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裝備業與服務業的共生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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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生產性服務企業給制造企業提供某種服務時，它們就有機會或以某一頻率“緊密工作”，當它們建立一種互利關系并因為與對方的關聯而獲益，則形成共生關系。作為制造業中間投入服務的提供者，生產性服務企業通常比自我提供服務的多數制造企業在提供生產性服務上具有專業化優勢和規模優勢，因此，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共生不僅能增加制造業的績效，而且能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3］。同時，學者們對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共生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2007年，唐強榮、徐學軍等運用交易成本理論探討了基于共生介質和共生界面的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共生組織模式和交易類型之間的對應關系，2009年又進行了構建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共生發展模型的初步嘗試，并用全國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3－5］。胡曉鵬、李慶科運用1997年和2002年蘇、浙、滬三地投入產出表，通過動態比較，揭示三地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共生關系的基本特征，并對其共生狀況進行評價［6］。杜珠英等運用logistic模型論證了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共生關系的行為模式選擇機制［7］;聶娜等運用共生理論及經濟學的共求分析方法，分析了物流企業與制造企業共生關系形成的條件以及雙方共生關系的演化規律［8］。總的來看，目前國內學者從生態學角度，對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共生關系的探討，大多是針對全國或東部發達地區，主要運用投入產出法，分析兩者間的產業關聯度和變動趨勢;或者是利用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常規統計數據，采用協整等計量方法對兩者間的互動影響程度進行研究。研究成果雖然不少，但是，現有研究無論是在研究方法還是指標選擇上都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方面，并且國內關于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制造業的核心組成部分)關系的研究非常少見。本文期望通過產業規模、結構、成長和效益等4個角度，構建了基于耦合協調度的“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系統”共生評價指標體系，期望能更全面地反映兩產業特征;利用基于耦合協調度的“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系統”共生評價模型，對全國及31省市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的共生關系進行研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現有研究領域和方法進行豐富和補充。

一.基于耦合協調度的“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系統”共生評價模型在產業經濟學領域，所謂“耦合”一般指兩個產業間的相互依賴、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兩產業子系統間的耦合形成耦合系統。產業經濟學中的耦合協調度分析法就是借鑒物理學中的耦合協調度模型構建耦合系統，采用囊括多指標的耦合協調度指數分析和比較二者在不同區域的綜合協調發展狀況。本文運用基于耦合協調度構建“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系統”共生評價模型，分析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的共生狀態，所依據的理論基礎主要是:第一、共生與耦合協調的核心都是合作與協同。從內涵看，經濟學角度的共生是指共生單元之間為了提高各自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展開功能上的合作，從而形成一種相互依存、優勢互補、聯系密切、相互促進發展的關系。耦合協調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產業通過各種作用形成相互依賴、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現象，且在兩個產業形成的統一整體和諧一致。因此，共生與耦合協調是相通的，它們的核心都是合作與協同，無論是耦合協調還是產業共生都是指兩個產業間的相互依賴、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齊振宏等學者運用生態學中共生的種類即寄生、偏利共生、互利共生等原理對耦合進行了分析［9］，為產業共生與耦合協調的統一性奠定了理論基礎。第二、共生與耦合協調都具有融合性、互動性、協調性等共同特征;第三、耦合協調度分析法與目前普遍運用的投入產出法相比更具優勢:耦合協調度分析法需涉及眾多指標，因而能更全面地反映兩產業的共生關系，且可以進一步分析影響兩產業共生的內部因素。

(一)構建基于耦合協調度的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共生評價模型參考相關學者文獻，本文構造基于耦合協調度的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共生評價模型，其公式如下［10］:D=(c•T)θ，c=2u1u2(u1+u2)槡2T=au1+bu2上式中，c為耦合度，c∈［0，1］，c值越大，說明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兩個子系統之間的協調水平越高，反之則越不協調;D為耦合協調度，T為反映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兩者整體協同效應或貢獻的綜合評價指數，ui(i=1，2，…n)為構成耦合系統的第i個子系統的綜合序參量，θ、a、b為待定系數，取θ=0．5，a=0．4，b=0．6［11］。ui=∑si=1λijuij，其中λij為各指標權重，uij為變量對xij系統功效貢獻的大小，uij=(xij－nij)(mij－nij)(uij具有正功效);uij=(mij－xij)(mij－nij)(uij具有負功效)，其中，xij(j=1，2，．．n)為第i個序參量的第j個指標值，mij、nij是序參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的共生水平評價標準。

(二)構建基于耦合協調度的“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系統”共生評價指標體系為了全面揭示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之間存在的依賴、協調和促進關系，遵循兩產業的發展特征，本著科學性與實用性相結合、系統性與層次性相結合、動態性與穩定性相結合等原則，立足現行的統計核算體系，從產業規模、結構、成長和效益等四個角度，分別對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兩個子系統構建了包括4個一級和18個二級指標的基于耦合協調度的“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系統”共生評價指標體系。通過對該指標體系進行的灰色關聯度分析，計算得出的關聯度均在0．5以上，各指標間平均關聯度也在0．7以上，說明該指標體系是有意義的。然后，采用層次分析法，基于30位專家問卷調查，完成了生產性服務業和裝備制造業一級指標和二級指標權重的確定及一致性檢驗。構建的基于耦合協調度的“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系統”共生評價指標體系。

二.評價結果及分析收集2006－2009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稅務年鑒》及全國各主要地區的統計年鑒，獲得相關原始數據。其中，裝備制造業統計范圍包括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器材、金屬制品、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通用設備、專用設備、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裝備制造業等8個細分行業，生產性服務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零售業;金融業;房地產開發;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堪查業等7個細分行業。

(一)評價結果在對原始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后，利用上文構建的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計算得出全國31省市裝備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綜合序參量u1、u2的值(如圖1所示)和全國31省市的耦合協調度，并據此對全國各主要地區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基于耦合協調度的共生水平做出判斷。全國31省市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基于耦合協調度的共生水平的具體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二)結果分析(1)全國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總體共生水平為“初級共生”，且近年間無明顯變化總體來看，在2006－2009年間全國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共生水平一直為“初級共生”，全國“生產性服務業———裝備制造業系統”在融合、互動和協調發展等方面還不顯著。另外，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的耦合協調度值在2008年均比2007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1)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上海、廣東、福建等發達地區的裝備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均有相當大的沖擊;(2)2008年寧夏、四川、貴州等西部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較2007年下滑明顯，使得這些地區耦合協調度值的下降幅度較大。這表明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的共生狀況非常不穩定。(2)全國各省市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共生水平差異顯著，發展不均衡根據共生水平的大小可以將全國31個省、直轄市分為三類:第一類“中級共生”類地區，包括廣東、上海、浙江、北京、江蘇、山東六省(市)，其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子系統的發展處于全國前列，且二者的協調程度最高，D值都高于0．7，達到了“中級共生”水平，處于由非均衡共生向優良共生的發展過程中;第二類“初級共生”類地區，包括天津、遼寧、福建、湖北、重慶等20個省(市)，其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平均耦合協調度在0．5－0．69之間，處于“初級共生”水平，基本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兩產業間的融合、互動與協調發展還很不明顯;第三類“無共生”類地區，包括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五省，D值平均水平在0.4－0.49之間，幾乎沒有實現共生，兩產業自身的發展亦相當落后。(3)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的共生水平的空間分布呈由東向西梯度遞減從空間分布看，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的共生水平呈由東向西梯度遞減的態勢。東部地區的耦合協調度的均值為0．70，處于“中級共生”水平;中部地區的耦合協調度的均值為0．60，處于由“初級共生”向“中級共生”演進的階段;整個西部地區的耦合協調度的均值僅為0．50，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剛剛達到“初級共生”水平，同時還有部分西部地區兩產業之間幾乎不存在共生。這一態勢其實與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化進程是一致的: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就好，兩者的耦合協調度就較高，兩產業的共生水平也較高;較之于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滯后些，因此，兩產業的發展均不如東部，其共生水平也就低［13］。這說明兩產業共生水平的高低與裝備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自身的發展狀況緊密相關。(4)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水平滯后于裝備制造業除北京、山西、上海、福建、內蒙古、海南、云南、西藏外，全國大部分地區都是裝備制造業的綜合序參量高于或接近生產性服務業的綜合序參量，說明全國大部分地區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水平明顯滯后于裝備制造業［14］。雖然，山西、內蒙古、海南、云南與西藏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綜合序參量高于裝備制造業的綜合序參量，但是這些地區的裝備制造業并不發達，所以并不能就此說明這些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水平高。因此，就全國而言，只有北京、上海、福建等少數幾個發達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快于裝備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滯后成為影響兩產業共生發展的“短板”。

三.結論，產業共生作為一個客觀的經濟現象，在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中得到顯著的體現。生產性服務業作為裝備制造業的中間投入，它們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相互依賴、共同發展的動態聯系。生產性服務業為裝備制造業節省交易成本，促進裝備制造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增強裝備制造業的核心能力;同時，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對生產性服務業發揮著“拉動”與“推動”效應: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增加了其對生產性服務的需求，進而拉動生產性服務業為滿足這些需求所必須的創新和發展;同時，裝備制造業最新的研發成果和技術在生產性服務業中的應用，又推動了生產性服務業服務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最終，兩產業的共同發展必將帶動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本文通過對2006～2009年全國31個省及直轄市“生產性服務業———裝備制造業系統”共生水平的實證研究，發現當前我國兩個產業子系統的共生水平僅為“初級共生”，且各地區存在明顯差異，發展不均衡，呈現由東向西梯度遞減的態勢，除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區外，全國大部分地區生產性服務業滯后于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這說明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裝備制造業系統”目前在融合、互動和協調發展等方面還不顯著，僅處于生產性服務業強烈依賴于裝備制造業的非均衡共生的產業共生發展的初級階段。所以，我國各地區在規劃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發展時，需要將共生關系的營造作為戰略重點，絕不可將兩者對立起來，亦不可偏廢一方，尤其要高度重視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實現其與裝備制造業的良好協同，通過切實提高產業融合、互動的能力和范圍，推動區域工業化進程和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

作者：劉軍躍，李軍鋒，鐘升單位：重慶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