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抵抗權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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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眾多國內外的學者紛紛進行對相對人的抵抗權的研究，我們國家相關法律也對此做了一些類似規定。但是，我國行政法對于相對方的抵抗權的規定一直處于“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狀況，只在為數不多的法律文件中做了規定，因此作者認為行政相對方抵抗權已經能夠在我國法律體制中發現，但是需要對其進行系統分析研究。

［關鍵詞］行政相對方;抵抗權;無效行政行為

Abstract:Atpresent,manyscholarsbothathomeandabroadaredoingtheresearchontherightofresistancerelatedtoman,aboutwhichChinesegovernmenthasmadesomerelevantlaws.However,theAdministrativeLawofChinafortherightoftheresistancehasbeeninan[WTBX]unclear[WTBZ]situationexceptfewlegaldocumentsprovided.TheauthorthinksthattheadministrativerelevantrightofresistancehasbeenembodiedinChina''''slegalsystem,butitneedstobeasystematicanalysisstudy.

Keywords:administrativeoppositeparty;resistancepower;invalidadministrativeaction

關于行政相對方抵抗權的產生可以追溯至抵抗權。在中國，古代儒家的抵抗權思想在世界范圍內是時間上產生最早，而且相當深刻、系統。儒家強調如果政府違背民意實行暴政，人民必須起而反抗。孔子提出在暴政面前反抗君令“罪不在民”的反抗暴政無罪論；孟子進而提出“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的反抗暴政的抵抗權觀念。儒家的抵抗權主張包括拒絕為暴政暴君服務、自由出國遠離暴政暴君、誅暴君誅獨夫等等。

因此抵抗權最初主要從政治和憲法層面提出，然后逐步滲入行政法領域，形成行政抵抗權，即行政相對方的抵抗權。

一、我國行政抵抗權的立法現狀

基于我國官本位傳統和個人對集體、國家絕對服從觀念的影響，我國行政法一直對“無效行政行為”、“行政抵抗權”避而不談，我國法律至今還沒有明確規定相對人享有行政抵抗權。不過，行政相對人的抵抗權在相關立法中已經初露端倪。其中尤其受關注的是《行政處罰法》。《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當場收繳罰款的，必須向當事人出具省、自治區、直轄市財政部門統一制發的罰款收據；不出具財政部門統一制發的罰款收據的，當事人有權拒絕繳納罰款”。

經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自198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企業有權拒絕任何機關和單位向企業攤派人力、物力、財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任何機關和單位以任何形式要求提供物力、財力、人力的，都屬于攤派”。

1993年7月2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農業法》第六十七條規定：“任何機關或者單位向農民或者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收取行政、事業性費用必須依據法律、法規的規定。收費的項目、范圍和標準應當公布。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收費，農民和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有權拒絕。任何機關或者單位對農民或者農業生產經營組織進行罰款處罰必須依據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沒有法律、法規、規章依據的罰款，農民和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有權拒絕。任何機關或者單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農民或者農業生產經營組織進行攤派。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任何機關或者單位以任何方式要求農民或者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提供人力、財力、物力的，屬于攤派。農民和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有權拒絕任何方式的攤派。”

類似的規定還有國務院于1988年頒布的《禁止向企業攤派暫行條例》第三條規定：“禁止任何國家機關、人民團體、部隊、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以下統稱單位）向企業攤派。”第十三條規定：“企業有權拒絕任何單位的攤派。企業對收取費用的項目性質不明確的，應當向收費單位上一級人民政府的財政部門報告，經審查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才能支付。”《山東省農民負擔管理條例》（注：1991年10月22日山東省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1992年11月21日山東省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修正）第二十一條規定：“各種罰款必須嚴格按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項目和標準執行，并使用財政部門統一印制的票據，否則被罰款的單位和個人有權拒付。”1993年頒布的《北京市文化娛樂市場管理條例》（注：1993年9月17日北京市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第二十八條規定：“經營者有權拒絕非管理機關和無檢查證人員的檢查；有權抵制非發證機關扣繳或者吊銷文化娛樂經營許可證、安全合格證和營業執照。”

二、行政抵抗權的內涵

行政抵抗權是憲法層面上的抵抗權在行政法領域的體現和具體化。它主要指行政相對人個體對行政行為所設置的義務進行抵制和不服從的權利。其含義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抵抗權的抵抗對象來看，主要針對的是行政權；第二，從抵抗權的行使主體來看，主要是受到該行政行為影響的相對人；第三，從抵抗權行使的目的來看，主要是為了保護行政相對人的權利和利益。也就是說，行政抵抗權是以保護個人權利為目的，由受到不良行政行為影響的人行使的個體性的反抗。

而行政抵抗權的本質屬性，無外乎以下幾個方面：

1.派生性

行政抵抗權的派生性，指行政抵抗權源于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公民的自由權利。有學者認為自由可以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前者由三個命題組成：“不受他人干預”、“限制自由是因為存在著比自由更高的價值”、“保留最低限度自由”，而后者的核心思想是“自我實現，做自己的主人”［1］。也就是說作為公民個體并非無所不能的，但也并非是無所作為的，一旦武斷、專橫的權力行為侵害公民的自由，后者便具有抵制、反抗的權利。如果發生在行政領域，行政相對人才享有行政抵抗權。因此，這種行政抵抗權具有派生性。

2.非暴力性

從抵抗權的行使方式這個角度而言，抵抗權的行使應該以非暴力的形式表現出來，倘若抵抗權的行使以暴力為其表現方式，則不屬于本文所談論的抵抗權范圍，抵抗權本質上是反對暴力的，為一種和平抵抗權。另外從平衡論的角度而言，這種非暴力性質的抵抗權的行使，能平衡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權利和義務，促進法治行政的實現。當然，這也需要視具體情形而定。例如，若行政公務人員當場命令并強逼公民去從事犯罪行為的，對于這種肯定無效的行政行為，公民可以在不危及生命安全的情況下以適當的暴力擺脫公務人員的強制。

3.事前性、效率性

在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遭違法的行政行為侵害時，公力救濟毋庸置疑有其巨大優越性，但其存在的問題首先在于它的事后性，公力救濟僅能在相對人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后尋求救濟，其次是它的低效性，往往非常耗費社會資源，而且要得到救濟需要很長的訴訟時間，正如西諺所謂“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抵抗權的存在恰好彌補了公力救濟的不足，使得相對人不僅僅在受到侵害后方能夠得到救濟，而且能夠在侵害發生前、行政行為作出時、作出中都一直維護其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并且由于這種權利的行使限定在非暴力范圍內，又不會對社會秩序產生危害。行政抵抗權作為一種私力救濟手段，具有事前性和效率性，可在社會秩序和權益保護間達到一種完美的融合。

4.嚴格的受限性

眾所周知，行政權擔負著多元化的價值目標，既要保護、發展公民個體權益，又要維護公共利益、增進公眾福祉。因此需要良好的秩序，高效地管理公共事務。而行政抵抗權的行使能夠使相對人直接抵制行政主體為其設定的義務，從而阻止行政行為效力的實現，所以其行使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反之，假如無限制地賦予相對人拒絕履行行政權力為其設定的義務的資格，對行政所要求的持續、高效、迅速顯然是致命的。西方國家公民抵抗權的憲政實踐也證明，相對人行使抵抗權要受嚴格限制，一般要求在“不可能采取其他防衛手段”、“不能訴諸公共權力的場合之下”。我國相關立法也注重對其行使的限制。

5.一種程序權利而非實體權利

程序權利是為制約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在一定的法律程序中為公民設定的權利。據此，程序層面的抵抗權主要表現為行政行為運作過程中相對人的一種程序上不服從、不配合、不履行的方式或者狀態。它不包含相對人主動作出某種行為，尤其是強力行為的內容。易言之，抵抗權是相對人的一種不作為權利而非作為權利。

三、行政抵抗權與相關概念的區別

要準確理解行政抵抗權，還應當注意行政抵抗權與相關概念的區別。

1.行政抵抗權與正當防衛

正當防衛權，又稱積極抵抗權、攻擊性的抵抗權。我國《刑法》第二十條第1款規定：正當防衛是指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并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行為。行政法領域的防衛權是指行政相對人對無效行政行為所享有的正當不服從權利［2］。該條文將“正當不服從”喻為一種“溫和的抵抗權”；而行政抵抗權指行政相對人個體對行政行為所設置的義務進行抵制和不服從的權利。這兩者有其相似之處，即均屬于一種“自力救濟”，但是兩者之間的區別也非常顯著。

(1)行政抵抗權與正當防衛針對的對象不同。行政抵抗權主要針對的是行政行為，而正當防衛則可以針對一切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行為。

(2)行政抵抗權與正當防衛行使的方式不同。行政抵抗權主要通過進行抵制和不服從，其手段從本質上講屬于“非暴力”。正當防衛不但不禁止使用暴力，而且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必須使用暴力進行正當防衛。

(3)行政抵抗權與正當防衛行使的主體要求不同。行政抵抗權的行使主體只能是受該行政行為影響的相對人，其他的主體無權享有此項權利。正當防衛可以由受不法行為侵害的主體進行，也可以由其他主體來進行。

(4)行政抵抗權與正當防衛行使的目的不同。行政相對人行使行政抵抗權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其本人的合法權益，正當防衛主體進行正當防衛的目的可以是為了保護本人的人身、財產權利，也可以是為了保護他人的人身、財產權利。

2.行政抵抗權與行政救濟權

行政救濟權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直接侵害其合法權益，請求有權的國家機關依法對行政違法或行政不當行為實施糾正，并追究其行政責任，以保護行政管理相對方的合法權益的權利。與行政抵抗權相比較，這兩者有相同之處，都是針對行政行為，并且都是由相對人所享有的。但是，也存在著不一致的地方。

(1)兩者發生的階段不同。行政抵抗權一般可以將其視為一種事前救濟，其發生在行政行為對相對人侵害之前。而行政救濟權只是一種事后救濟，一般發生在行政相對人的權益被侵害之后。

(2)兩者行使的方式不同。行政抵抗權主要是由行政相對人對行政行為采取一種消極的不服從和抵制的權利，相對人不能夠采取一些積極主動的行為。行政救濟權主要是由受具體行政行為影響的行政相對人主動積極地向權力主體提出請求。

(3)兩者行使的程序要求不同。行政抵抗權是一種即時的行政救濟權，相對人采取的是消極的不服從，所以法律對其沒有規定一定的程序過程。行政救濟權的行使，行政法規定了一系列的程序，如行政復議、行政賠償以及行政訴訟等。

(4)兩者行使的后果不同。一旦行使行政抵抗權，將至少導致行政行為暫時無法實現其目的。行政救濟權的行使，無論是相對人申請行政復議還是提起行政訴訟，根據“行政復議不停止執行原則”、“行政訴訟不停止執行原則”，行政主體都可以實現該行政行為的目的。

3.行政抵抗權與妨礙公務行為

妨礙公務行為，是指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行政抵抗權與妨礙公務行為有密切的關系。有學者曾說過：“如果關系人自己認為行政行為無效，須冒一定的風險”［3］。也就是說行政抵抗權如果被濫用的話，很可能招致妨礙公務行為的發生，此時相對人行使行政抵抗權的行為成為妨礙公務行為的表現。

但是，在許多情況下，行政抵抗權的行使，并沒有成立妨礙公務行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1)兩者針對的對象不同。行政抵抗權主要針對有重大且明顯瑕疵的行政行為，也就是說其主要針對是“違法行為”，妨礙公務行為須以公務適法為前提。因此只有在對合法的公務行為進行抵抗才可能構成妨礙公務行為。

(2)兩者的行為方式不同。行政抵抗權主要是由行政相對人對行政行為采取一種消極的不服從和抵制的權利，其主要特點是“非暴力”。妨礙公務行為則強調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其主要特點是“暴力”。

(3)兩者的目的不同。相對人行使行政抵抗權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妨礙公務行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

在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也認為，對國家威信的維護和國家利益的保護，絕不能以犧牲人民的合法權利、破壞法治為代價［4］。

行政相對人可以對侵害其合法權益的違法的行政行為進行抵抗，但是并不意味著相對人可以任意行使抵抗權。行政抵抗權是針對行政行為的，一旦抵抗不當，將會影響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所以，也應當為相對人抵抗權的行使設定合理的條件，使之既能行使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又不會影響行政效率，妨害公共利益。

［參考文獻］

［1］戚建剛,關保英.公民的拒絕權若干問題探析［J］.法商研究，2000，（4）：26.

［2］沈巋.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為無效理論及其實踐之探索［J］.中外法學,2001,(1):118.

［3］哈特穆特•毛雷爾.行政法學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54.

［4］劉會軍.論行政相對人的抵抗權利［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4,(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