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指揮權中立公正價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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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法官中立與訴訟指揮權的關系;美國、法國在訴訟指揮權不破法官中立方面的具體做法;我國現狀及與兩大法系之比較;訴訟指揮權不破法官中立之路徑等進行闡述和分析，包括了居中解決糾紛爭議需要居中者不偏不倚、客觀公正,此乃人之天性使然、縱觀兩大法系為保證程序公正價值的實現、革除舊觀念等，具體資料請見：

［論文摘要］法官中立源于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是程序公正價值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它不僅要求法官同爭議的事實和利益沒有關聯性,更要求法官在案件審理中保持超然中立的消極態度,唯如此才能保證人們對審判的信賴。但無論如何在民事訴訟中配置訴訟指揮權也不能破壞法官中立,這是公正之法則。

［論文關鍵詞］法官中立;訴訟指揮權;程序公正價值;民事訴訟模式

1法官中立與訴訟指揮權的關系

居中解決糾紛爭議需要居中者不偏不倚、客觀公正,此乃人之天性使然。“任何人不得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這一古老的西方“自然正義”的重要法則,正是順應了人類這種“天性”而建立的,從古至今不管人們對公平、正義作如何理解,其居中裁判者保持“中立”地位的準則亙古未變。這條法則給了我們一個重要啟示,即法官中立必須做到,“法官同爭議的事實和利益沒有關聯性；法官不得對任何一方當事人存有歧視或偏愛。”它表明在民事訴訟中,法官與當事人之間應保持等腰三角形的關系,法官的行為應當處于消極、被動的中間地位,且應持客觀、超然的態度。當然,這里的“消極”、“被動”并不等于說法官無所事事,就算做到了“法官中立”,并貫徹了“法官中立原則”,恰恰相反,法官必須根據法律的規定,積極主動地運用手中的訴訟指揮權,公正無私地解決雙方當事人的爭端。所謂訴訟指揮權,是指法院為了保證程序的進行依據職權運行訴訟程序的權能。內容包括：①指定或變更期日、期間、終止訴訟程序等；②在庭審中指揮當事人進行合理、有效地辯論；③根據辯論的實際情況,調整辯論順序,對辯論進行限制、分離或者合并；④對當事人之間不明確、不清楚的陳述及主張行使釋明權,促使當事人補充或完善自己的主張。其法理來自于民事訴訟程序所具有的公法性質,其中滲透著國家意志和社會的公共利益,正如日本學者谷口安平所說,民事糾紛,“即使開始純粹是私人間的事務,一旦交給法院處理就變成了公共事務”。加之“有人相信,要獲得‘正確的’判決只有犧牲當事人按其個人認為合適的方式控制其事務和進行訴訟的自由,而且也只有通過司法的力量來處理案件,案件才會更高效地審理,因為法官已經熟悉案件的處理,爭議點將會被縮小,無關的爭議將會被排除。”所以人們現在所講的“法官中立原則”實際上是從民事訴訟程序公法性質中法院(法官)訴訟指揮權的角度來談論的。

2美國、法國在訴訟指揮權不破法官中立方面的具體做法

下面讓我們來看看美國、法國這兩個在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在其民事訴訟程序中是如何圍繞“訴訟指揮權”不破“法官中立原則”,并使二者和諧統一在一起,進而達到二者平衡之目的的。

美國法院(法官)所享有的民事訴訟程序指揮權,按有的學者說“很難用一種固定的模式框架來加以歸納”,其實,美國法官會根據不同的案件來行使訴訟指揮權指揮訴訟程序進行的,一般情況下,較為單純的侵權行為案件、契約糾紛案件以及家事案件,律師無論在證據開示程序、還是在庭審程序中都掌握著主動權,也就是說,法官對這類案件采取較為消極、中立的態度,但對于一個案件涉及多名原告或被告以及各當事人委托數名律師的情況下,即特別復雜的案件,法官將會較為積極地行使訴訟指揮權。因為此時律師與律師之間可能會在日程安排上出現分歧或對是否存在構成濫用開示程序等問題上發生爭議,所以此時法官積極介入,對雙方爭議點的確定、對證據開示日程的確定和對證據開示范圍的確定具有重要意義,也為日后庭審保持法官“消極、被動”的中立立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我國現狀及與兩大法系之比較

縱觀兩大法系為保證程序公正價值的實現,在圍繞法院(法官)訴訟指揮權不破法官中立原則的基礎之上,盡其可能較為科學、合理地在民事訴訟程序中配置訴訟指揮權。筆者認為,兩大法系訴訟指揮權的配置是以法官中立原則為基礎,在不破壞當事人主導程序的前提下所進行的。盡管兩大法系在訴訟指揮權上都有加強的趨勢,但從分析來看,兩大法系絕不會發展到由法院(法官)來主導民事訴訟程序的超職權主義。因為兩大法系深深懂得民事糾紛的私法性質,所以在民事訴訟程序中,一方面堅持貫徹法官中立原則,另一方面為防止訴訟過分遲延,更快捷地解決糾紛又在保證法官中立的前提下,科學、合理地嵌入一些訴訟指揮權。反觀我國法院(法官)所享有的訴訟指揮權,兩大法系是無法與之相比的,因為我國法院(法官)所擁有的訴訟指揮權是絕對的、無處不在的,所以我們的訴訟模式被稱為超職權主義。在這種模式下,法官中立已不是其應有之義,取而代之的只能是“權力”。十多年的民事訴訟改革,我們只不過是在這種超職權主義模式中“嵌入”了些許“當事人主義”因素,但超職權主義的觀念框架依然故我,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雖然)“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對民事訴訟的發生、發展和終結有重大影響,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訴訟行為對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有促進作用。但是人民法院的審判行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具有決定性意義。”在這種理念支持下,想要切實貫徹實施法官中立原則,看來只能是“水中望月”,難怪曾幾何時有人為兩大法系逐步增強的法院(法官)訴訟指揮權而振臂歡呼,似乎為我們堅持超職權主義找到了現實依據,這恐怕也是直接導致近年來我國法院(法官)的超職權主義有所回潮的主要原因吧。筆者以為,要想切實貫徹實施法官中立原則,必須切實樹立“以人為本”思想,以當事人為程序主導中心的訴訟程序理念,借鑒兩大法系配置訴訟指揮權的成功經驗,確保我國法院(法官)的中立性。

4訴訟指揮權不破法官中立之路徑

民事訴訟改革在我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如果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抓住改革的實質性問題,那么我們的改革之路將更加漫長。筆者以為,民事訴訟改革應將法院(法官)訴訟指揮權不破法官中立作為改革的重中之重。為了使民事訴訟更加接近正當程序,體現司法公正,應全面遵循“法官中立原則”,把法官中立作為做好民事訴訟工作的準則,一切訴訟工作以法官中立為出發點，同時在法官中立的基礎上科學、合理地配置法院(法官)訴訟指揮權,并使之不致突破“法官中立”的界限。那么訴訟指揮權不破法官中立有哪些路徑呢？

4.1革除舊觀念,建立新理念我國1991年《民事訴訟法》較之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減少了一些法院(法官)訴訟指揮權,相應增加了一些當事人主導訴訟程序的規定,但是,1991年《民事訴訟法》與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都制定于計劃經濟時代,其訴訟觀念基本延續前蘇聯的做法,法院(法官)對于民事案件大包大攬,當事人則成了案件中消極被動的一方；在民事訴訟中只見法院(法官)積極地行使訴訟指揮權，卻難見法院(法官)消極、被動、超然保持中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經濟交往增多,人們的權利意識逐漸增強,通過訴訟來解決糾紛的人越來越多,法院(法官)對各種民事糾紛已不可能再大包大攬,于是舊有觀念與新理念之間必然發生激烈沖突。所以筆者認為,當今民事訴訟改革應徹底革除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舊有觀念,以確立法官中立,并輔之訴訟指揮權的新理念,緊緊圍繞法官中立來構建我們的民事訴訟程序,只有抓住了這個工作重心,才能最終契合21世紀“公正、效率”的司法主題。

4.2法院(法官)的訴訟指揮權應受到有效制約前面已論述過,在民事訴訟過程中,為確保司法公正,法院(法官)必須保持超然、消極被動的態度,可以說,法官中立是正當程序中的“魂”,缺少了這個“魂”,哪怕訴訟指揮權再多,也只能是“南轅北轍”。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可以沒有訴訟指揮權,頂多是造成訴訟遲延,但如果沒有法官中立,將影響的是司法公正。“中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法官在庭審過程中所享有的權限過大,幾乎達到不受限制的地步。這不僅不利于全面準確地揭示案件事實真相,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訴訟程序的正義性基礎,應當對之進行重新改造。”相比之下,兩大法系各國都對法院(法官)的訴訟指揮權加以嚴格地控制,甚至對法院(法官)不當或錯誤地行使訴訟指揮權給予當事人救濟機制保護,較好地體現了法官中立的形象。所以筆者以為,在未來的《民事訴訟法》修改中,法院(法官)的訴訟指揮權在民事訴訟中應當受到有效的制約,即在修改法中有具體的硬性規定。

總之,對于具有私權性質的民事糾紛,作為具有國家意志的民事訴訟程序在解決民事糾紛中,理應將程序的主導權交與訴訟當事人,法院(法官)只應消極、中立地充當“第三者”,并只在控制訴訟程序、提高程序效率等方面才可以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否則將難以在民事訴訟中接近正當程序,并難以做出讓人信服、公正的法律裁判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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