其現代價值，使儒家思想在新的歷史轉型時期、在新的制度框架內，發揮著獨特的適應力、內聚力與活力。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第3篇

關鍵詞：儒家思想；基督教；仁者愛人；愛人如己

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對兩千年前的儒家文化再次進行大力的宣傳；而西方社會對基督教的遵從卻是兩千年來一以貫之。是何原因兩種文化能夠在各自的土地上經久不衰，是何原因代表兩種文化的經典典籍能夠被人們反復研讀。我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們都對人性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儒家思想中一個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仁”，在《論語?述而》中提出“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表達了“仁”對于人的重要性，同時強調“仁者愛人”的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國近兩千年的封建統治之中，一直在思想界處于統治地位。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之下，上至統治者、士大夫階層，下至平民百姓，都奉行著基本的道德原則，使得中華文明一直流傳至今。

在地球的另一端，隨著古羅馬帝國的強大，另一種思想也被提升到了統治地位，霎時間《圣經》成了最普及的讀物。在這之后的兩千年的時間里，基督教的思想一直影響著整個西方社會，尤其是在《圣經?新約》使得這一思想更加具有普世精神。它教導人們，“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要求他們要愛神，同時也要愛人如己。使得他們在信奉宗教的同時，約束著自己的行為，凈化自己的靈魂。

在兩種文化或兩種經典（《論語》與《圣經》）之中，都提到了同一個問題，那就是“愛”。而這一思想在各自的領地上，對民眾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也使得社會處于一種圓融的狀態。從其自身的經久不衰，我們可以看出兩種文化具有其一定的科學性。而在這一共同的思想“愛”之中，兩者存在著共同點，同時也有著各自的差異。接下來我將對此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一、“仁者愛人”與“愛人如己”的共同點――秩序性

在兩種文化之中，都強調對人之愛，但在這種愛之前，它們都對人提出了各種要求，而這種要求簡而言之，就是秩序性。不管是中國的儒家思想，還是西方的基督教，其實當中都有著對秩序的尊崇。

1.儒家的孝悌

儒家思想中除了“仁者愛人”之前，它最先強調的是對自己家中父母、兄長的愛，對父母的愛叫做“孝”，對兄長的愛則叫做“悌”。《論語?學而》中，“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意思就是說，孝順父母，敬愛兄長，是仁德的基礎。可見仁者在對普通人的愛之前是對自己家中人的愛。同樣是《論語?學而》中，“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可見對父母兄長的愛是博愛眾人的一種基礎。為何儒家思想的“仁者愛人”要如此強調一個人對自己父母和兄長的愛呢？為何要把它當作博愛眾人的一種基礎呢？因為在孔子或者說在儒家的思想之中，一直有著一種“維護周禮”的思想，即保持一種秩序性。而這樣一種秩序性，如何能夠普及到每一個人的心中呢？所謂國家，便是說國是由家組成。那么既然想讓一個國家的民眾遵守同一個秩序，那么這種秩序自然要從每一個小家做起。《論語?為政》中有云：“《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可見在家中遵循一種對父母孝順，對兄弟友愛，便會影響到整個國家的政治。同時在《論語?顏淵》有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將君臣之禮同父子之禮比擬。可見儒家思想對這種秩序性思想的宣揚。儒家思想中建議統治者施行仁政，而確保這一仁政得以有效施行的基礎便是每一家對自己父母、兄長的愛，即“孝悌”。一個仁德的人，應該在家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出則尊敬國君、效命于國君。如此之人再博愛眾人，一國則當發達，便最終實現天下一統的愿望。

2.基督教的誡命

在西方的基督教之中，對人的約束也是十分嚴格的。基督教要求信徒對耶和華的絕對服從。我們在閱讀《圣經?舊約》時不難發現這一特點。耶和華總是賜福于那些對他絕對服從的人，從亞當到摩西，那些虔誠的信徒一直得到耶和華的保佑。耶和華賜他們以土地、牛羊、食物、子嗣，將一切好的事物賜予他們。而與此相反，那些違抗耶和華的人則受到懲罰，將被“剪除”。無疑《圣經?舊約》中的耶和華是嚴苛的，這一以色列的神在賜福于他們的同時，也要求他們守他的誡命。在眾多誡命之中，與儒家思想想切合的就是孝敬父母。這一點在《舊約?出埃及記》中，是當作十誡所提出，足見基督教對家庭宗族秩序的看重。儒家思想對家庭禮節的看重是為了使一國之民都可以守禮節。而基督教對家庭宗族秩序的看重又是為了什么呢？在孝敬父母的誡命之后有這樣一句話“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的地上，得以長久。”就這樣，無形之中將父母同耶和華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以色列民族是一個弱小的民族，在他所生活居住的地區經常有比他強大的民族來對他進行侵襲。而耶和華則是這一民族的守護神，正是有耶和華的保佑，以色列民族才得以一直的存在。而讓信徒們孝敬父母，即孝敬耶和華，是為了讓這一民族之中的人可以有一個統一的信仰，統一的思想，增強其民族自身的凝聚力，從而保持這一民族不至于被其他民族消滅于同化。

二、“仁者愛人”與“愛人如己”的不同點――明晰性

1.“仁者愛人”的背景與意義

在儒家思想誕生的時期，中國正處于諸侯混戰的時代，這也此前華夏和諧統一的傳統社會不同，每個有權勢的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將社會變回到從前的狀況，卻不得要領。此時的儒家思想就對此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們的主張便是“仁者愛人”，孔子拿舜禹二帝做比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意思就是舜禹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整年為百姓操勞，從來不考慮自己。所以說儒家思想最初，就是以統治者如何更好的治理國家為出發點來提出自己思想的。而百姓是一個國家的基礎，一個統治者想治理好國家，就應當善待百姓。而什么樣的人適合做統治者呢，就是那些仁德的人。正如《論語?衛靈公》所說“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作為一個仁德的人，你要愛護你的百姓，你要在方方面面做出表率，正如《論語?泰伯》中所說：“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作為一國之君，你的德行好了，那你的民眾的德行自然也就好了；你的民眾德行好了，你的國家整體的德行也就好了。從而可以達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使得其他國家臣服于你。所以說儒家思想中，所說“仁者愛人”其最主要的接受對象是統治者。因此“愛人”是愛的國民，不管國民的性格如何，你都應該去愛護；從而達到一種上行下效的結果。

2.“愛人如己”的背景與意義

《圣經?新約》的時代背景則不同，當時的以色列民族是在古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民眾對耶和華的信仰也接近崩潰的邊緣，民眾生活在絕望之中，想要恢復自己原先的統治又不可能，聽命于羅馬人又諸多不悅。此時耶和華之子耶穌的降臨就顯得意義重大，他重新帶給人們誡命， 要求他們繼續愛他們的神耶和華，同時還要愛人如己。《圣經》本身就不像儒家思想那樣，是要培養什么統治者，它本身的目的就是要養成一種民族性格。《舊約》中養成民眾那種對耶和華的絕對虔誠，曾經使這個民族輝煌過。可是到了古羅馬帝國統治的時期，《新約》更多要求民眾的是消除他們心中的那種怨恨，使他們能夠更好的生活下去。在《馬太福音》6：14―15中說：“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也就是說饒人等于饒己。基督教與儒家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種宗教，后者則是一種哲學思想。所以信奉基督教的人，他總是對死后的世界有一個期許。儒家思想則斷絕了人們這種念頭，所謂“未知生，焉知死？”生的道理都還沒弄懂，怎么能去考慮死后的事呢。所以對于基督徒來講，如何在活得時候行善事，死后進天堂，才是最重要的。而耶穌的話無疑給他們指明了道路。“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這誡命就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所以說基督教的“愛人如己”是對每一個信徒說的，讓他們按此誡命去做，是讓他們成為全人，從而死后進入天堂。我們拋卻宗教的真實與否不講。單從這條誡命的現實意義來講，它教導人與人相處要互相包容，互相愛戴。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和睦了，整個生活也就幸福了。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仁者愛人”與“愛人如己”都強調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的家庭宗族的秩序。以此為基礎，培養民眾的泛愛價值觀，同時也為各自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但兩種思想的出發點和理想的接受對象存在著差異，從而使得兩種思想在對待“人”的范圍的問題上存在著差異。通過對這一現象的分析，我想我們更了解兩種文化的精髓。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6

[2]圣經.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07

[3]李春華.基督教“博愛”與儒家“仁愛”之共同現實價值.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009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第4篇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所以人們在表達情感時都是較為含蓄和內斂的，并且善于通過借景、借物等方式來抒感，激勵自我。這種語言的含蓄內斂與藝術作品所表達的言外之意聯系在一起容易使觀賞者產生更多的聯想和情感交流。正如司空圖《詩品》所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己，若不堪憂。中國傳統建筑木雕就是這一載體，它將各種不同題材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動物、植物等內容呈現在有限的圖幅里，以此借物言志，借景抒情，意在畫外，情在景中，許多不可言傳的情感和愿望都通過這種形式來表達。木雕作為傳統建筑中的小木作，不僅具有功能性更有觀賞性，尤其是它所蘊含的傳統文化思想更具有教化功能，它蟄伏了儒家思想的影子，并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從各個不同角度表現儒家文化的基本內容。“忠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倫理范疇，又是政治范疇。中國封建社會臣對君的責任與義務就是忠義。作為臣子，必須竭盡全力去維護君王的權益，并以此作為人生追求。中國傳統建筑木雕裝飾中有許多表現忠義類的題材，如《趙子龍救孤》《三國英烈》《桃園三結義》《蘇武牧羊》《楊家將》《關公千里送嫂》等。這些反映臣子如何守節，盡忠講義的千古流傳故事都十分清晰地體現了儒家思想中崇人倫助教化的道德原則。

二、木雕中所蘊含的孝道思想

中國文字有六書之說，一是指事；二是象形；三是形聲；四是會意；五是轉注；六是假借。其中指事與象形是造字的基礎，也是很生活化的形容詞與名詞，形聲與會意是文字的架構，轉注與假借是文意的擴充。如我們常說的前后左右等就是由“指事”而造成；山河日月、豬狗牛羊是“象形”造成。而“形聲”與“會意”則是為了表達多種事物與不同的抽象觀念。“孝”就是個會意字，其意是年幼者攙扶著長者，可見孝道是自古有之，任何時代都視其為根本，它不僅是道德倫理條規，更是人性的根本。孝道也是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歷代君王都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孝道視為立身教民之本，建國安邦之基。中國傳統建筑木雕裝飾中反映孝道的題材也很多，如《扼虎救父》《懷橘遺親》《鹿乳奉親》《乳姑不怠》《嚙指心痛》《刻木事親》《單衣順母》《親嘗湯藥》《哭竹生筍》《扇枕溫衾》《孝感動天》《恣蚊飽血》《為親負米》等，這些戲曲故事都是反映父慈子孝等內容，不論這些故事是否屬實，我們仍然可以從中體會出它的言外之意，人們對于孝道的態度，不只是掛在口頭，更是深入到內心，成為一種道德標準。在中國封建社會，孝悌觀念也是統治階級善用的方式，為了更好的進行管理，他們推出“舉孝廉”的制度，由此發生了很多愚孝的故事，如“割股饋羹，以愈父病”等。上述這些有關孝道的故事是精華與糟粕并存的，能去其糟粕而取其精華，有選擇的借鑒和吸收傳統文化中寶貴的部分對于現實具有深遠的意義。

三、木雕中蘊含的忍讓精神

“忍”是一種態度,是一種涵養與修為，它是克己愛人，是忠恕、是體諒、是舍己，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所具有的傳統美德。《國語•周語下》說：“愛人能仁”，仁愛是以寬容，忍讓之心去對待別人，是要人與人之間互相謙讓。《論語•里仁》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忍讓不僅體現在親人間，它也體現在朋友，同事、乃至整個社會關系。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提倡中庸之道的處世方式，而這一方式的具體體現就是忍讓、寬容、仁愛等思想，它起到的教化作用是為了讓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社會和諧、穩定有序，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所希望的景象。

四、木雕中所蘊涵的讀書及第觀念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儒家思想“仁”“和”“義”“信”企業管理

一、儒家思想內容的精髓

（一）“仁”

“仁”是儒家思想德治的核心和最高范疇。“仁”即“仁者愛人”。“仁者愛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義所在，是儒家思想道德的基礎，概括了做人的全部規范。“仁”是愛之源，本質就是“愛人”，樊遲問“仁”，子日“愛人”。在《論語》中，“仁”字出現的次數最多，也能體現“仁”字為《論語》之精髓，《孟子》中提到百余次。“仁”實際上就是如何對待他人，如何處理人與人的關系。“愛人”中既包含對人的尊敬、謙恭和親熱之情，也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的管理理念體現在管理原則上，即追求“修己以安人”的“內圣外王之道”。要求管理者既要“修己”或“內圣”，按“仁學”體系的要求進行自我修養，又要用“仁”的原則去“安人”或“外王”。

（二）“和”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是人的相處，而“和”則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和”指的是人際關系和諧，是儒家“仁”思想的延伸。“仁者愛人”，要求人與人之間彼此相愛，“無爭”，“無訟”。“和”被視之為政、為人的基本原則之一，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禮之用，和為貴。”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在群體中，每個人如果都能做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則能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和”是管理活動的最佳境界。在管理中做到治人者與治于人者的關系和諧，最高管理者與各級管理者的關系和諧。

（三）“義”

“義”是最為重要的“義利”經濟觀。儒家非常強調義，有“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又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孔子承認求利之心人人皆有，但要“見利思義”，反對違義求利。“義”是指社會公利及個人合乎道德的行為標準，“利”是個人私利或局部利益，因而義與利的關系就是公與私的關系。對于“義”和“利”孔子有兩層意思：一是二者是相通的，互相包含，“智者利仁”。從這個層面上講，孔子并不反對個人獲得正當的利益，而是反對個人見利忘義，先利后義這種行為。二是一個人面臨義和利的矛盾沖突時，應“見利思義”“義然后取”，把公利放在第一位，把私利放在第二位。

（四）“信”

“信”是“誠實不欺”，誠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人而無信，不可知其可也”，即人在人際交往中守信用則別人愿為你服務、為你辦事。《論語》的各篇中指出，言可以直接反映出一個人的德，“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亂德”。因此，“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仁者，其言也”。儒家思想向來講求誠與信，這種誠信不僅應在言行中體現，更融入在人的血脈中，將誠與信融為一體，融于生命。在儒家思想中，誠信之道不僅是“立人之本”，更是“立政之本”“成事之本”。“儒商”，就是“仁”“義”“禮”“智”“信”的集合。

二、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一）“仁”——人本管理思想——以人為本

企業的核心和主體就是人，在管理中體現人本管理，形成人本管理理念，對企業提高勞動生產力、調動企業員工積極性和凝聚企業文化等具有重要的意義。儒家思想的精華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影響深遠。1.“以民為貴”，企業樹立以人為本的信念。儒家認為“人為萬物之靈”，強調尊重人性，仁愛之心，挖掘人的智能潛力。只有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應用“民為貴”，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才能夠充分發揮企業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2.“重視人才”，樹立以人為本的人才觀。企業管理主要是對企業人、財、物的管理。企業的財和物都是由人支配的，從長久看來，最應關注的就是人才，人才創造企業的利潤、財富，人才創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3.“為政在人”，主要是建立德才兼備的管理層。《禮記•中庸》篇載“為政在人”。這里的“人”指的是“賢人”，是企業的管理者。將“為政在人”的思想運用于現代企業管理中，著重強調領導層的德才兼備，強調領導應為“賢人”。在“賢人”的領導下，創建以人為本的企業信念。可見，建立“賢人”的領導層對建立現代企業文化起到關鍵作用。

（二）“和”——企業團隊管理——以和為貴

“以和為貴”在現代企業團隊管理中發揮著積極的指導作用。儒家強調“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協調人際關系，并指導企業的建設是一種“和”的理念，必將培養一支充滿凝聚力的高效團隊。在團隊管理中提倡“人文關懷”，強調企業凝聚力。孟子更是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思想提倡的人文關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觀念，體現了人與人的和諧，強調了人際關系中的愛和信任，促進企業內部組織和諧，使團隊產生凝聚力，有利于提高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在團隊精神培養中注重精誠合作，團隊協作的培養，這種精神對企業的業績、甚至是興衰具有巨大作用。在企業管理中，主要培養“和為貴”的企業文化，利用文化熏陶企業員工，培養員工的團體協作“和”精神，鼓勵員工全身心投入工作，確立員工的主人翁地位，將企業員工融為一體。同時，在團隊培養中應注重“內求團結，外求發展”的戰略，在企業內部主要注重企業團隊培養，外部主要強調怎樣去發展，這是企業經營的根本，和諧應該是全方位的。

（三）“義”——企業價值觀——以義取利

儒家思想主張“君子之財、取之有道”。將儒家文化中的“義利觀”融入現代企業的價值觀念中，企業要樹立“以義取利”的現代管理價值觀，強調義利并重，互惠互利。“義”和“利”不僅相互融合，而且還能良性的互動。即“義”和“利”是相互促進的，“利”能促進“義”的產生，“義”也能產生更多的“利”。在某種程度上企業要善于“利他”，在“利他”中講求“義”。只有以義取利，企業才能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贏得同行和社會各界的認同和贊譽，提高企業的品牌。

（四）“信”——企業信譽管理——以信立業

誠實守信是企業的生命，有句古話：“人無信則不立，商無信也不立。”現代企業就是一種契約經濟、信用經濟，現代企業只有樹立“契約意識、誠信意識”才能夠維護企業形象，形成誠信品牌。重約守信、誠信為本是現代企業在競爭中必須具備的基本職業道德，同時要求企業確立道德理念，維護“至誠守信”的企業信譽。儒家的“信”包含兩個層次：一是強調管理單位內部各成員之間應該互相信任；二是強調管理單位內部各成員自身必須誠實。儒家思想倡導“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義利統一”的思想，對處于市場經濟中的現代企業，在其管理運營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儒家思想指導現代企業管理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