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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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分析了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技術革命影響企業規模經濟的新效應、新途徑，歸納出在新經濟時代高科技企業規模經濟的新特點，提出了高科技企業規模經濟的六個新概念，即“小就是好”的新型規模價值觀、規模經濟的虛擬性、規模經濟的動態性、規模經濟的開放性、規模經濟的效率性、規模經濟的模糊性，為指導高科技企業的規模決策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一、新技術革命影響企業規模經濟的新途徑、新效應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技術革命對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十分巨大，其中對企業規模經濟的影響力和影響途徑也產生了如下重要變化：

1．新技術裝備之“柔性”淡化了規模經濟效應。以信息技術、計算機技術等為代表的新技術與傳統技術之最大區別在于：新技術之“新”主要體現在大量取代和大幅度擴充了人腦的功能，形成了具有人工智能和自適應能力的柔性生產系統。基于剛性的、固化的技術系統而得出的影響規模經濟的原因，如生產規模的大導致組織協調成本上升，品種的頻繁更換導致生產準備、結束費用提高等，在柔性生產系統中已變得微不足道。由于現代技術中“軟技術”的比例越來越高，因此技術含量的高低、技術貢獻的大小不能簡單地與技術裝備的數量、價格掛鉤；新技術革命使企業平均規模變小、使許多行業內不同規模企業之間成本差異變小已呈明顯趨勢。

2．新材料、新能源技術直接影響成本的作用強化。技術影響成本的渠道，分直接渠道和間接渠道兩類，其直接渠道通常是指由于采用了新工藝、新材料、新能源而導致的成本變化。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技術革命重點領域就包括新材料、新能源，這些領域每次產生的新成果都會導致一次“成本革命”，即大幅度、迅速地降低成本，不斷涌現的新成果導致生產成本呈現“階梯狀跌落”現象頻繁發生。相比之下，技術影響交易成本與組織成本這種間接渠道對成本的影響幅度和影響速度遠遠小于直接渠道對生產成本的影響程度。因此，在新技術革命的環境下考慮“技術一一成本”關系時應將直接的“跌落成本”放在首位。

3．人際交流手段和管理技術的空前進步導致交易成本和組織協調成本大幅度下降。無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他們在討論規模經濟問題時都基于一個假設，就是信息不完全，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導致企業發生大量的外部交易費用和內部組織協調費用，當這兩部分費用在總成本中占到一定比重時，就會對企業的“規模——成本”特性產生重大影響。這一假設在工業經濟時代是基本符合實際的，但到了知識經濟時代就逐漸站不住腳了，這是因為新的信息技術革命使人類獲取信息的手段空前進步，每個人都有可能以足夠快的速度獲得足夠完備的信息，并能以足夠快的速度和利用非常便捷的工具與他人交流，使交易費用無論距離多么遙遠、交易內容多么復雜都能降到極低水平，使內部管理費用在不同規模的企業都能大幅度降低。信息經濟的這種“零成本、低物耗、高收益”特征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經濟學用以分析企業規模經濟現象的基礎。

4．網絡技術突破了傳統的空間觀念，使孤立的討論企業內部規模經濟變得毫無意義。新技術革命最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成果就是智能化的信息網絡技術，它使得人類在現實世界之外構建了一個虛擬的網絡世界，人們利用網絡，既可以傳遞信息，又可以從事各種社會和經濟活動，從而產生了所謂的“網絡經濟”。這種網絡經濟既是一種全天候運作的經濟，也是一種全球化經濟，它把地理空間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制約降低到最小程度；網絡經濟又是一種“虛擬經濟”，它把一部分經濟活動轉移到以信息網絡構筑的虛擬空間進行；網絡經濟還是一種“直接經濟”，它使得處于網絡兩個端點上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可以直接聯系，使社會經濟組織結構趨向扁平化。由于上述“網絡經濟效應”越來越強烈，故處于網絡時代的任何一家企業都不能將自己孤立于網絡之外，必須把自己看作網絡上的一個節點，將企業規模經濟問題放在網絡經濟的框架內進行研究。

5．新技術的快速多變特征和“新技術革命”的沖擊效應改變了傳統的時間觀念，使討論靜態經濟規模變得毫無意義。由新技術支撐的新經濟是一種速度型經濟，與傳統工業經濟相比，它的經濟節奏大大加快，其典型表現是技術創新和開發周期縮短、技術淘汰率提高、產品更新換代和技術更新速度加快，且每一次較大的技術更迭都會迅速打破原有的競爭格局，對經濟形成一定的“技術沖擊效應”。因此，我們再也無法孤立、靜止地去研究某種技術關系或技術條件下的規模經濟現象，只能將技術看作一種時間效應，將技術在一定時段內變化趨勢的預測結果作為研究規模經濟的基礎。

二、高科技企業規模經濟的新概念、新特點

新技術革命催生了一大批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企業(在我國也稱“高新技術企業”)十分典型地體現了新技術革命的時代特點，上述關于新技術影響企業規模經濟的新途徑、新效應，在高科技企業里表現得十分明顯，導致在高科技企業里的規模經濟現象與采用傳統技術的企業相比有著顯著的區別。筆者將關于高科技企業規模經濟的新概念、新特點歸納為如下六個方面。 　1．“小就是好”的新型規模價值觀。在工業經濟時代，大型企業是最高效的企業組織模式，企業規模大就能使產品成本低、產品質量好，使企業駕馭市場的能力強，于是，“大就是好”成為了一種占主流地位的規模價值觀。然而，當社會跨人知識經濟時代后，大型企業易患的“大企業病”將變得更加突出且危害更大，如反應遲鈍和決策效率低使企業不能適應多變快變的市場環境，多層次金字塔型組織和龐大的官僚機構扼殺技術創新。相比之下，規模較小的高科技企業在新經濟時代卻越來越體現出明顯的優勢，如市場適應能力強、生產經營慣性小、內部機制有利于創新，特別是技術進步縮小了規模對成本的影響，由先進的小型設備組成的柔性制造系統同樣能以極低的生產成本制造出高質量的產品。因此，企業規模價值觀應由“大就是好”向“小就是好”轉變，企業的組織規模“為了強大而變小”可能成為一種流行的工作思路。

2．規模經濟的虛擬性。當企業組織規模縮小以后，如果遇到超出自身規模實力的市場機會時，企業是否需要通過擴充組織規模以適應市場的變化呢?答案是：大可不必。在網絡經濟時代，小型企業照樣可以經營大項目，其辦法很簡單，就是利用國際互聯網來放大自己的經營規模。也就是說，企業可以同時“變小”又“變大”——組織實體變小為適度規模，同時通過網絡整合外部資源以形成較大的經營規模，于是出現了諸如“網絡企業”“電子空間企業”“虛擬企業”等新名詞。這種跳出物質實體空間到網絡虛擬空間來放大企業經營規模的思路和做法，筆者將其稱之為規模經濟的虛擬性，其實質是給規模經濟現象賦予一種全新的空間概念。

3．規模經濟的動態性。在新古典經濟學所構建的規模經濟分析模型中，假定技術因素和其它經濟變量在足夠長的時間跨度內處于相對靜止狀態，不考慮它們的時間效應和動態影響。這種分析方法在技術變動速度不快的環境下，其分析結果與實際活動的差距是不大的。但是，這種靜態假設用在高科技企業就行不通了，其原因在于高科技企業的技術變化速度很快，很難分清技術的邊界。因此，必須以一種動態性概念來理解高科技企業的規模經濟問題：高新技術的快速多變特征和新技術革命的沖擊效應，不能保證企業長期平均成本曲線處于靜態或“線狀”變化特征，企業最佳規模或適度規模的選擇范圍不是一條“線”，而是具有一定“彈性帶寬”的區域；在這一區域內，“規模——成本”特性既可能產生“階梯狀突變”，也可能產生“連續狀漸變”。按照此種動態性概念，高科技企業的生產經營系統必須具備較高的“柔性”和“自適應”能力，應盡量采用“軟手段”來調整規模，而不是依賴新建、改建、擴建等“硬手段”來調整規模。

4．規模經濟的開放性。在傳統規模經濟理論中，是將企業內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這兩個本來緊密聯系的復雜問題按封閉性假設作一個簡化處理，割裂兩者的聯系并將它們分別放在相對封閉的空間來討論各自的特點。此種做法用在開放程度較低的市場環境中是可行的。然而，高科技企業目前所處的市場環境，不但其專業化分工和協作關系十分復雜，而且它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市場，這種開放性與工業經濟時代的市場開放性相比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巨大變化：一是開放的空間范圍更大，是一種全球化的開放；二是開放的深度和關聯度更大，是一種涉及社會經濟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方位、高關聯度的開放。當經濟空間的開放程度達到這種高度時，任何一個企業想要割裂自己與外界的聯系去討論內部規模經濟問題是毫無價值的，必須跳出企業這個小圈子來認識規模經濟現象，用“聚集經濟”“企業集群規模經濟”等新概念來指導自己的規模決策。

5．規模經濟的效率性。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追求的目標已不是單純的利潤目標，而是綜合的、可兼顧社會利益與企業利益的、可持續發展的廣義效益目標，高科技企業就更是如此。因為企業目標體系的改變，所以我們必須相應地改變關于規模經濟的評價標準，用一種關于規模經濟的“效率性”標準來取代傳統的“贏利性”或“成本性”標準。這種“效率性”標準，是成本降低率、市場占有率及其增長率、企業知名度、企

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第2篇

工業化、信息化兩化融臺，一般人都是在經驗的意義上理解，言語間多有分歧。有沒有辦法進行公理化的表述呢?本文試圖從數理角度，給出一種客觀描述。

設C軸為成本，Q軸為數量，N軸為品種。以Q代表企業組織規模，Q值越大，企業規模越大；N代表企業復雜程度，N值越大，企業越復雜。

在圖1“從單一品種大規模到小批量多品種”中，規模經濟特點是單一品種大規模生產(規模Q越大，成本越低)；范圍經濟特點是小批量多品種(品種N越大，成本越低)。將(A)、 (B)坐標合并，以Q為縱坐標，N為橫坐標，即形成(c)的長尾曲線，表示從單一品種(N=1)太規模生產(較大的Q值)，轉向小批量(較小的Q值)多品種(較大的N值)。這就是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的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企業性質的轉變趨勢。

傳統工業化性質的企業，呈規模經濟而范圍不經濟的特點，如圖2“傳統工業化性質企業的成本模型”所示。這是著名的迪克西特一斯蒂格里茨模型(D-S模型)的原理圖。D―S模型第一次將品種概念內生進經濟分析，使托夫勒指出的“從單一品種大規模到小批量多品種轉變”趨勢中的品種維度(單一品種、多品種)得以在數學模型中呈現。D-S模型雖然提供了對于品種多樣化的分析工具，但結論卻是品種不經濟。如圖所示，隨著N值的加大，企業成本呈遞增趨勢。圖中CC|||NOQ五點組成的立體空間為企業成本空間；其中QOC|||曲面，為數量與品種的等成本曲面。由圖示可知，企業成本最小化的點在Q，Q點是企業追求的成本目標。

圖3“兩化融合性質企業的成本模型”與D-S模型的不同在于N平面上的成本曲線，斜率正負相反。它顯示同時存在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成本形勢。長尾曲線即為這一圖形在QNO平面的投影。

在中央企業信息化水平評價的復查中，中國電信在匯報中判斷認為，企業信息化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范圍經濟、體驗經濟和規模經濟”。本圖即表明了這一判斷背后的原理。

圖中CQNO四點組成的立體空間為企業成本空間。由圖示可知，企業成本最小化的點在QN一線，QN線是企業追求的成本目標，這是兩化融合的突出特點。企業追求的成本目標，既不同于傳統工業化的Q點，也不同于純信鼠化的N點(見下圖)，而是介于Q與N之間。

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第3篇

關于規模經濟和競爭活力關系探討最著名的理論是有效競爭理論，但是，有效競爭理論本身是針對一般產業而提出的，而自然壟斷產業具有特殊性，有效競爭并沒有充分體現自然壟斷所具有的特殊性。基于這一認識，我們在傳統有效競爭理論基礎上，結合現代自然壟斷產業的特殊性，建立自然壟斷產業的有效競爭模式。

一、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的兩個層次

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應該是兩個層次，具體如下：

(一)第一個層次：自然壟斷業務與非自然壟斷業務分離

從整個自然壟斷產業的角度來說，既有自然壟斷性業務。又有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對于自然壟斷性業務。政府應該只允許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經營，以維護規模經濟；而非自然壟斷性業務的規模經濟不顯著，可由多家企業進行競爭性經營。

在實際經濟中，電力、鐵路運輸、煤氣和自來水供應等從整體上都屬于自然壟斷產業，但并不等于這些產業的所有業務都具有自然壟斷性質。自然壟斷性業務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固定網絡業務，但網絡生產以外的環節顯然不具有自然壟斷性質。例如，供水產業主要有水生產、管道網絡輸送、供應等三大類基本業務，其中水生產和供應業務不具有成本弱增性，是非自然壟斷業務。管道燃氣產業的生產供應過程主要包括燃氣生產、輸送和供應三大類業務，與此相關的還包括管道燃氣設備的供應、安裝和維修等服務領域。管道燃氣的生產不存在自然壟斷性。它可由多家企業競爭性地生產。所以，管道燃氣的生產可以與輸送等環節相分離。管道燃氣的供應或銷售可以由多家公司競爭進行，也不具有自然壟斷性。鐵路運輸產業主要包括路網經營和鐵路運輸及其相關業務。鐵路運輸是通過一定的鐵路路網系統提供服務的，可由多家公司承擔，運輸業務并不具有自然壟斷性，只有路網經營具有自然壟斷性。電力行業的業務有發電、輸電、配電和供電四大類。由電力產業的技術經濟特征可知，輸電和配電業務具有自然壟斷性，發電和供電業務則可以競爭經營，屬非自然壟斷業務。

屬于自然壟斷性質的管道網絡業務和非自然壟斷業務密切相關。例如，水、管道燃氣和電力的生產和供應都要通過管網才能實現銷售收入。鐵路運輸必須依托鐵軌。電信中的通信業務要依托于本地網。正因為自然壟斷業務與非自然壟斷業務密切相關。所以，傳統上將自然壟斷與相關的非自然壟斷業務都包括在自然壟斷產業中。但是，將非自然壟斷的部分與自然壟斷部分集中在一起，一是容易產生交叉補貼行為。比如電信的網絡使用費可以轉移到電話機上來，這樣對電話機的其他廠商來說，競爭的環境不公平：二是借助自然壟斷業務的壟斷性強行推銷某些非自然壟斷業務，損害消費者利益。因此，對同一產業的不同性質業務實行區別對待才能實現有效競爭。

(二)第二個層次：自然壟斷業務的競爭性和非自然壟斷業務的規模性

1．自然壟斷業務的競爭性

傳統理論認為自然壟斷因為具有規模經濟特性而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這種經濟上的合理性表明，只有獨家壟斷才能維持較低的平均成本。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學界對自然壟斷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

首先，自然壟斷規模經濟特征的描述。基本上是在需求一定的情況下進行的總結。當對自然壟斷經濟特征的概括從規模經濟發展到范圍經濟(與成本若增性有關)，尤其是發展到自然壟斷企業的可維持性時，實際上已經把需求變化的因素考慮進來了。如果需求足夠大，大到迫使單一廠商不得不在平均成本曲線上升，超過成本弱增的區間生產，非此就不能滿足市場全部需求時。就應該允許兩家或兩家以上企業共同經營這一管道網絡，并實行直接競爭。即使在成本弱增的范圍內，為了打破壟斷，發揮競爭機制的作用，對于成本弱增程度較低的業務，也可以考慮由兩家企業實行競爭性經營。

其次，替代技術的出現使管道網絡業務之間出現競爭。例如在電信業，雖然有線電話網具有自然壟斷性。但隨著光纜技術的發展，利用衛星和無線電話技術，有線電視公司也能夠提供傳聲和數據服務，這些都使電信產業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為新企業進入電信產業提供新的通信網絡，比原有的電話通信網絡質量更好、價格更低地向消費者提供通信服務創造條件。這樣，將來的電信產業模式并不是唯一的通信網絡，而是由電話網絡、有線電視網絡、衛星和微波系統等其他技術所組成的一個多面的互通網絡。這對于其他管道網絡來說也是一樣的，盡管某一產業的管道網絡本身是自然壟斷的，但是，隨著技術進步會產生相應的替代管道網絡系統。也就存在了競爭性。這種存在替代競爭的產業被稱為“結構性競爭產業”，如鐵路、航空、公路等運輸部門。

因此，對于某一管道網絡的自然壟斷環節，存在競爭條件或某些環節可以引入競爭，這些競爭因素可以對自然壟斷業務的運營高產生約束機制，削弱其壟斷力量。但是，作為某一產業的管道網絡，其仍然存在強的自然壟斷性。保證其規模經濟效應應該是自然壟斷業務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可見，對自然壟斷業務來說，其是更傾向規模經濟的有效競爭，所要實現的是將整個產業的規模經濟與單個企業的競爭活力相協調的有效競爭。

2．非自然壟斷業務的規模性

首先，電信、電力、鐵路、天然氣、自來水等自然壟斷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部門，盡管我們將其中的自然壟斷業務與非自然壟斷業務分離開來，但是非自然壟斷業務必須通過網絡型的自然壟斷業務來實現，其與自然壟斷業務具有很強的關聯經濟性。非自然壟斷業務仍然具有基礎產業的特征――資本密集型，企業規模經濟比一般企業要高，因此，企業維持適度規模有利于資源合理配置。

其次，非自然壟斷環節產品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社會要求企業提供穩定、持續、可靠的產品供給，在不限制規模的情況下，由于對利潤的追求易導致過度競爭。從而會引發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第三，盡管非自然壟斷業務已不具有自然壟斷性，也只是說明其不適于由一個或較少的企業經營，但是作為一個經營非自然壟斷業務的企業，其仍然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

因此，政府應要求這些企業必須達到最小經濟規模的要求，以避免低水平的過度競爭現象。但是，由于許多經營非自然壟斷業務的企業都是從原有的少數幾個經營自然壟斷業務的企業中分離出來的，在市場上具有較強的壟斷性。要想打破其壟斷就要求政府放松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市場的進入壁壘，允許多家新企業進入，以較充分地發揮競爭機制的作用。由此可見，對于非自然壟斷環節來說，其是更傾向競爭活力的

有效競爭，所要實現的是將單個企業的規模經濟與市場的競爭活力相協調的有效競爭。

二、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的衡量標準

有效競爭格局在市場上是通過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表現出來的。人們也通過市場結構標準、市場行為標準、市場績效標準來衡量與判斷一個產業是否實現了有效競爭。我們將有效競爭理論與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的兩個層次相結合，設計出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的標準。

(一)前提標準：自然壟斷環節與非自然壟斷環節分離，這是實現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的基本前提和要求

(二)市場結構標準：自然壟斷環節與非自然壟斷環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市場結構標準上，而在其他兩個方面基本上一致

1，自然壟斷環節標準

第一，市場集中度較高，一般只有一個運營商；當某個業務的需求量超過成本弱增范圍時，可以允許兩家或兩家以上運營商共同經營這種業務，實力均衡。

第二，進入與退出壁壘較高。

第三，實現管道網絡互連互通。

第四，產品差別化適當。

第五，運營商各自嚴格獨立。

2，非自然壟斷環節標準

第一，市場集中度較低，市場存在相當的買者和賣者，但達到最小經濟規模的、符合最優進人數目，且沒有任何單一企業處于絕對支配地位。

第二，企業進入與退出沒有人為障礙，也沒有政策上的不合理阻礙。

第三，產品差別化適當，并且產品的需求交叉彈性大。

第四，運營商各自嚴格獨立。

(三)市場行為標準

第一，企業之間對于價格和產品沒有共謀，而是競爭行為。

第二，企業不存在欺詐行為。

第三，對競爭者和消費者沒有不公正的壓制政策。

(四)市場績效標準

市場績效反應了在特定的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條件下市場運行的實際效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市場績效也表示最終實現經濟活動目標的程度。由此可見，績效的衡量同經濟活動的目標密不可分。產業和國民經濟層次上的目標本身是多元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社會福利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具綜合性的目標，包含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效率、公平、穩定和進步等多層次、多方位的內容，這就決定了對市場績效的評價必然是多層次的、多方位的。

1．產業績效標準

第一，有效競爭是資源配置效率持續得到優化的競爭，集中體現在資源占用率、網絡資源利用率、人均資源占有率等指標的提高和完善方面。

第二，有效競爭是自然壟斷企業競爭實力彼此促進增長的競爭，集中體現為幾家實力接近的企業相互展開融合的業務競爭，在競爭中經營效率和盈利能力共同得到增長。

第三，有效競爭是創新頻出、差異化經營的市場競爭，集中體現是新業務種類的快速增長、企業競爭策略的差異化、合作經營模式成為主流的競爭模式。

2．社會績效標準

第一，有效競爭是消費者福利不斷獲得改善的競爭，集中表現是服務類型的擴大、服務質量的提高以及負擔水平的下降。

第二，保障自然壟斷產業內部的合理利益。一是保障廠商的利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廠商是市場經濟制度演進的推動者。如果廠商的利益得不到制度保障，在得不償失的條件下，他就會利用資本的重組機制壓縮生產甚至退出競爭，這樣生產規模的壓縮意味著廠商的價格決定能力的加強，只有在廠商利益得到保障以后，消費者的就業才有保障，消費者剩余才能落到實處。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廠商合理的利潤空間，把廠商利潤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二是保障職工的合理利益。如基本的工資要求、生命安全要求等。

第三，不存在負的外部性。

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第4篇

什么是長尾呢，簡單地說，它就是數量、品種二維坐標上的一條需求曲線；由于看上去這條曲線像一只長長的尾巴，向代表“品種”的橫軸盡頭延伸，所以稱為長尾。不過，我們暫時先不用考慮它的定義，還是先從現象觀察起。

阿里巴巴無意間踩中了長尾理論的尾巴

永康存在著一個滑板車生產集群，聚集了20多家滑板車廠家。按照傳統的方法，很難打進美國主流市場。然而由于有了網絡，以步陽集團為代表的永康滑板車企業，以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方式，打入了沃爾瑪等國際大買家的供應商系統。有意思的是，步陽集團本來的主打產品是銷量居全國首位的防撬門，但由于防撬門的熱門市場已被美國當地企業壟斷，打入美國市場的，反倒是相對“冷門”、在產品線上排在后面的滑板車，一年有上億美元的訂單。

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長尾”的幾個要素：第一，它是利用網絡優勢實現的；第二，它可以把冷門產品轉化為相對的熱賣產品；第三，它可以使非主流的廠商共享主流市場。

對于“阿里巴巴是什么”的問題，據說馬云的回答是，“告訴你們，其實連我也不知道”。不過，據《阿里巴巴》一書介紹，阿里巴巴的原問題問的是：互聯網對于商業交易的價值到底有多大？而思考的結果，是將互聯網和龐大的中國中小企業聯系在了一起。

這一直覺判斷，無意間踩中了長尾理論的尾巴。因為對于中國來說，中小企業意味著“多品種、小批量”的機會組合，而這正是長尾坐標中“數量”值低、“品種”值高的長尾！這只是其一；更主要的是，在長尾理論中，“短頭”（單一品種、大批量生產）與“長尾”（多品種、小批量）經營條件的區別，恰恰在于網絡。如果沒有數字網絡，經濟形式會更接近大規模生產（工業化）；有了數字網絡，經濟形式將更接近個性化定制。

我贊同這種說法：一個現代國家的商業聲譽和傳統往往來自于若干家偉大的公司。正如《阿里巴巴》作者總結的：阿里巴巴讓無數的中小企業擺脫了傳統銷售渠道的控制，得以用最低的成本進入到任何一個開放的市場。但我更傾向于認為，阿里巴巴的模式具有某種更深層次的世界意義：工業時代是大型企業的時代，信息時代是中小企業的時代。長尾理論強調的，不是中小企業做大做強，而是中小企業將在經濟的主要方向上起到比大企業更大的作用；這個主要方向，就是與大規模制造相反的個性化定制。

這樣一看，中國存在大量“長不大”（確切說，是“不用長大”）的中小企業，在網絡條件下，具有一種比“長大”更有價值的作用，那就是在長尾空間，賺取與世界500強同樣的利潤。

長尾是利基與“隱形冠軍”嗎？

在賺取與大熱門企業同等利潤這個意義上，長尾理論強調的微小企業的所作所為，很容易讓人同利基策略和隱形冠軍聯系在一起。如果我們把長尾的條件收窄，確實可以這么說。

長尾理論在美國市場上觀察到這樣一個統計規律性：在以物理為基礎的“短頭”經濟（工業經濟）中，20%的熱門產品，帶來80%的收入，并且帶來100%的利潤；而在以知識為基礎的“長尾”經濟（網絡經濟）中，20%的熱門產品，將萎縮成10%的熱門產品，其中進一步分化為2%的大熱門產品和8%的次熱門產品。2%的大熱門產品，帶來50%的收入和33%的利潤；8%的次熱門產品，帶來25%的收入和33%的利潤；剩下的90%的長尾產品，將帶來25%的收入和33%的利潤。這里最重要的看點在于：大熱門產品的總利潤，竟然同冷門產品―也就是長尾產品―的利潤相等！這不是主觀臆造，而是大樣本統計得出的結論。長尾理論由此認為，經營冷門與經營熱門，在利潤上可以是一樣的。

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隱形冠軍，也就是那些在某個不起眼的小產品市場或被大企業忽視的中間產品和配套業務上形成了規模經濟的企業。我們將隱形冠軍的贏利策略，稱之為利基（Niche）策略。利基的特點是產品差異化，別人難以模仿，利潤較高。隱形冠軍在利基上還要加一條：形成規模經濟，取得所在細分市場占有份額上的第一。長尾與利基、隱形冠軍概念的交集在于，每個長尾（長尾被切分為無數段之后，每段仍是一個長尾）都有自己相對的“短頭”。舉例來說，在彩鈴這條長尾中，音樂彩鈴是可以切出的一條長尾；音樂彩鈴中又可以切分出搞笑風格的音樂彩鈴。粥稀稀在這個細分市場上稱雄，他就是這個細分長尾中的“短頭”。每個長尾的短頭，都是利基，都可以成就隱形冠軍。

回到利潤上來，中小企業加上利基，可以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優勢嗎？目前來看，中小企業可以當長尾，卻不一定能獲得利基。原因在于創新不足。

胡文章是中山天朗電器公司的創始人。天朗是生產電風扇開關―琴鍵開關―的隱形冠軍。現在業內還有100余家琴鍵開關生產廠家，但由于天朗已經擁有70多項琴鍵專利，并成為事實標準的制訂者，因此他并不擔心別人仿造。因為仿造將意味著競爭對手的成本優勢蕩然無存，而不仿造則更糟：因為不合標準而沒有活路。

從天朗這個案例推廣開去，我想說明，中國要靠中小企業的長尾戰略締造國家競爭優勢，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絕對的先決條件，必須是走技術創新的道路，否則就沒有長尾最看中的東西―利潤。

當然，問題還不算完。長尾與利基、隱形冠軍，在概念上還有不相重合的部分。長尾理論并不絕對依賴具體細分市場上的利基，也不要求企業一定當細分市場的冠軍（隱形冠軍），它強調的真正重點，是集合長尾。即對整個長尾市場（包括對應的短頭市場），進行一體化的經營。不是薄利多銷，而是薄利合成。也就是說，長尾市場不依靠于規模經濟。從根本上說，規模經濟在長尾戰略中，只是基礎；長尾戰略的真正精髓，在某種特殊意義的范圍經濟方面。

長尾經濟是特殊的范圍經濟

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第5篇

壟斷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必然產生的、與競爭相對立的經濟現象，是發源自市場競爭，又反過來否定、限制、阻止市場競爭的一種“異化”力量，因而是對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極大威脅。簡要而言，壟斷是指在市場交易中，少數當事人或經濟組織（極端而言可以只有一個經濟主體），憑借自身的經濟優勢或超經濟勢利，對商品生產、商品價格、商品數量及市場供求狀態實行排他性控制（直至實行排他性獨占），以牟取長期穩定超額利潤的經濟行為。壟斷的形式多種多樣，例如資本壟斷、技術壟斷、勞動力壟斷和信息壟斷等生產要素的壟斷，更普遍的則直接表現為價格壟斷和與此相關的市場交易份額的排他性控制。法律關注的是經濟行為規范與否，從法律角度考察壟斷，重在行為判定，例如鎖定、操縱價格，劃分市場，價格歧視，操縱投標，獨家經營，聯手抵制，非法兼并等各種濫用市場優勢的行為。

壟斷現象和反壟斷實踐的復雜性在于：第一，資源自然分布不均衡會造成資本進入困難，形成難以避免的自然壟斷，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開發領域以及少數稀有產品的供給；第二，反壟斷、維護公平競爭政策同適度發展規模經濟政策之間的矛盾，常常使對具體的壟斷現象的界定遇到困難，陷入兩難選擇；第三，一般性經濟壟斷，也可以由一時技術的或投資起點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對各種知識產權范疇的技術專利，就需要加以保護，而某些領域由技術原因導致的過高的投資門坎，也很難加以拆除；第四，在復雜的競爭活動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體主觀意志的分歧，對于同一經濟現象或經濟行為是否構成市場壟斷，在理論觀點、政策主張和法律界定等諸多方面相去甚遠，以至陷入曠日持久的爭辯和訴訟之中；第五，行政執法部門在反壟斷問題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擾，一以貫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潔和權威，歷來也是公眾關注、監督的焦點，從而常常是引發懷疑、爭論和不滿的誘因。這些情況常常給反壟斷的立法、司法機構和行政主管機關，帶來極大的困難和麻煩。

壟斷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過種種排他性控制，阻止競爭對手（含潛在對手）的進入，限制公平競爭，損害消費者權益，阻礙技術進步，降低經濟效率，導致經濟停滯。其中，壟斷行為的最典型之處是，人為控制產品生產和供給數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賣方市場”狀態，維持大大高于競爭性市場的產品壟斷價格，以攫取壟斷利潤。可以說，壟斷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竊”，損害的是“全社會”的利益，因而壟斷勢利歷來被視為是市場經濟社會的頭號公敵。

在經濟一體化、競爭國際化的新時期，近年來正出現以飛機制造、汽車制造、信息通訊、金融保險業為代表的新一輪大公司兼并潮，從而推動了壟斷格局進一步升級。為增強本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地位，發達國家理論界、法律界和政府界爭相放寬對市場結構、市場份額和企業兼并的原有解釋和限制，美國明確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勵國際化兼并的政策。這是各國基于反壟斷的競爭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必將對各國的以及國際的經濟集中度、市場份額、市場結構變化，產生深遠的影響。針對這種經濟集中度在國際范圍內加速提高的新動向，有經濟學家發出警告：“過去大規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易甚至比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數十個國家經營，并在每個國家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而合并能輕而易舉地在單個國家的市場建立優勢地位”，因而呼吁盡快建立國際性的反壟斷法，以阻止壟斷行為國際化和大規模貿易戰的進一步蔓延，認為“制定全球競爭法規必將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下一輪談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布賴恩．拉賽爾：《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規》，美國1997年7月31日《商業日報》）。

二、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壟斷現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層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國連續幾年實現了經濟運行和市場狀態的相對穩定，這或許顯示，中國經濟正在步入相對平穩發展的成熟階段，從而已經有能力在某種常態中解決深層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復出現過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熱的劇烈波動。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過后，商品市場的基本供求狀況也沒有發生逆向變化。根據這種長時間、大面積、多品種“買方跡象”，似有理由認定，中國買方市場已經初步形成相對穩定的“常態”，市場機制及其競爭機制已經順其自然地開始發揮基礎性的調節作用，傳統經濟體制的那種國家壟斷各個經濟領域的局面已經基本改觀。

這一歷史性變化具有重大意義，也提出了關注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現是，市場競爭逐步加劇，不公平競爭現象日益突出，低水平無序競爭、惡性競爭、商業欺詐行為急劇增加；不公平競爭中的行政性壟斷、行業性壟斷已對市場發育構成明顯威脅，一般意義上的經濟性壟斷現象也開始顯現；多種現象同時并存、交織，使創建和維護有效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遇到了從未有過的復雜情況和巨大困難。對于這些頗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現象，特別是行政壟斷、行業壟斷，如果任其發展蔓延，定將對市場秩序法制化、規范化建設，構成極大威脅，并阻礙市場成熟化的進程，直至發生“市場變異”，導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應有的曲折和傷害。

反壟斷，作為規范市場秩序的第一主題，以及基于反壟斷的競爭政策立法，在發達國家的爭論、調整、修改和完善從未停止過。在以往的東西方經濟學中，壟斷被不約而同地解釋為資本主義專有的制度現象。根據后來各國的經濟實踐，有理由確認，壟斷作為競爭的伴生物，實屬于一般市場經濟的共同現象，與市場和市場經濟同屬一個經濟范疇。當然，在中國，由于經濟體制處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歷史階段，情況更為復雜，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壟斷現象以外，又有明顯的特殊表現。因此，針對中國市場狀態變化和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壟斷現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對策思路，至于低水平無序競爭、惡性競爭、商業欺詐和經濟性壟斷，雖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壟斷相比，畢竟是第二位的。

中國壟斷現象的特殊性及其由來。中國原有的經濟體制屬于排斥市場機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高度依賴政府機構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帶有國有化趨勢和國家壟斷的強烈沖動。當中國決心改革這種僵化體制之后，隨著市場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場競爭開始獲得了生存空間，與市場競爭相伴的經濟壟斷隨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體制中頗具根基、盤根錯節的行政化、官本位權力機制，也開始尋找新的環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壟斷勢力依托逐步成長、極不健全的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盡可能地、不失時機地為自己營造出了可觀的生存和發展機會。

中國特有的壟斷現象，存在著一個極其鮮明的共同點，即都是在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規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況下發生的，尚缺乏從公平競爭自然衍生壟斷的普遍基礎。在經濟規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場合，能夠導致壟斷的，只有行政權力這個唯一合理的解釋。或者說，中國的壟斷主要不是憑借生產集中度，而是憑借行政權力。傳統經濟體制的種種特征也可歸結為國家壟斷，即憑借國家政權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經濟領域。這種全面國有化和國家壟斷趨勢，固然存在種種弊端，但由此帶來的壟斷利潤是“封著口”的或“全封閉”的，即歸國家所有，由國家支配。“肉爛在鍋里”，泄漏的機會不多。當時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大一統的經濟體制，以及各項配套政策、社會輿論、價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這一點，故染指壟斷利潤、化公為私、化國有為部門地區機關所有的可能性極小。

改革開放，實行放權讓利以后，行政權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家壟斷及其全封閉管理體系已經基本解體，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權讓利多被各個主管部門和地方機關截留，并沒到位。于是，在部門、地區權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經濟市場化這個大舞臺作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壟斷種種“好處”的機會大大增加了。換句話說，壟斷利潤所能夠誘惑的，還主要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而是行政管理機關及其人格化的表現——各級各類政府官員。因此，現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顯表現為由條條塊塊權力格局所造就和維護的行政化壟斷，也即超經濟壟斷或排斥他人進入的超經濟獨占。

中國壟斷現象的特殊表現。行政化壟斷通常發生在權力的集中點，雙重體制的交叉點，監督環節的薄弱點，法律政策的滯后點以及某些資源的稀缺點。而擾亂市場秩序、限制公平競爭的行政化壟斷具體表現則多種多樣。一是部門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機關，強化獨占地位，熱衷于“唯成份論”（國有經濟）和“唯（本）系統論”，制造進入障礙和市場歧視，保護落后，阻止公平競爭；二是濫用權力，走私販私。沖擊市場；三是違規評比，欺騙輿論，制造混亂；四是政企虛假脫鉤，牢牢控制人事權力，保持雙重身份，維持“官商一體”，熱衷權錢交易，破壞競爭秩序；五是公開“設租”，控制信息，從中漁利，排斥公平競爭；六是巧立名目，亂收費用，增加經營成本和市場交易成本，造成了“費大于稅”的混亂、失控局面；七是通過參與立法設計的機會“給自己授權”，將部門利益合法化（針對立法過程中的“行政壟斷”和包辦，社會各界多有異議）；八是行政化壟斷善于自我修復、不斷擴張，在已經被弱化的領域卷土重來，同時向以往不曾覆蓋的領域“進軍”；九是運用行政壟斷控制資源、人為制造短缺，制造省區際的貿易摩擦。

綜上所述，中國特有的行政化壟斷名目繁多，危害極大，而剔除行政化壟斷的難度更不可低估。日本一家報紙就此載文指出：“這種艱巨性體現在各利益集團的抵抗，而官僚集團是最大的利益集團。其對改革的抵抗性也就更大。至今為止，中國的改革一直無法通過官僚機構這一大‘關’。”（日本《時報》1998年1月20日）。從反壟斷的角度理解，改革的阻力來自條塊式利益集團的抵抗。而行政性壟斷是對市場秩序的最大威脅，依它特有的“來頭”和“背景”，足以擊敗市場上的任何對手。由于行政化壟斷勢力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的市場狀態發生了變異，即市場交易中被不斷營造、復制和異化出某種非市場因素，從形式上看似乎很象普通的商品交易，但骨子里人不是按照效率、公開、公正、公平的市場原則行事。于是，市場本應具有的資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競爭環境受到損害和削弱，有限資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則，而是按壟斷市場的“權力網”來配置。故此，行政化壟斷限制了中國規模經濟的健康成長，阻礙了競爭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壟斷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從根本上規范市場秩序的首要環節。這不僅是深化改革、培育國內市場的需要，也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盡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客觀要求。行政化壟斷極大地增加了市場“游戲規則”的主觀隨意性，降低了市場競爭的透明度，因而與市場經濟慣例是格格不入的。國際市場經濟大環境不會長期同一個充滿行政化壟斷的國家打交道，長此以往，只會繼續增加中國進入WTO的難度。

三、中國反壟斷需要采取特殊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