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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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驗與啟示

（一）政策取向上,總量擴張與結構調整雙向著力、協調配合的財政－貨幣政策運用,既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符合推增總量、優化結構的戰略構想,又有利于把短期政策效應與中長期政策效應有機地結合起來,不致因短期的總量擴張政策舉措,而使中長期的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目標受損受挫。這一經驗之所以特別值得重視,是因為當前問題的性質,既不是簡單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也不是簡單的總量需求不足，而主要是由于轉軌“陣痛”、體制和結構障礙等基本原因所形成的過渡性困難。正是由于這種特點和性質，如果片面強調和實施全面松動的總量擴張政策，就很可能誘發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加重結構調整的困難，造成更多的麻煩和后延性障礙。

（二）政策選擇上,在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加深,國內經濟增長乏力的特殊情勢下,重點實施積極的或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加強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和干預力度，既有理論根據,實踐上也是成功和有效的。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過去一年所取得的經濟增長實績,以及在促進就業、穩定社會等方面的成績，都是有力的證明。

（三）政策配合上，注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雙向協同。在去年的政策運用中，諸如在資金籌集上，定向向國有商業銀行發行國債；在資金運用上，注意財政投資與信貸資金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密切配合；發行特種國債，以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充足率等等，都體現了兩大政策協同考慮、雙向兼顧的特點，收到了較好的成效。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往往認為，財政政策長于結構調整，貨幣政策則優于總量擴張。事實上，無論是在經濟擴張還是在經濟緊縮時期，兩大政策都能對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只不過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如財政或貨幣政策的傳導通路局部受阻），影響的程度有所不同。一年來以擴大內需為主旨的財政－貨幣政策運用，也給我們提供了諸多的啟示，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去年的財政－貨幣政策，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投資需求起了明顯的拉動作用，但對最終消費需求的提升作用還有待加強。傳統的計劃經濟－賣方市場－短缺經濟條件下，習慣于把刺激經濟的重點放在投資和生產上；然而，在買方市場已初步形成的條件下，需要刺激的重點則是消費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從一定意義上講，刺激投資和生產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這只是中間需求，它究竟能對經濟增長發揮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經濟效率，則取決于最終需求的狀況。

（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亟待改進和健全。此次啟動經濟，一些市場經濟條件下慣用的貨幣政策手段，諸如利率、準備金率、信貸的擴張或收縮等，之所以作用效果不甚明顯，固然與體制、制度和結構障礙直接相關，也與政策傳導機制或傳導路徑的缺乏和阻滯有很大關系。比如，長期以來的信貸投放對象，都是國有企業和所謂物質生產領域，而對消費需求的刺激作用甚微；非國有經濟部門的信貸“饑渴”現象也一直是一個久議而待決的問題。這些方面的政策傳導梗阻，必然對貨幣政策的應有功能產生弱化作用。

（三）在體制、制度、結構等方面的問題依然突出的情況下，不宜過分夸大宏觀經濟政策，以及政府干預的功能與作用。因為上述問題，會對財政－貨幣政策賴以發揮作用的政策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乃至干擾和破壞。因此，必須把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決體制和結構障礙，創造良好的宏觀政策環境，與充分發揮財政－貨幣政策的調控功能有機結合起來，使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二、政策建議

（一）加大財政－貨幣政策直接啟動消費需求的力度。鑒于消費需求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關鍵性作用，今后的財政－貨幣政策取向，在繼續加強投資刺激的同時，似應特別注重對消費需求的引導和拉動。這方面可供選擇的對策，除了切實調整供給結構，增強產品的市場適應性，逐步拓展銀行消費信貸、買方信貸以外，更應注重對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與完善，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預期，以收入預期、實際購買力的提高，以及不確定性預期支出因素的減少，來促進消費預期、消費需求的增長。為此可供選取的政策舉措主要有二：一是認真貫徹落實對企業和農民的減負政策，為提高職工和農民收入水平創造條件；二是國家財政可適當增加轉移性支出比重，尤其是定向增加對城鎮低收入者的生活（工資）補貼、增加對公教人員的住房補貼，以及加大國家財政對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理論和國內外的實踐證明，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補貼，不僅是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公平的客觀需要，而且其直接轉化為即期消費需求的比例也最高最快；定向增加對國家工薪階層的住房補貼，不僅可以緩解現行低工資與住房貨幣化的尖銳矛盾，而且是使建筑業成為支柱產業的一個重要推力；社會保障制度的盡快建立，則是消除目前大多數人消費后顧之憂，消費心理不確定性的一個關鍵性因素。至于增加后一類支出的財政資金籌措，近期可考慮通過優化支出結構，有效利用國有存量資產，以及增加經常性收支節余中用于此類支出的比重（建設性支出需要更多地依靠國債發行）等途徑來加以解決。

（二）加大發行專項建設國債的比重。我國的國債發行，從經濟大環境來看，目前雖仍有較大的游刃余地，但從財政本身的承受能力，特別是從已經畸高的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來看，又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和制約，必須慎而為之。一個既能維持一定的發債規模，又有利于減少財政債務壓力的辦法，就是增加專項建設國債的發行比重。所謂專項建設國債，就是將此類國債的發行，以及項目投資、項目經營和還本付息等活動，建立在運用這些國債所形成的資產及其收益上，并最終以（國有）資產轉讓和經營收益，作為還本付息的財產基礎和資金來源。這種做法，能收到刺激經濟、減少財政債務負擔、提高投資的資本化（資本金）程度、增加國有資產比重和控制力、優化經濟和產業產品結構等多重功效。事實上，除了某些所謂“純公共產品”之外，現有的許多財政性投資對象（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都可考慮和試行這種籌投資形式。

（三）加大對企業和民間投資的引導與鼓勵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資力度，是在特殊情況下采取的暫時性舉措。長遠看，企

業和民間投資的活躍才是至關緊要的。在這方面，我國也有很大潛力和政策空間。比如，充分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經濟手段，以充分調動和吸納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方面的投入，可收到“四兩撥千斤”之效。為此，在社會投資來源、銀行可貸資金較為充裕的條件下，從有限的國家財政投資中，拿出相當的比重來起這種杠桿或帶動作用，肯定能比財政的直接投資、全額投資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又比如，可以有選擇地運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稅收支出（稅收優惠）等手段，以引導和刺激企業的科研開發和技改投資熱情。

（四）加大對非國有經濟的融資支持力度。在直接融資方面，主要是創造條件，健全法規，逐步放寬和取消對非國有經濟，特別是內資企業在股票、債券發行方面的一些不合理限制，用統一的標準和尺度來選擇和確定上市公司、發債企業對象，消除在這方面所存在的所有制歧視象及非公平待遇。在間接融資方面，則應從建立健全為非國有經濟服務的金融機構，以及采取措施，提高現有金融機構對非國有經濟部門的貸款份額這兩個方面入手來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