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公開是實現社會公正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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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干部制度，是對傳統干部任用制度即委任制的超越，在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歷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種制度因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用人原則而備受關注，被認為是“干部選任制度的革命性變革”.它實現了五個轉變，即從“以人選人”到“以制度選人”、從“伯樂相馬”到“賽場賽馬”、從“評官”到“考官”、從“少數人選人”到“讓群眾更多地參與”、從“暗箱操作”到“陽光作業”的轉變。盡管公選推行的時間不是很長，但其優勢已充分顯現出來。據了解，大多數公選干部在新崗位上表現出色，成為所在部門和單位的骨干，然而，這并不代表公選制度是完美的制度，公選制度在具體實踐中也存在著諸多問題。有專家表示，公選把住了干部選拔任用的“入口”關，同時需要研究“出口”這一關怎么管。比如，公選干部任職后，如何加強教育監督？對不能勝任的干部，又該怎么“退場”？我們在認同公選的優越性與積極性的同時，有必要告誡公選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要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來應對已經產生的或可能產生的各種弊端，從而使公選制度日臻完善。

這就提供了這樣一種思考，如何從重選拔輕管理向選拔與管理并重方向推進。公選最大的優點在于能夠發現優秀人才，但是由于選拔過程中不能排除偶然性因素的影響，選拔出來的干部是否真正優秀，還需要在實踐中予以檢驗。這就要求我們從過去重視公選領導干部的產生過程，轉到既重視選拔又重視試用期的跟蹤管理上來。如何加強對試用期公選干部的跟蹤管理和培養提高，也是今后需要探索的方面。政府行政追求的終極目標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行政公開是實現行政公平、公正的前提。“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沒有公開就沒有監督，為了促使行政機關切實履行行政公開的義務，有必要通過立法設立外部監督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公民及時獲得決策信息，使政府能夠快速直接地聽到群眾的呼聲和要求，政府的決策能力會因此得到提高，公民參與的積極性也會相應得到提高。

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者們從“經濟人”假設出發，認為政治領域中的選民和經濟領域中的消費者的動機是一樣的，即出于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原則，在政治領域中的投票行為取決于投票所獲得的收益和投票所支付的費用之比。公共選擇理論的經濟人假設在公共行政領域中不僅適用于政府的內部官員，也同樣適用于政府生產公共產品的的消費者（公民）。出于經濟人假設導致的參與障礙，要消除這些體制性因素，就要考慮如何減少公民的參與成本。制度的建設不應只限于對決策者的控制和約束，由于公民的經濟理性分析導致的對參與政治的消極反應，同時應該考慮來自外部的強制性和激勵性。這在奧爾森的分析模式中就被稱為“強制的民主接受”和“選擇性激勵”。在現行的民主制度下，由于個人具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個人就有可能單方面拒絕承擔集體決策和實現公共產品供給所應承擔的成本費用。因此，公共選擇學派的某些學者認為，公民參與除了具有追求利益的驅動力外，集體或組織還必須對其成員保持一種外在強迫力，以便化解其內部一些成員“理性無知”和“搭便車”的策略企圖，使集團內和組織中的成員能夠協調一致，共同行動，來實現集體目標和公共利益。

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干部制度，進而實行更大程度上的政務公開，增強行政的透明度，體現行政的民主，滿足公眾知悉的權利，有利于提供公民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增強行政的監督效果。然而，我們還不能滿足于此，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公正，必須培育公民的責任意識，通過公民文化素質的提高，政治民主環境的建設，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積極參與的氛圍，增強公民的政治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