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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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范文第1篇

關鍵詞：社會安全感；農村居民；寧波市；調查；分析

“安全感”的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來的，是心理學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安全感，是指人們對自身安全狀況及周圍自然、社會安全形勢的主觀感受和評價。社會安全感，則是指公眾在一段時間內，對其居住、生活的區域或整個國家的公共服務體系、社會發展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的相對穩定的感受和預期。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毋庸置疑也會影響人們心態的變化。隨著寧波市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高。與此同時，社會安全感問題逐漸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但學術界對社會安全感的研究大多是針對城市居民，而對農村居民社會安全感的研究可謂“人跡罕至”。該課題致力于研究寧波市轄屬農村居民的社會安全感現狀及其影響因素，有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進一步增強人們的幸福感和社會凝聚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數據來源

論文進行分析的數據，來源于對寧波市轄屬農村居民進行的實地問卷調查，被調查的地區有北侖區春曉鎮的民豐村和鳳山村、鎮海區澥浦鎮的澥浦村和廟戴村、鄞州區古林鎮的藕池村和吳家村、象山縣西周鎮的上謝村和下沈村。共計發放120份問卷，回收120份，其中有效問卷108份，問卷有效率為90％。在接受調查的108位村民中，男性有50位，占總人數的46．3％；女性有58位，占總人數的53．7％。從受教育程度來看，小學學歷及以下的有27人，占總人數的25％；初中學歷的有52人，占總人數的48．2％；高中學歷的有20人，占總人數的18．5％；大專學歷及以上的有9人，占總人數的8．3％。從年齡構成來看，18歲及以下的有10人，占9．3％；19～30歲的有21人，占19．4％；31～45歲的有35人，占32．5％；46～60歲的有23人，占21．3％；60歲以上的有20人，占18．5％。從職業構成來看，學生占8．3％；農民占17．5％；工人占45．8％；機關、事業單位從業人員占4．2％；自由職業者占14．2％；失業、無業人員占10％。從月收入來看，月收入小于等于1000元的村民占10％；月收入在1001～3000元的占61．7％；月收入在3001～6000元的占19．2％；月收入大于6000元的占9．1％。

2寧波市轄屬農村居民的社會安全感現狀

2．1村民安全感水平總體居高

為了更加明確地了解寧波市農村居民的社會安全感現狀及其變化情況，該研究在問卷中設定了“您感覺自己的生活安全嗎？”和“與過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變化？”兩個問題，針對第一個問題設置了“非常安全”、“安全”、“不安全”、“很不安全”4個選項，并按照社會統計學中系數制的計分方法，把“很不安全”記做1分；把“不安全”記做2分；把“安全”記做3分；把“非常安全”記做4分。據統計調查結果顯示，87．5％的村民認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或非常安全的，其中65．8％的村民認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的，21．7％的村民認為自己的生活非常安全，安全感數值的平均值為3．06，總體來說寧波市農村居民的社會安全感水平較高。

2．2村民安全感相比過去有所下降

經統計分析，關于“與過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變化？”這一問題的結果是：被調查者中，認為自己的安全感“提高了”的有27人，占25％；認為自己的安全感“下降了”的有55人，占50．9％；認為自己的安全感“沒變化”的有26人，占24．1％。由此可見，與過去相比，寧波市大部分農村居民的社會安全感下降了。

3影響寧波市轄屬農村居民社會安全感的因素分析

在對調查問卷進行統計分析后得出，影響寧波市農村居民社會安全感的影響因素主要有4個，分別是子女教育問題、社會治安問題、住房問題和食品安全問題。

3．1子女教育問題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們越來越重視教育。在回答“當前您認為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可多選）”時，“子女教育問題”的入選率是91．2％。通過訪談，村民普遍認為子女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教育資源共享不到位，包括硬件設備和師資隊伍建設，其中師資力量是最主要的因素。此外，學生學業負擔過重和學前教育難也是村民擔心的主要問題。

3．2社會治安問題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人口流動越來越頻繁，許多人口流向東南沿海的發達城市。近年來，隨著寧波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寧波市的外來人員越來越多且成分復雜，這給寧波市的社會治安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挑戰。許多村民表示，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為了節省房租和日常生活開支，都選擇居住在離市區偏遠的鄉村地帶，這給他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

3．3居民住房問題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家是非常重要的，而房子作為家的物質載體，承載了絕大多數人對于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定義。近些年，由于許多人熱衷于炒房，導致房價不斷上漲、大多數人買不起房，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村民的社會安全感。多數村民表示，有房是子女結婚的硬性條件之一，因此，他們的前半生都在為子女的婚房奮斗。

3．4食品安全與環境問題

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不斷涌現，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對人們的社會安全感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經統計，村民在回答“您認為影響農村居民社會安全感的最主要社會問題是？”一題時，選擇“食品安全”的有26人，占24．1％；選擇“環境質量”的有31人，占28．7％；選擇“青少年犯罪”的有16人，占14．8％。

4提升寧波市轄屬農村居民社會安全感的路徑選擇

4．1優化教育資源配套，改善居民子女教育環境

首先，要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努力實現城鄉、區域教育資源共享，大力扶持鄉村教育的發展，使鄉村教育跟上時展的步伐；其次，要優化師資隊伍，培養高素質的教師，尤其要注重教師責任感的培養，提高鄉村教師的薪資待遇和地位，建立相應的激勵和獎懲機制，促進鄉村教育事業的發展；最后，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增加幼兒園的供應，并扶持收費低、面向大眾的民辦幼兒園發展。

4．2合理管控人口流動，強化社會治安常態管理

面對外來人口的涌入，我們不能“堵”，而要“疏”，這樣才能標本兼治。首先，要全面了解外來人員的來源與去向，全面落實居住證制度；其次，要加強對流動人口相關法律法規的教育，提高流動人口的遵紀守法意識；最后，要完善人口流動管理機構，加強社會治安管理。

4．3規范房地產市場管理，大力發展保障性住房

首先，政府應嚴格土地審批制度，依法規范建房用地，對不遵守《土地管理法》的單位和個人依法給予處分；其次，政府應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管理，對其開發、流轉、銷售等各個環節進行監督，積極構建良好的住房體系；最后，政府應大力發展保障性住房，主動承擔住房市場價格與居民支付能力之間的差額。

4．4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力度，堅持綠色發展道路

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范文第2篇

關鍵詞：社會心態；社會壓力感；政府信任感；社會問題感

中圖分類號：B8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84（2013）01-0079-05

1.研究背景

中國的快速發展所引起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的深刻變化，令世人矚目。在整個經濟和社會發生結構性轉型的同時，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態度和行為，已經發生了令人驚異的變化（周曉虹，2009）。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社會心態與社會現實交互作用，是社會現實的產物。社會現實作用于人，便形成了社會心態，社會心態又反過來作用于社會現實；同時，社會心態具有社會性和彌漫性，是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心理資源，是了解社情民意、社會熱點和社會情緒的重要方面（李友發，2009）。因此，關注和研究社會心態，以幫助政府科學決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研究者對當今中國社會心態問題的關注，非常熱切。在中國期刊網中以“社會心態”進行題名檢索，論文多達數百篇，可謂研究者眾多，學科門類龐雜，涉及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文學、人類文化學、歷史學等，但社會心態的研究絕大多數僅限于理論思辨或質性研究，較少實證研究，且為數不多的調查報告并沒有充分運用統計分析技術，去挖掘數據背后的意義。究其原因，與缺乏有效的社會心態測量工具有很大關系。因此，迫切需要編制社會心態量表，以便為今后深入開展該領域的量化研究有所幫助。

文獻研讀中發現，研究者論述社會心態的論域和側重點各不相同，既涉及某一特定群體的特殊心理，也泛指大眾的社會心理；既分析社會心態現狀，也關注社會心態建設；既有針對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心態，也有針對某一特殊區域民眾的社會心態。概括已有文獻，社會心態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含義：（1）社會主流價值觀（徐勝，2009）；（2）認知狀況。包括個體、階層和社會三個層面的認知（王園園，2009）；（3）社會主體與客體的精神中介（程家明，1991）；（4）看法與感受（周東濱，2010）；（5）價值取向、社會共識、社會情緒和行為意向的總和（馬廣海，2008；楊宜音，2006）；（6）具體心態，諸如民族心態、政治心態、職業心態、婚戀心態、生活心態、教育心態、人際關系心態和價值觀等（潘澤泉，李超鋒，2010）。概言之，社會心態主要有三種界定：一是將社會心態等同于社會心理，認為是社會成員行為中表現出來的社會心理狀態或其層面；二是將社會心態視為社會意識，在此意義上等同于國民心態、民族心態、文化心態或大眾心態；三是從哲學層面加以界定，將其視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范疇，是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中介環節，是一種精神文化現象（程家明，2009）。

綜合上述觀點，對社會心態做出如下操作性界定：所謂社會心態，是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現實作用于社會群體，產生的具有彌散性和普遍性的社會心理感受與反應。這一操作性界定突出了社會心態的經驗性特點，即社會心態是人們對社會現實各個方面的感受與體驗。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既相對獨立，又互為交疊。

2.中國人社會心態量表維度的經驗建構

程家明曾提出社會心態的五層次結構（程家明，1991）：（1）本能――需要：社會非理性層次；（2）性格――態度：社會心理結構層次；（3）認識――評價：社會理性邏輯層次；（4）意志――選擇：社會實踐觀念層次；（5）文化――傳統：社會歷史沉積層次。這種結構具有明顯的思辨色彩，是邏輯建構的結果，跟人們的生活經驗相去甚遠，也難以對相關概念操作化。

還有人依據其對社會心態的概念界定（馬廣海，2008），提出從社會情緒、社會認知、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行為意向四個方面對社會心態的概念進行操作化。然而，這樣的構建同樣失之寬泛，很明顯是比照“知、情、意、行”這一心理現象結構來建構的。若照此操作化，那么社會情緒該如何測量？社會認知的測量指標又怎么去界定？因此，這樣的結構實際上也是難以操作化的。

鑒于此，該研究認同社會心態即社會心理這一界定，在此基礎上，參照中國社科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及王俊秀等人（2007）的研究，確定以生活滿意感、社會壓力感、政府信任感、社會公平感、社會安全感和社會問題感六個方面的測量指標對社會心態進行測量。這六個方面的測量指標各自形成分量表，從不同側面反映人們對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其發展狀況的感知及情緒，較為集中地體現了人們的社會心態，且便于操作化。各分量表構念、指標及計分方式如下：

生活滿意感分量表。單因素量表，涉及職業滿意、收入滿意、社會地位滿意、人際關系滿意、工作單位滿意、生活環境滿意等指標，從“不贊同”到“非常贊同”5級計分。

社會壓力感分量表。兩因素量表，由家庭生活壓力和社會生活壓力兩個因子構成。其中家庭生活壓力包括子女教育、住房問題、務工就業、看病就醫和物價上漲等指標；社會生活壓力包括人際關系、人情問題、稅費負擔、交通問題、社會安全、受人歧視和結婚成家等指標。從“非常小”到“非常大”5級計分。

政府信任感分量表。兩因素量表，由中央政府信任度和地方政府信任度構成，包括總體滿意、服務百姓、政策評價、領導力、工作宗旨和辦事感受等指標。從差到好5級計分。

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范文第3篇

【中圖分類號】R9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83（2013）11-0633-01

問題是影響社會安定和諧的不良因素之一。涉毒犯罪的人群中，吸毒者往往以青年人為主。大學生正處于吸毒高發年齡段，部分大學生可能出于各種原因自覺或不自覺的涉足。為了加強對大學生的禁毒教育，預防大學生吸食及涉足其他犯罪，我校自2003年開設了16個學時的校級公選課《、藥物依賴基礎知識及防治措施》，面向全校所有全日制大學本科生開放選修。為了了解他們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程度，2013年春季課程結束后，我們對于選課的同學進行了不記名問卷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90份，有效回收90份。其中女生51人，男生39人。

2003年，為了從娃娃開始抓禁毒教育，教育部針對在校中小學生的禁毒教育提出了比較具體的要求。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會同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學生預防專題教育大綱》中規定，預防教育要在小學五年級至高中二年級進行，每年2學時，旨在提高學生的禁毒意識和防毒能力，培養禁毒的社會責任感。但是落實的情況怎么樣呢？我們對參選本公選課的大學生們第一次接受禁毒知識教育的時間做了調查，結果顯示：小學階段39人（43.3%），初中23人（25.6%），高中11人（12.2%），大學17人（18.9%）。可見目前我國的禁毒教育已經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接近半數（43%）的同學在小學階段便開始接受禁毒教育。但是由于同學們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各地形勢和大家受到教育的背景有較大差別，并不是所有的中小學都落實了教育部關于學生禁毒教育的要求，仍有將近1/5同學直到大學才首次接受禁毒教育。這個事實提示在大學里開展合適的禁毒教育活動或開設相關課程是有必要的。那么從大學生角度看禁毒教育問題又是什么情況呢？我們從同學對相關問題的回答中了解了參加了學習的同學們對于該公選課的看法。通過提問此次公選課對個人認識問題是否有幫助，回答認為本課程對自己認識問題有幫助的同學為83人，占92.2%，認為一般的6人（6.7%），覺得幫助不大的1（1.1%）人。可以看出，絕大多數同學覺得學習后有幫助，盡管在回答選課動機時，僅有53位同學（58.9%）是出于對此問題感興趣而主動選修，其他被動選修者有的是出于掙學分原因不得不修的13人（占14.4%），因其他原因選修者24人（26.7%）。這一結果表明大學階段的青年學生有一半以上已經能夠主動關注這個社會問題，并有大部分同學愿意為解決這個問題付出實際的個人努力：因為有70人（77.8%）表示今后若有機會愿意成為為禁毒志愿者，僅有6人（6.7%）表示不愿意，認為無所謂者14人（15.6%）。

為了了解問題對于象牙塔里的學子的生活學習環境及安全感有什么影響，我們設計了兩個問題。一是個人生活環境中是否接觸過吸毒者或涉毒犯罪者，回答中有17（18.9%）人稱接觸過，未接觸者73（81.1%）人。是否未親自接觸到這些個人就對個人生活中的安全感沒有影響呢，從第二個相關問題即：“你認為問題對你生活環境安全感有無影響”的回答中，得到的答案是否認的。90人中，認為問題對個人生活環境安全感有影響者為77人（85.6%），遠遠高于有過實際接觸者所占比例。認為無影響者僅13人（14.4%）?？梢娔壳拔覈鴨栴}的形勢已經對在校大學生的安全感產生了影響。

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學校環境與整個社會大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學生作為社會個體存在著，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想“兩耳不聞窗外事”、獨善其身也是有一定困難的。本調查顯示此次選課的江漢大學同學大部分能夠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并愿意成為禁毒教育志愿者。這些青年學生擁有一顆愿意遠離，積極向上向善的心靈，應該是我國禁毒事業的希望所在。

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范文第4篇

要；環境創設；家庭

【中圖分類號】 G61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0463（2016）09―0033―01

人是身心結合的統一體，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幼兒的心理是否健康不僅關系到幼兒身體的正常發育，而且關系到幼兒今后的人生走向。在工作實踐中，我們發現，相當一部分幼兒存在心理障礙，他們的孤僻、妒忌、膽怯等心理，以及由此產生的任性、自私、霸氣等行為，難以適應未來社會的生存環境，因此，維護和增進幼兒的心理健康已成為我們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下面，筆者結合工作實踐談幾點自己的看法。

一、心理需要對幼兒心理健康的影響

首先，要熱愛幼兒、關注幼兒。幼兒渴望著我們的愛與關注，我們的愛與關注對幼兒心理的健康成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幼兒說喜歡某某老師，因為“她幫我梳小辨”、“出去散步時，她總是牽著我的手”，老師的這些行為，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無意的。但在幼兒的心理卻都代表著老師對他們的愛和關注，所以，我們應通過各種形式向每個幼兒明白地表示我們對他們的愛與關注，滿足幼兒被關注和被愛的心理需要，促進其心理健康發展。

其次，滿足幼兒心理安全需要對其心理的健康成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對于離開父母來到幼兒園的孩子來說，如果教師能關心他們的情感需要，對他們溫柔友好，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是處于安全的心理環境之中，反之，如果幼兒入園后得不到相應的關懷和溫暖，就會處于心理不安全、情緒不穩定的狀態中，就會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因此，幼兒園應建立民主、平等、和諧、寬容的師生關系，關注幼兒的心理安全需要，讓幼兒在一個寬松、愉快、沒有外在心理壓力的環境中健康茁壯地成長。

最后，多給幼兒自由活動時間。自主活動是幼兒心理健康成長所必需的，幼兒生性好動，每個幼兒都有自主活動的心理需要，因此，我們應該創造條件，盡量滿足幼兒各種合理的心理需要，以便能更好地促進幼兒心理的健康發展。

二、環境創設對幼兒心理健康發展的影響

環境是孩子成長的搖籃，是孩子的樂園，幼兒的學習乃至整個發展都是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完成的。陳鶴琴先生曾經說過：“怎樣的環境就得到怎樣的刺激，得到怎樣的印象?！币簿褪钦f，幼兒可以依據不同的環境，建立起新的行為習慣和方式。

1. 要加強外部環境建設。幼兒園的園舍建設應有足夠的空間，滿足幼兒正常的活動及起居的需要，應盡量保證幼兒園內及周圍的空氣清新、光線充足、無噪聲污染。園內應有足夠的綠化面積，室內外裝飾和布置應烘托出一種促使兒童積極向上的氣氛。

2. 創設良好的游戲環境。一個良好的游戲環境，必須滲透在一個富有情感色彩的心理氛圍之中，幼兒期是情感體驗迅速發展的時期，隨著年齡的增長，其社會性要求開始增強，伙伴之間的情感交往、教師的和藹可親都是他們渴望得到的心理環境，而只有在這種心理環境的支配下，孩子才會安全、自信、大膽地進行游戲，因此，教師要真正讀懂孩子這本書，一切從孩子出發，多給孩子一些微笑與鼓勵，以一個孩子的身份去觀察孩子，了解孩子，尊重他們的意愿。此外，應設置內容新穎、構思巧妙、使孩子能想、能說、能做，并富有情趣的環境，如在室內設置語言區、結構區、益智區、美工區、表演區等天地，充分開發孩子智力，調動挖掘每一個孩子的長處，培養他們的自信心與競爭意識。

3. 建立良好的幼兒群體，培養幼兒健康的心理品質。同伴關系對兒童的全面發展具有長期的、重大的影響，在同伴中受歡迎的幼兒有安全感，而被排斥的幼兒和被忽視的幼兒會產生孤獨感、自卑感。當前，獨生子女占大多數，建立良好的同伴關系對其社會性發展更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教師要以“大朋友”的身份參與到幼兒同伴交往中，并積極引導幼兒建立起平等融洽的同伴關系。

三、家庭對幼兒心理健康發展的影響

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范文第5篇

如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下一步改革的難度會越來越大。第一，資源配置方式的多樣化引發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激烈沖突，資源配置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方式導致人們利益直接受損的現象引發了人們對社會的不滿；第二，市場經濟主體的多樣化導致人們就業方式多樣化，帶來了不同行業、不同單位的收入差距，由不合理收入分配方式造成的收入差距日益成為人們對社會不滿的重要因素；第三，參與社會財富分配的要素日益多樣化，目前勞動要素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明顯偏低，引發了占勞動就業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對社會的強烈不滿；第四，國有企事業單位改革改制導致一部分職工下崗分流甚至權益受損，引發了分流下崗職工及其家庭對社會的不滿；第五，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國外市場變化對企業經營的影響日益擴大，由此可能引發員工權益保護和大規模失業等社會問題，―旦應對不及時，員工合法權益得不到合理維護，就可能引發社會不滿甚至釀成事端。種種對社會不滿的因素會聚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社會心理失衡，進而影響社會安全穩定，在一定時空條件下甚至可能釀成影響社會安全穩定的重大。因此，如何及時了解、把握廣大人民群眾的各種訴求，引導人們把對社會的不滿情緒通過正常合理的途徑反映、宣泄出來，切實保護好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逐步實現各種利益關系的合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是社會管理工作必須研究的新課題。

社會結構調整滯后于經濟結構變化帶來的社會不適日益明顯

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兩個最基本結構，其中經濟結構是觀察、認識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重要維度，社會結構是觀察分析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狀況、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維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重要指標表明，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有些經濟結構指標甚至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但社會結構指標并沒有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而實現整體轉型，多數社會結構指標仍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社會結構滯后于經濟結構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社會的不適應，主要表現在：第一，經濟主體日益多元化，社會管理的原則日益遇到挑戰，對不同經濟主體的管理難度明顯加大；第二，社會組織方式多樣化，社會組織的管理工作面臨著新的挑戰；第三，中國的就業市場不完善，就業結構不合理，就業壓力巨大，社會困難群體在就業市場中處于不利地位，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害；第四，中國的消費結構不合理，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支出過大，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沉重的經濟負擔，嚴重影響了我國消費結構的改善和升級，嚴重制約了人們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的提升；第五，中國社會建設水平滯后，社會建設支出比重偏低。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社會建設工作剛剛起步，社會保障覆蓋率低，社會安全保障水平低，導致人們抗社會風險的能力普遍較低，對社會的總體滿意度較低。因此，如何適應經濟主體多元化的形勢，加快我國社會結構調整，提升社會安全保障水平，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社會管理工作必須破解的重大難題。

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收入差距繼續拉大引發的社會分化正在凸顯

第一，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越來越趨向于表現為職業的分化，造成體力勞動者與非體力勞動者、管理者與非管理者的日益分殊；第二，根據對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不同，中國可大致劃分為十大社會階層，社會階層的分化十分明顯，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第三，我國社會分層結構開始出現剛性化和固化的趨勢，貧困階層和富裕階層的社會地位出現了代際傳遞跡象；第四，貧富差別、城鄉差別、行業差別、地區差別持續拉大，激化了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第五，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亂進一步降低了人們對現行社會分層結構的認同度。人們對上層精英群體所擁有的財富和聲望的合法性或正當性產生了質疑。因此，如何更好地調節好過大的收入差距，調整好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促進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社會整合，重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認同、信任與團結，是社會管理工作面臨的新挑戰。

快速推進的城市化與滯后的社會管理導致的社會失序正在增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率已經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46％左右，總計有超過4億人口進入城市就業、生活，給城市和農村的社會管理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第一，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導致大量的農村集體土地被政府征用為城市建設用地，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原有的傳統村民社區在短時間內被“瓦解”，一些村民成為沒有土地、沒有職業、沒有社會保障的“三無”農民；第二，由于城鄉二元體制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等現實原因造成農民工很難享受基本公共服務，難以參與城市公共生活，特別是隨著90后等新一代農民工的出現，勞資矛盾和農民工維權事件將逐漸增多；第三，城市化進程產生了一個因失業、下崗、患病、殘疾、孤寡等而形成的城市生活困難群體，他們居住的老舊小區、平房區，危舊房多，衛生條件差，市政基礎設施缺乏，公共服務匱乏，社會管理薄弱；第四，城市化進程中的舊城改造涉及眾多主體的利益格局調整、原有居民的安置補償等，容易引發矛盾糾紛；第五，由于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導致農村出現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群體，由于自我保護能力弱，他們普遍缺乏安全感，精神和情感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家庭生活和勞動負擔重，生活質量不高；第六，隨著大量農村精英的流失，大多數農村的基層組織建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第七，快速城市化造就了數量越來越多的由陌生人組成的城市社區，社區居民之間普遍缺乏暢通的互動渠道，基層社會管理力量薄弱，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常常出現矛盾糾紛，卻缺乏有效的化解途徑。因此，如何適應快速城市化的需要，適時調整完善包括戶籍管理、社會保障等在內的社會政策，推進社會建設，切實加強城鄉基層社會管理，加大社會矛盾排查化解力度，為城鄉居民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是社會管理工作無法回避的難題。

高度流動性社會引發的社會風險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開始在不同地區之間大規模流動，人口流動的范圍已經從國內不同地區擴展到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據統計，全國有約2億多人口處于流動狀態，有300萬外國人在中國長期居住生活。學者們指出，包括人、財、物、信息等在內的社會資源的大規模流動已經蘊藏了巨大的風險，而且會強化其他原因產生的各種社會風險。中國社會正在由低度流動性的社會演變成高度流動性的社會，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都因社會流動性的增加而被放大。因此，如何更好地認識和把握高度流動性社會的規律，更加充分地認識和控制現代社會的各種風險，創造出更具適應性、更具靈活性的現代社會動態管理模式，是社會管理工作面臨的艱巨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